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细了，哪里有什么中间层？这个结论很大，因为这涉及到妨碍中国进入现代社会的主要力量，究竟包括不包括“宗族”这样一个大问题，因为中国社会和历史上的“宗族”是很重要的。
第三个，是中国古代国家的对外关系，古代中国到近代中国的国际关系准则，是合理的平等的，还是傲慢的俯视的？比如，近代中国的衰落，到底是清帝国的傲慢和自大，还是西方列强的野蛮和无理？是中国促进了西方的进步发达，还是西方冲击着中国使它开化？西洋人进入中国的时候，中国对他们的态度是妨碍了中国融入世界，还是当时反殖民主义的一个必要坚持？这涉及到一个如何评价西方冲击和中国回应的问题，也涉及到如何看待近代进步观念、殖民主义、东西交流等等的大问题。后面我们要说到的后现代历史学著作，就会对这一问题提出另一种解读。
第四个，是“五四”反传统的问题，到底“五四”是否真的是反“传统”，并且造成传统的断裂？或者还是“五四”只是构造了一个作为“箭垛”和“敌人”的传统，然后通过批判取得合法性，宣告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结果传统并没有消失？
《思想史课堂讲录》 总 序文化史和思想史研究中的实例
四文化史和思想史研究中的实例
也许讲了这么久，还没有进入我们自己的专业。以前说秀才买驴，写契约写了三张纸，还没有到“驴”字。我们也有些这样，可能圈子兜得太大了，背景讲得太多了，所以我们现在“书归正传”。
我们现在以具体的文化史和思想史研究领域为例。比如我们常说中国是五千年文明古国，那么，什么是文明？中国的文明观念和文明制度是怎样建立起来的？我们中国尤其是汉族人是否一直就很文明？现在我们渐渐开始知道，许多现代人认为不文明的东西，在古代其实是没有这种不文明的感觉的；而古代一些很正当很文明的东西，后来却变得越来越不合理了，可见所谓合理的、文明的、那些“理”、那些“文明”，是后设的，其实，古代人并没有现代文明的这些观念。可我们过去研究文史的人却以为，过去的中国人就是文明的，也是像我们这样理解文明的，从不反省这种关于文明的观念和规则可能是历史建构的。
举一个例子。比如通常历史书都告诉我们，中国古代人的道德理性很强，宗教观念比较淡漠，不会有特别的极端的宗教狂热如残人或自残之类，很多书上都引用孔子“伤人乎，不问马”、“仁者爱人”来证明这种“文明”。但据学者们的研究，并不是这样的。在以后的课上我会介绍一个法国很有名的学者葛兰言，他就曾经在《古代中国的跳舞与歌谣》中讨论鲁定公十年的夹谷之会。他追问：为什么在齐鲁盟会上，孔子要下令斩优倡侏儒？为什么杀戮了以后还要将他们“首足异门而出”？这种习惯怎么后来就没有了？而且到了宋明以后，儒家学者也好，考据学家也好，都有意无意地忽略这个在《谷梁传》、《史记》里面记得清清楚楚的事情？这是因为，过去儒家有一个共识：孔子是圣人，圣人不会做错事，乱杀人，更不会那么不文明地杀人。这里对圣人的权威的信任就是一个常识。照说《谷梁》也是经典，它记了孔子杀人，为什么后来的人不相信？因为对“圣人”的常识更大，基础更深。所以，这就不能信。你看，这常识作为前提和基础厉害不厉害？其实，因为有了这些常识和观念作基础，写历史的时候，才常常会“省略”很多事情，这就逼得我们要像鲁迅《狂人日记》里说的那样，在字里行间去发现历史中被删减了的东西。
我们要像鲁迅《狂人日记》里说的那样，在字里行间去发现历史中被删减了的东西。再比如宗教的狂热。一般宗教史都说外国宗教或者未开化地区的宗教信仰有很残酷的自虐，有不雅观的性仪式，可是，我们仔细看，就会看到中国也不例外，北京有一个年轻学者雷闻，曾经写文章说到，古代北方游牧民族那里传来了“割耳剺面”和“刺心剖腹”的风俗，但是在隋唐的时候也被汉族人接受了，这能够说明古代人并不是那么爱惜身体，也曾经有过自虐的风俗的，对于幻想的信仰有时候比对于身体的理性更有力量呀。另外，杨联陞先生很早就写过文章，说到早期道教中就有一些很残酷的仪式，就是“涂炭斋”呀。道教徒在这种仪式里面，要把自己的头发捆起来，再用黄泥涂脸，涂过后，就不断拍打胸口，叫做“拍打使熟”，而且时间不是一天两天，是七天，冰天雪地也罢，下雨刮风也罢。这样的东西好像我们过去的文明史中并不讲，好像古代中国自从儒家一统以来，一直是很文明的；又比如传统的观念都认为，古代中国人对男女之间的性行为、对于异性的身体是有禁忌的，然而据我了解，在中国南北朝时，即公元4到5世纪前后，居然中国还有当着公众的面以男女性行为为中心的仪式，道教中称之为“过度仪”，如果这些仪式可以公开进行，我们反过来想是否那时人对异性的身体和性行为的观念并没有像我们过去想的那么严厉？过去对中国文化史和宗教史的那些判断以及观念，好像不那么可信嘛。
