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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另一本书《规训与惩罚》里面，福柯又考察了监狱、刑场和各种刑罚，发现我们现在表面上看来非常文明的监狱、刑罚等惩罚性方式的背后，其实有着相当复杂和残酷的历史。现在的刑罚不再是以剥夺人的身体、制造人的痛苦来惩罚人，像五马分尸啦、凌迟处死啦，而是采取了剥夺人的时间与自由的方式。后者看起来似乎很文明，但背后掩藏着一种权力意志和很狡诈的文明阴谋。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一书里面要说明的是，在法律的公正背后，是公正这个词被赋予了正当性，这种正当性实际来自于权力。表面上人道的监狱的空间格局，实际上是更高明的权力监控系统。监狱的看守人在最高的高台上，目光可以看到所有敞开的监狱的房间。房间的门是朝中心开着的，狱卒可以监视到所有的房间。大家看过美国电影《绿里奇迹》吧？电影里对这样的监狱格局有所反映。监狱的铁栅门的方向朝着中心，犯人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会受到监控。现在发明的电视监控系统则更加可怕。此时，人的隐私权利、空间移动的权利甚至所有的自由都被剥夺了，在所谓文明社会的观念看来，好像比肉刑文明，但实际上这是非常残酷的，甚至比传统的酷刑更残酷。这种残酷并不像以前那样拿刀子割人，拿鞭子抽人，福柯说，现代社会里，人们把处罚变成精确的计算，把规训和成本计算连在一起，用多少惩罚会使犯罪者感到不划算，从而杜绝他的犯罪欲望。而对于人来说，自由可能相当重要，而监狱就是按照时间来剥夺你的自由，表面上人道的监狱的空间格局，实际上是更高明的权力监控系统。前几天我看到一个电影，说一个人从监狱中回到儿子身边，妻子已经死去，儿子对他很陌生，他在家里感觉非常不习惯。儿子对他也觉得很不习惯，因为他上卫生间时从来不关门，喊他时，他总是习惯性的回答“到”。这些，都是因为他在监狱中住多了，住惯了。如果我们的监狱是非常文明的、比五马分尸之类更文明的话，那么文明的标准是什么？福柯的研究是在追问这两种惩罚方式究竟孰更文明。
在这本书里，福柯对统一的、明确的、可以计量的惩罚进行了分析与讨论。这一点也可以联系中国古代历史来看，中国古代很重视刑典、法律的公布。春秋时代，晋国曾将刑律铸在鼎上，当时有人反对，认为如此一来，百姓就都知道刑罚了，统治者会丧失处罚的权力。与孔子同时代的子产，也曾将法律条文记于竹简并公布出去，得到孔子的赞扬。公开条文的意义其实是很重要的，古代的酷刑里隐含了暴力、滥杀的可能，是以暴制暴，现代的惩罚呢？表面上看好像很文明，福柯分析说，如果说公开的酷刑是对罪行的回答，通过刑罚而展示，那么，现代的量刑惩罚则是用最谨慎、有节制的方式，来表示犯罪的障碍和后果。它包括几个原则。一是最少的原则，就是使惩罚在最低限度超过罪行的程度，而不像酷刑那样过分。量刑惩罚需要计算，如偷盗罪是三个月的监禁，杀人罪是无期徒刑或死刑等等，好像很合理合情。二是充分想像的原则。酷刑是对肉体的施虐，但现代惩罚的不是肉体而是观念，让人对坐牢产生深刻的印象。罪犯被监禁时哪里也去不了，什么也干不成，生活寂寞而单调。当出狱后，痛苦的记忆就会不断地提醒他。三是单方面的效果，监禁使记忆选择了留存中最深刻、最持久的内容，而这些对肉体并未形成创伤。四是绝对确定的原则。现在的惩罚对与犯罪者是绝对确定的，因为法律条文是公开宣布过且得到大家承认的，所以罪行是绝对确定的，所以看上去很公平。福柯认为这是精心计算的惩罚经济学，是一整套的知识、方法、描述、方案和数据，从这里产生了现代性、现代人和现代制度。
