XLIX1/2（1988/9）；139，转译王绂的诗及其《北京八景图卷》，《居庸叠翠》（1414年绘）。
朝廷的官员们附和皇帝的意图，很快地同意迁都这个既定的计划。因为早在永乐元年（1403），也就是登基的次年，朱棣就已经下令将北平易名为“北京”，并在当地设立一个具备六部与军事分支机构的过渡时期政府。译注：此即“北京行部”。但北京行部并非具备六部的“行在”过渡政府，而仅是“北京”的地方政府而已。有关明代北京行部的研究，参见徐泓，《明北京行部考》，《汉学研究》，第二卷第二期（1984年12月），页569—598。在永乐元年之后的几年之间，12万户的老百姓被重新安置在北京，而新都城的兵力，则由九边译注：明代的九边，指防守北方的九个军镇，从东至西分别为辽东镇、蓟镇、宣府镇、大同镇、太原镇、延绥镇、宁夏镇、固原镇、甘肃镇。及三大营译注：明代的三大营，指的是五军营、三千营、神机营。派兵支援驻守。
朱棣的迁都计划，目的不只是在为其旧封地增添光彩而已。朱棣跟他的父亲都充分地体认到必须以拥有强大卫戍部队的北边城市，来抵挡蒙古持续入侵的威胁。然而朱棣对于兴建北方新都这件事，似乎已经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就像宝船船队的远航一样，如何实践迁都北京的计划，跟这位篡位的皇帝如何看待他本身，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无论是在规模和华丽的程度上，或者由疯狂地追求完美这个角度去观察，在在都反映了朱棣对于证明本身帝位的合法性那种永不满足的需求。正如宝船船队令国外诸王赞叹不已，使他们充满敬畏（或被迫）而承认明代第三任皇帝的伟大一样，紫禁城的壮丽也是朱棣追求正统的表现，当紫禁城最后完工时，亦可谓天下无双。紫禁城在陆上，而宝船船队在海上，代表朱棣的权力，同时也象征他具有无可置疑的正当性来支配这个权力。宝船船队与北京的紫禁城将会遗留下来，成为永乐皇帝在位22年永恒的遗产。
永乐十四年，大运河整治完成。在短短的5年之中，长达130多英里的运河得到疏浚，并且建了38座船闸。到此时，北方的新都城可以从南边得到更充分的补给，工程也可以加速完成。朱棣不但指示紫禁城宫殿的施工，并在隔年亲自前往北京监督这项工程。计划中预定建造800间以上的厅堂，包括三幢主要的大殿、三座寝宫和百间以上分别作为办公、档案保存、藏书、工厂、匠作坊、库房之用的房间。所有主要的建筑都井然有序排列在一条南北走向的轴线上，形成对称的格局，反映儒家强调稳定与协调的理想原则。而紫禁城这个名字，则取自中国人所称呼的紫微星座，因为天上的皇帝象征——北极星，就是位于紫微星座的中央。当时朝廷登记有案的为帝国服务的专业工匠，计有62种不同的专业领域，总共232089人。除此之外，超过一百万的工人在北京从事一般的建筑工作，而数十万计的人口，则散在帝国的各个角落投入伐木与采石的工作。在永乐十五至十八年（1417—1420）间的施工高峰时期，估计全中国总数6000万的人口当中，大约有五十分之一投注在紫禁城的工程上。建筑紫禁城所雇用的人力，参见WangoWengandYangBoda；ThePalaceMuseum：Peking；NewYork；HarryN．Abrams；1982；78。在正式定都北京之前这段时期，朱棣来回穿梭于两京，在路途上耗费了相当多执政的时间。他出门总是带着一支护卫部队，包含骑兵1万及步兵4万，还有一个小型政府（称为“行在”），成员来自各部高级官员及办事人员。不但如此，任何可能需要的服务人员，不管是医生、厨子，或者是更换破损封印的工匠，也都一起随行。由于皇帝是上天与地面之间精神上的联系，是宇宙秩序的一部分，他的行动必须小心，不能干扰大自然的力量。所以朗诵祈祷文，奉献牲礼，都是为了安抚沿途的各路山神和水神。这是礼部官员们负担沉重的时刻。
永乐十四年秋天朱棣返抵南京后，于十二月二十八日对郑和下了一道命令，要他护送来访的19国贡使回国。成祖给予郑和朝服、锦绮、纱罗，作为赏赐诸国贡使的临别赠礼，另外还有一枚印玺，用来册封印度西海岸的柯枝国国王。