我们现在受到一些现代观念的影响，对“文明”总有一些固定看法，这些看法虽然是后来形成的，但是，它会影响我们对历史的想像和判断。其实，文明并不是一个固定的观念，什么是文明，各个时代可能不一样。我们现在受到一些现代观念的影响，对“文明”总有一些固定看法，这些看法虽然是后来形成的，但是，它会影响我们对历史的想像和判断。其实，文明并不是一个固定的观念，什么是文明，各个时代可能不一样。我们以死人的埋葬为例。唐代以来，受佛教影响行火葬，这在现在看来不是很文明吗？一直到宋代，大家看《水浒》，它虽然是小说，不过也有一些影子历史。比如里面武大郎含怨死后，是火葬的，所以才可以从里面偷拿一根骨头出来嘛，虽然小说是后来写的，但是还是反映宋代的风俗。宋代初期，看来火葬很流行，所以《东都事略》记载，建隆三年皇帝只好下诏，“近代以来，遵用夷法，率多火葬”，为了“厚人伦而一风化”，所以要禁止火葬，在整个宋代，这都是“文明”和“野蛮”的冲突，特别讲究文明的理学家，大力反对火葬，大家可以看柳诒徵1929年写的《火葬考》，因为在他们看来，文明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能够随意乱烧。那么，这种土葬是否是文明呢？其实也未必然，只是古代人相信人一死不能复活，即使可以复活，也需要有肉体的基础，所以有饭含或玉含、有金缕玉衣、有高水准的尸体防腐技术，有重重棺椁，保存尸体的意义本来未必是尊重父母身体，但是被解释出来这层意思以后，就被赋予了“文明”的意思。大家再看，清人入关前后，像努尔哈赤、皇太极、多尔衮就都是火葬的，尹德文就写了一篇《清太宗皇太极火葬考略》，发表在《故宫博物院院刊》1985年1期上，但是，这是女真旧俗，是蛮夷的习惯，到了满族人稍微一“文明”起来，他就又对这件事情讳莫如深了，连《实录》、《会典》都不说这件事了，雍正皇帝还解释一番，说是战争时期，迁徙无常，不得已。可是，到现在，西风东渐以后，火葬又成了“文明”。所以，有时候我们对于“文明”要重新看待，对于文明史也要重新认识。我们现在总是相信，许多古代人是生活在儒家文明理念影响下的，但事实上，若回到原始资料重新了解，会发现事实不都是这样的。现在我们知道的历史，其实是历史告诉我们的，经过层层的过滤和筛选以后，历史把它想告诉我们的告诉给了我们，却把另一些东西遮蔽起来。
现在我们知道的历史，其实是历史告诉我们的，经过层层的过滤和筛选以后，历史把它想告诉我们的告诉给了我们，却把另一些东西遮蔽起来。于是，近几年很多人开始重新考虑古代文明的一些现象，也在重新考虑一些关于古代中国文明的评价。这些，实际上对我们的文明史提出一些严厉的挑战。这是一个大的变化。所以，90年代后出现开始重新检讨古代思想、文明以及哲学的历史，对大家习以为常的那套文学史、思想史和哲学史都开始了重新检讨，这些检讨主要是针对过去观念世界中的共识或前提，认为这些被当做常识或基础的东西不一定对，这就是“重写（文学、思想、哲学、艺术）历史”，这是90年代后整体的社会变化和观念变革所带来的，是一个巨大的变化。
《思想史课堂讲录》 总 序关注重心与使用资料的变化
五文史领域：关注重心与使用资料的变化
90年代后，研究者的注意力变了，从过去传统的领域挪开，开始稍稍从中心转向边缘，从主流转向支流，从经典转向世俗。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变化，刺激了历史学的第二个大转向，就是文史领域中关注重心的移动。90年代后，研究者的注意力变了，从过去传统的领域挪开，开始稍稍从中心转向边缘，从主流转向支流，从经典转向世俗；从研究的对象来说，从重点研究国家、精英、经典思想，转向同时研究民众、生活、一般观念；从研究的空间来说，从重点研究中央、国家、都市，转向兼顾研究区域、边地、交叉部位。这好像连锁反应一样，再接下去，就引起了第三层变化，就是研究资料的变化。随着研究领域的拓展，过去习惯的资料就不够用了。过去历史研究者在资料上习惯于用普通的传世文献，它们固然很重要，但那主要是精英和经典，是传统的思想史和文化史的做法。可是，现在研究领域扩大了，你就需要关注其他资料，因为这些“其他资料”在研究中现在用得还不太多，尤其我们研究文学史、思想史、哲学史的人。比如考古发现中的各种简帛、田野调查中关于各种信仰仪式习俗的资料、边缘文献比如历书、类书、蒙书，甚至包括目录书、诗歌戏曲、工艺技术、天文地理，特别是图像资料。