从思想史上看，古代和现代的惩罚有什么不同呢？按照福柯的说法，古典时代的公开处决，显示了权力与真理的一体性，法律的公开处决是显示国王、法官拥有处罚人的权力，同时显示自己还拥有道德和真理。福柯认为，古典时代的拷问是法官与疑犯之间的较量，但审讯者进行肉体惩罚时，也具有一定的风险。被怀疑的人如果忍受不住而招供，这当然是权力的胜利，里子面子都胜利了。但如果嫌疑犯挺住了，没有招供自己的罪行，则成了权力的失败。公开行刑就是一种权力审判的方式：它首先要迫使罪犯成为自己罪行的宣告者，让他招认，宣布自己是个做了坏事的罪犯，而且最好沿用忏悔的宗教场面，让他自我忏悔，这样，公开的处罚的一方就象征着真理和正义，被处决的一方就代表了耻辱和罪恶。可是，如果他死不开口，这就麻烦了，观看的人们就会怀疑，这种惩罚是否正当，并且很可能同情被审问者。据说，西方历史有个悠久的传统，一个人如果英勇不屈像圣人一样的死去，则被认为是洗清罪名和获得荣誉的举动。其实，中国也一样，比如《阿Q正传》中阿Q唱着“手持钢鞭将你打”时，旁边的人喝彩；说“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时，旁边的人又喝彩。这时，公开处罚的效果就丧失了。所以，福柯说，古典时代的处罚，有时未必起到规训的作用，并未彻底实现权力与真理的结合。在这本书里面，福柯从1757年巴黎大教堂外的一次残酷的刑罚开始讨论。这一年，巴黎大教堂外举行了一次四马分尸，可是，此后公开的酷刑即这种残酷的、血淋淋的酷刑，渐渐由于现代法规的制订而在欧洲消失了。
大家都知道，现在社会的法律、法制，是理性时代至高无上的词汇，以法治国是天经地义、不容置疑的真理。可是，作为一个批判者，福柯认为这些在本质上是权力和惩罚，更厉害的是，还要人从内心深处接受并认可这种权力。但是，福柯还要继续追问，这是否意味着人道、博爱、理性的胜利呢？过去，我们认为答案是当然的，可福柯对此持怀疑态度。他认为，惩罚从制造无法忍受的感觉的技术，变成了一种暂时剥夺权利的学问，包括一整套剥夺自由的技术和设置，如监狱的看守、监狱的空间构造、处死犯人之前的牧师、精神医生和教父等等。这样，酷刑被非酷刑的体系包装起来了，现代社会的公开法律和处罚条例，看起来相当公平，你看呀，它用宣判和囚禁的方式，使权力与真理和道德文明联系在一起，那些公开的法律条文，好像很成功地取代了公众意志，成了公平和公正的象征，一方面好像法律是社会全体的意志，囚禁人的暴力成为拥有真理的暴力，一方面让大家普遍以为，罪犯就等于是人民公敌。这样，就使人们在内心深处接受并自觉遵循这种权力的控制。大家都知道，现在社会的法律、法制，是理性时代至高无上的词汇，以法治国是天经地义、不容置疑的真理。可是，作为一个批判者，福柯认为这些在本质上是权力和惩罚，更厉害的是，还要人从内心深处接受并认可这种权力，所以他说，现代并不比古代更文明，更合情，只是更隐蔽。所以福柯的问题是，在历史过程中，这些特殊的征服方式是如何被建构起来的，如何取代了以前酷刑的惩戒作用，其合法性从何而来，凭什么一部分人可以把另一部分人的时间和空间的自由权利都剥夺了，这是否真的就比肉刑容易忍受？
《思想史课堂讲录》 福柯的理论与中国思想史研究小 结
五小结
好了，到这里，我们对福柯的介绍告一段落，在最后，我们要谈谈福柯所从事的研究，对于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意义是什么？我觉得，主要是对不言自明的常识的挑战。他把过去历史及人物、事件、思想的分析，转化为对权力和知识关系的分析，这使历史研究尤其是思想史研究，出现了另一种思路。
用一个比喻来说，我觉得，他像是一个过河拆桥的人，把我们赖以立足的所有基础都掀翻了，他的颠覆性实在是太强了，如果真如他所说的那样，大家想一想，历史将如何书写呢？应该说，在思想史研究上，福柯是颠覆性的思想家，也是一个革命的思想家。我要申明一点，这里说的“革命”并非政治术语，只是说这种思想理论有颠覆性。他自己就说过一段话，这段话在《知识考古学》里面，他说，“作为一个思想史家，我想要从头到尾地更新学术规范，无疑的我也想要成就一种新制度，但是，在我无法彻底修改老的分析形式，使其跨越科学的门槛之后，我只好宣称我一向从事的也想要达成的，是一种与以往非常不同的东西。所有的这些努力都为的是要在那已砍伐殆尽的研究领域，另辟一条生路”。用一个比喻来说，我觉得，他像是一个过河拆桥的人，把我们赖以立足的所有基础都掀翻了，他的颠覆性实在是太强了，如果真如他所说的那样，大家想一想，历史将如何书写呢？
【建议阅读文献】
福柯《知识的考掘》，王德威译，麦田出版，台北，1993。
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三联书店，1999。
福柯《疯癫与文明》，刘北成、杨远婴译，三联书店，1999。