就如中国之前以承认满剌加国的独立，来遏阻势力强大的暹罗和爪哇各个王国；现在同样也授予柯枝国相同的恩典，来防范该国主要的竞争对手——马拉巴海岸的古里国。据说朱棣亲自为册封柯枝国的碑铭撰文，字句间显示了他在位中期的治国理念。他写道：皇帝之道，与天地相联结，包含各地所有的人民。普天之下，只有惟一的法则，所有的人都受到相同的关怀。他问：“忧戚喜乐之同情，安逸饱暖之同欲，奚有间于遐迩哉？”就像之前的父皇一样，他想见到“远邦异域，咸欲使之各得其所〔于天下〕！”。册封柯枝国的碑文，见于《明太宗实录》，卷一八三：“王化与天地流通，凡覆载之内，举纳于甄陶者，休造化之仁也。概天下无二理，生民无二心，忧戚喜乐之同情，安逸饱暖之同欲，奚有间于遐迩哉？任君民之寄者，当尽其子民之道。《诗》曰：‘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肇域彼四海。’《书》云：‘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朕君临天下，抚治华夷，一视同仁，无间彼此，推吾圣帝明王之道，以合乎天地之心，远邦异域，咸欲使之各得其所，盖闻风而慕化者，非一所也。柯枝国远在西南巨海之滨，出诸番国之外，慕中华而歆王化久矣，命令之至，拳跽鼓午，顺附如归，咸仰天而拜曰：‘何幸中国圣人之教，沾及于我。乃数岁以来，国内丰穰，居有室庐，食饱鱼鳖，衣足布帛，老者慈幼，少者敬长，熙熙然而乐，凌厉争竞之习无有也。山无猛兽，溪绝恶鱼，海出奇珍，林产嘉禾，诸物繁盛，倍过寻常，暴风不兴，疾雨不作，札NB928殄息，靡有害灾，诚王化之使然也。’朕兹德薄，何能若是？非其长民之所致欤？乃封可亦里为国王，锡以印章，俾抚治其民，并封其国中之山为镇国之山，勒碑其上，垂示无穷，而系以铭曰：‘截彼高山，作镇海邦，吐烟出云，为下国洪庞。时其雨醬，肃其烦ND53C，作彼丰穰，祛彼氛妖，庇于斯民，靡灾靡NB928，室家胥庆，优游卒岁。山之崭兮，海之深兮，勒此铭诗，相为始终。’”接受中国的教化与融入中华帝国，柯枝国因此获得五谷丰收与繁荣兴盛的太平恩泽。于是臣服于中国的柯枝国王，也像朱棣一样仰望着天说：
何幸中国圣人之教，沾及于我。乃数岁以来，国内丰穰，居有室庐，食饱鱼鳖，衣足布帛，老者慈幼，少者敬长，熙熙然而乐，凌厉争竞之习无有也。山无猛兽，溪绝恶鱼，海出奇珍，林产嘉禾，诸物繁盛，倍过寻常，暴风不兴，疾雨不作，札NB928殄息，靡有害灾。
永乐皇帝于是把自己当做是一位赋予生命的父亲，不单对城邦小国柯枝如此，同时对世界上所有民族也是如此。这种认知回应了中国固有的观念。天子既为上天之子，当然也就是全天下的统治者。早在基督纪元初几世纪，中国人已经熟知一种观念：天下之大，尽在中国的版图之内，没有所谓疆界之分。（译按：“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假如已经拥有一切，还有什么理由要向外征服的呢？欧洲的侵略行为，超越原本为了满足开拓东西贸易有利环境的需求，这种好战而类似十字军东征的殖民主义，完全和中国人理想中全能的、半神性的天子背道而驰。因此，在朱棣的身上看不到欧洲这种观念。归顺中国所换得的报酬是本身的繁荣；以这种方式对待未开化的民族可以逐渐提升他们对中国的忠诚度，这远比加强驻军的兵力要来得有效得多了。无论如何，如同洪武皇帝在明代一开始就得到的结论，试着在半个地球之外的地方维持驻军是愚蠢的行为，因此朱棣和他的继任者从来没有做过这种尝试。而欧洲各个殖民强权还要再过四百年后才得到相同的结论。
第三部分第八章 神兽的瑞现（3）
离开中国海岸进行第五次远航之前，宝船船队在福建省的港市泉州做了停留。在这里，宝船搭载了当地制造的瓷器，以及远自内地景德镇官窑来的精致青花器皿。而用来海外贸易的茶叶、丝绸及布匹，也都一一上船。船队停留的几个月时间，郑和住在靠近泉州南门的来远驿宾馆，由当地官员竭诚款待。士兵及水手则歇脚于停泊在外海的船舶上。
泉州就像广州一样，成为外船停泊的重要港口已经超过五百年以上，拥有大量的伊斯兰教人口。资料显示，在停留期间，郑和曾经参拜港口附近涂门街的泉州大清真寺，以及城外两位伊斯兰教先知的墓冢。郑和虽然参加佛教的宗教仪式，同时也参加航海人对于道教女神（即妈祖）所举行的祈祷仪式，但并没有因此就淡忘本身的伊斯兰教信仰。他从来没有放弃父亲的信仰，甚至可能在永乐初年泉州伊斯兰教徒的反迫害运动上，扮演重要的角色。
郑和曾经造访的两位伊斯兰教先知的墓冢，位于长满草的山丘顶上，现在是一个广大的伊斯兰教公墓中心区。墓冢由两块石板以及石柱所排成的半圆形结构所组成，上面注记的日期为唐朝。这两位“先知”可能是早期停留在泉州并与当地女子结婚的阿拉伯商人。某位明朝地方官员，在这里树立一块石碑，纪念郑和的造访：