大家都知道，20世纪初，当文学史、历史、哲学史作为学科建立以来，尽管许多人提出来种种看法，比如梁启超在关于“新史学”的文章和关于“中国历史研究法”的著作中，对传统史学提出的质疑，说它们是帝王将相的历史，但无论如何，很长时间里面，研究者的主要思路和目光都集中在精英和经典层面上，在不断的叙述中，文学史、思想史、哲学史，历史逐渐建立起一整套图像，通过教科书，不断复制，大家都在这里面生活，于是习惯了这一套，这种图像让我们都觉得，历史就是这样。但是大家都忘了一点，一个人看东西时最看不到的是自己的视网膜，就像我们看电视时，常常忘记镜头的存在。事实上，那个图像是被镜头和观察者的眼睛一起重新构造的，可是，我们后人看历史，就以为这些叙述、这些记录、这些描述就是历史，于是历史就会变形。我常常要讲这样一个想像：一个人要是再活一百年的话，他回过头来会看到自己现在所经历的生活，和一百年后学者们写的20世纪90年代、21世纪头十年的历史会很不一样，写下来的历史和他亲身经历的生活是两回事，所以实际上，我们现在如果想较真切地描述我们经历的历史尤其是社会生活史，与其用《新闻联播》一二三条，用大报的社论和新闻，用中央红头文件，还不如多用一些其他东西。如果要描述现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的心情的话，与其用大报的社论、政府的文件、精英的著作、学者的论文，还不如用现代流行的电视剧、所谓美女小说、广告、流行歌曲排行榜、政治笑话、俗谣谚、街头报摊、网络帖子这些看上去不起眼的东西，重建社会的场景，更接近生活的实际心情。如果要描述现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的心情的话，与其用大报的社论、政府的文件、精英的著作、学者的论文，还不如用现代流行的电视剧、所谓美女小说、广告、流行歌曲排行榜、政治笑话、俗谣谚、街头报摊、网络帖子这些看上去不起眼的东西，重建社会的场景，更接近生活的实际心情。1997年美国的非文学类普利策奖给了一个叫约翰·道尔（J。W。Dower）的人，他的获奖著作叫《接受失败》（Embracing Defeat），研究二战以后的日本社会生活和历史，用的很多材料就是这一类东西，它的真正重心是在讨论一个时代民众的“心情”和“感觉”。正因为如此，我们现在的学术界开始有人关注一些其他的东西。90年代以后，无论大陆还是台湾，学术界都出现了对社会生活史、一般思想史、大众文化史等等的关注。这才真正地改变了过去政治、经济、军事为中心的历史，你总是以政治、经济、军事为中心，当然就只能围绕着“帝王将相”写历史，可是你把地理环境、社会生活、大众观念当做历史的中心，当然领域、视野和资料都变化了。
关于新的关注重心和新的资料的变化，这两方面，我们这门课，还需要专门讲几次。所以，这里只是蜻蜓点水一样地说一说，以后再仔细谈。我想，这种研究取向的转变肯定受到年鉴学派的影响，但是要说明一点，法国和中国之间，稍稍有一些时间差。从前，年鉴学派提倡“从阁楼到地窖”，将历史研究重心从上层政治转向下层生活，现在欧洲人已经又从“地窖转向阁楼”。从前，年鉴学派提倡“从阁楼到地窖”，将历史研究重心从上层政治转向下层生活，现在欧洲人已经又从“地窖转向阁楼”。但是在中国，因为过去过分将研究注意力集中在经典与精英的层面上，所以现在海峡两岸都开始往一般的、边缘的，但是又是普遍的影响很广的方向转化，今后是否也会从地窖转向阁楼，我不是很清楚。不过，就现在看，目前的这一转化的好处就是研究范围较过去的空间、范围、视野和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