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莫伟民译，上海三联书店，2001。
福柯《必须保卫社会》，钱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福柯《性意识史》（增订版），余碧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简单地了解，可以读杜小真主编《福柯集》，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
［法］埃里蓬《权力与反抗——米歇尔·福柯传》，谢强、马月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严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思想史课堂讲录》 后现代历史学的洞见与不见怀柔远人
第三讲后现代历史学的洞见与不见
第三讲后现代历史学的洞见与不见今天这一讲里，我们来讨论一下现在开始引人瞩目的后现代历史学。首先我还是要说明，后现代是一个面目不清，包含了很多取向、思路并不很一致的东西，所以，我这里也不是全面的讨论，而只是略取一点来说说。
一关于《怀柔远人》和《白银资本》在中国的争论
一开始，先让我们来看看两本和中国有关的书。
第一本是《怀柔远人》（Cherishing Men From Afar：Qing Guest Ritual and the Macartney Embassy）。
1997到1998年，香港的《二十一世纪》杂志上，相继刊登了周锡瑞（Joseph W。Esherick）、艾尔曼（Benjamin Elman）、胡志德（Theodore Huters）、张隆溪、葛剑雄、罗志田等人的文章，讨论美国学者何伟亚（James L。Hevia）的《怀柔远人》这本书。这本书在1997年获得了美国亚洲学会的列文森最佳著作奖，这个奖是为了纪念《儒教中国及其命运》的作者列文森而设立的。说起来，美国的汉学界尤其是研究中国古典文明的学者并不是美国学术界的主流，而是处于边缘位置，不过，虽然处于边缘，也有一套自己的系统，在这个圈子里，美国亚洲学会的列文森奖是相当受重视的。1997年的列文森最佳著作奖颁给了何伟亚的《怀柔远人》，这表明了这书的影响，它标志了美国汉学界的一种风向或者说是时尚。这本书是1995年由杜克大学出版的，大家都知道杜克大学的文科是有自己风格的，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很集中体现后现代和新马风格的，那儿有不少这方面的教授。在这部书获奖的一两年后，该书引起了从美国到中国大陆及港台的争论，辩论双方各执一词，有人说好，有人说坏，火药味十足。1999年，大陆的《读书》与《历史研究》上又分别发表了人民大学杨念群和四川大学罗志田的两篇讨论文章。我总觉得，这标志了20世纪末，中国大陆的学术界开始要面对后现代历史学理论，而且开始不得不回应它的挑战了。
第二部书是《白银资本》（Reorient：The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
这本书是美国学者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的著作，在2000年由北师大刘北成教授翻译出版，在《白银资本》一书在中国大陆出版的前后，曾经引起过学术界的一场激烈讨论。首先挑起争论的是伯克利大学的刘禾。她在《读书》上发表文章赞扬弗兰克和《白银资本》的思路和取向，这引起一些学者的兴趣，也引起了一些人的不同意见，包括徐友渔、秦晖、雷颐等等学者，都写了文章质疑弗兰克的历史分析和刘禾的说法。应当说，《白银资本》这本书也具有一定的后现代、尤其是后殖民色彩，到了这个时候，可以说，后现代历史学提出的问题已经进入中国大陆学术界并成为讨论的话题。
这里我先简单介绍一下这两本书的内容。
先说《怀柔远人》。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是这样的。首先，它重新解读了18世纪末，大约是1793年吧，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