钦差总兵太监郑和，前往西洋霍尔木兹等国公干。永乐十五年五月十六日（1417年阳历5月30日），于此行香，望灵圣庇佑。镇抚薄和日记立。这块碑上的文字，参见Duyvendak；“ThetruedatesoftheChinesemaritimeexpeditionsintheearlyfifteenthcentury”；381，转译泉州灵山伊斯兰教先贤墓行香碑。
郑和行香礼拜的艾苏哈卜清真寺，是由先前留下的建筑结构所拼凑而成的。在这里，信徒们可以从一座建于8世纪的石造露台观察月亮的盈缺，判定伊斯兰斯历九月（Ramadan）译注：伊斯兰历的九月为斋戒月，在这个月中，从日出到日落须斋戒禁食。的斋戒日何时开始。清真寺里有一座可容纳500人的大礼拜堂，还有一座建于11世纪的相当典雅的伊斯兰教尖塔。就在清真寺外有一个庭园，庭园的围墙上有一块石碑，碑上注记的日期为永乐五年六月十六日，署名永乐皇帝。内容描述伊斯兰教的信徒“诚心好善”，“敬天事上，益效忠诚”，“良可嘉尚”。成祖下令保护所有的清真寺。另外他更进一步下令保护伊斯兰教徒：“官员、军民，一应人等，毋得慢侮欺凌［伊斯兰教徒］。敢有故违朕命，以罪罪之！”有关泉州清真寺外永乐皇帝的敕碑，参见陈达生主撰，《泉州伊斯兰教石刻》（泉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页7。译注：其全文为：“大明皇帝敕谕米里哈只：‘朕惟能诚心好善者，必能敬天事人，劝率善类，阴翊皇度。故天锡以福，享有无穷之庆。尔米里哈只，早从马哈麻之教，笃志好善，导引善类，又能敬天事上，益效忠诚，眷兹善行，良可嘉尚。今特授尔以敕谕，护持所在。官员军民，一应人等，毋得慢侮欺凌。敢有故违朕命，慢侮欺凌者，以罪罪之！故谕。’永乐五年五月十一日。”
根据地方上的回教记录，明朝初年伊斯兰教徒确实遭受到相当大的迫害，很多教徒因此离开中国或放弃本身的信仰。原本在元朝末年的时候，伊斯兰教徒估计大约有4万人住在泉州，奉祀七座清真寺。伊斯兰教当局宣称在明朝取得政权时，七座清真寺全数被焚毁。中国人对伊斯兰教徒的敌意，可能与他们曾经担任帮蒙古人收税的角色有关。永乐皇帝的题碑意味着一个事实：时间就算到了永乐五年，反对伊斯兰教徒的情绪仍然余波荡漾；另外一方面，在郑和第二次远航期间，这一年他刚好就在泉州，虽然缺乏确切的证据，不过各种迹象显示，他可能与成祖颁定圣旨（如果不是怂恿的话），保护当地的伊斯兰教族群有相当的关系。而在泉州北方沿海的福州，也获颁类似保护伊斯兰教建筑与教徒的圣旨。译注：福州清真寺所收到的敕谕，与泉州清真寺石碑之文字微有不同。其文字为：“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朕惟能诚心好善者，必能敬天事人，劝率善类，阴翊皇度。故天锡有福，享有无穷之庆。尔米里哈只，蚤从马哈麻之教，笃志好善，导引善类，必能敬天事上，益效忠诚，眷兹善行，良可嘉尚。今特授尔□敕谕，护持所在。官员军民，一应人等；毋得慢□□凌。敢有故违朕命，慢侮欺凌者，以罪罪之！特谕。（以下残缺）”以上两块石碑，皆为翻刻。1956年在扬州，发现了一份诏敕原件，敕文用汉文、波斯文、蒙古文三种文字撰写，今藏于北京民族文化宫。参见陈达生主撰，《泉州伊斯兰教石刻》，页7—8。
在这段期间，郑和确实曾经造访就在泉州北方一个半岛上的伊斯兰教徒小村落白奇村。一般相信为了远航所需，在这里他补充了许多舵手与海员。据说是在元朝灭亡时，有位名字叫做伊本·德广贡（YibenDeguangGong）的阿拉伯商人，从泉州逃到了这个偏僻的地方，所以今日所有的村民，都是他的子孙。小村落的位置迎风，只有一些树，难以抵抗暴风雨侵袭。镇上的建筑物紧紧地聚集在一起，全部都是以石头建造，并且装饰彩色的瓷砖，与其说是中国人的村落，倒不如说更像是一个阿拉伯的村庄。在港口停泊着用来打鱼的平底帆船，这些帆船大部分还是用手工器具制造；在港口附近，有一座建于宋代的小型社区聚会所。白奇村的船夫们说，郑和在永乐十五年（1417）来这里时，曾在聚会所里与村民下象棋；其中有些船夫还记得祖先们所流传下来的故事，就在郑和第五次远航的时候，据说有一艘船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