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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历史学处境，使年鉴学派的历史学家当时面临的重大的压力，许多重要的杂志都掌握在那些主流历史学家手里。杂志对学术界来说，是非常可怕的控制系统，如果一个杂志具有某种倾向，它又是权威的杂志，有时令人很难抗拒。杂志的作用很大，在中国学术界，90年代一个大的变化，就和杂志有关，那时，在民间学术集刊的冲击下，原来的权威刊物和官方核心刊物渐渐起不了学术主导作用，很多地方都办民办刊物，以书代刊。比如王元化编的《学术集林》，王守常、陈平原、汪晖等人编的《学人》，刘梦溪主编的《中国文化》，还有更年轻一代学者编的《原学》、《原道》等，这些都不是传统体制内的正式刊物，但是它们在逐渐瓦解官方刊物的导向和倾向。我们现在看到，年鉴学派当时面临的也是这样一个状况，老牌的、最有名的、被认为是权威的刊物如《史学杂志》、《史学评论》和其他的历史学学术刊物等都在传统历史学派控制之下，于是《年鉴》杂志开始成为瓦解和打破过去旧的学术笼罩的一个重要契机。
《思想史课堂讲录》 法国年鉴学派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年鉴学派的主要倾向（1）
二年鉴学派的主要倾向及对中国史学的启发
现在我们来看年鉴学派的研究取向，特别是要讨论一下，它的研究取向对中国历史学界可能产生什么启迪。
第一个方面，年鉴学派扩大了历史学的视野。
我们知道，传统历史学的目的，首先，就是在于惩戒和奖励，历史常常被当作道德教育和政治经验，古希腊罗马也好，古代中国也好，历史往往被当做教训和经验。像中国古代对于历史学的作用有很多说法，比如美刺、比如讽喻，比如资治等等，都是写出历史的经验教训，让皇帝、政治家看，懂得怎样建立政治秩序，让民众看，知道什么是善恶。其次，是在于从现在看过去，为现在的民族、国家、政府、制度寻找历史和传统的依据，所以历史总是和政治、政权、意识形态联系起来的。兰克一系的历史学著作，主要讲的就是政治、军事、大事件，这种历史里面当然是以皇帝、将军、贵族、精英为中心的。尽管在中国，像梁启超很早就抨击“帝王将相”的历史学，但是，这种理论批评，因为还找不到一个很好的另类思路和写法，所以只是在纸上谈兵，那些日常生活、普通民众、常识习惯，按照旧路子，写不进历史著作呀，所以无论中外，在很长时间里面，都没有根本改变历史学的重心。但是，年鉴学派把历史看成综合过程，要写出全景的历史（total history）。描述全景历史就需要扩大历史的视野。正是因为如此，年鉴学派很重视过去历史并不注意的很多问题，下面就谈几个方面。
第一方面是地理变迁。
年鉴学派的历史学家们很重视对地理的研究，过去地理学研究地名变化、历史沿革、物产风俗等，比如古代中国到近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的，主要是关于山川走向、地名和政区的沿革、人口的迁徙和增减、物产和风俗、军事比如关隘、道路等等，以前的名著像《水经注》、《肇域志》、《广志绎》、《天下郡国利病书》、《读史方舆纪要》，一直到民国时期的《史地学报》、《禹贡》杂志，都是这样的，而年鉴学派把“地理”的范围放大到了“环境”，而且真正涉及了有“人”的历史。我们举一个例子，有一个关于港口的研究说，在五六百年前，这里曾发生大规模的淤塞，而淤塞造成地貌的变迁，这使得善于航海、靠码头和航海为业，侧重商业的原居民只好迁出，又有另外一批人迁入，原来的人向北迁移，到另一个沿海地区，而新来的一支从东边迁徙到此地，以农业生产为生，与原来居民不同。人口迁徙会导致地区结构功能和产业变化以及其他问题，原来的居住民与新来的居住民宗教信仰不同，发生了矛盾，于是该地区的历史变得非常复杂。很显然，如果仅仅讨论地理环境的问题会很简单，但按年鉴学派全景历史的看法，在讨论港口淤塞的时候，已经考虑淤塞所带来的历史上各种因素的变迁。费弗尔有一本书叫《菲利普二世和弗朗兹孔泰地区》，在讨论了区域的叛乱和政治的专制、各个阶层的冲突，同时也讨论朝圣的话题，他从朝圣的途径讨论到河流变化，由此引起朝圣路线的变化，而路线的变化会引起沿路政治宗教的变化。
众所周知，在交通要道上的区域，经济会发展，交通若堵塞或衰落，地区的经济和文化可能会衰退。按这种思路和方法，如果我们研究扬州，就要考虑到运河，考虑到淮盐，公盐和私盐都要通过运河来贩运，所以，扬州有一段时间富甲天下。到这里是否就结束了呢？没有，要进一步考虑，盐商富起来，消费增加，又会引起生活方式的变化，城市的功能也由物资集散生产转为消费。消费功能滋长，经济发达，商业繁荣，又引起文化的变化，私盐贩子和公家盐官很有钱，养很多幕僚清客。清代许多学者都是在盐商的庇护之下在扬州从事学术研究。如乾嘉学派诸多人都是如此，富人、文人增多，需要修建图书馆，收藏图书。这一系列的变化就不止是地理，从地理延伸到生活、到政治、到文化，用年鉴学派的方法研究，这都是历史问题。
第二个方面是身体、健康、医疗。
关于身体史与医疗史，是年鉴学派很突出的、表现其全景历史的一个重要方面。一个例子，是布洛克著的《国王神迹》，这本书被西方人认为是20世纪最杰出的历史著作之一。它讨论的是早期欧洲流行的一个观念，特别是路易十四的时代，相传国王有一种功能，通过触摸可以治愈患者的皮肤病。这看起来是很奇怪的小事，但他讨论的是人们当时怎么会产生这种集体幻想，这种集体幻想怎样被建立起来。本来国王不能治病，但是被建构成可以治病，大家都相信国王能治病，国王好像真的能治病，形成了非常奇怪的连锁关系。这个问题深入讨论下去，问题就深刻起来了，为什么？因为当国王获得这种治病的神奇力量的当时，世俗的皇权恰恰处在与神权相对抗，要逐渐建立国王权力的时代，可是，这种突出国王神迹的力量，又需要宗教权力的认可。然而，当国王权力被逐渐建构起来，中世纪延续下来的宗教权力就势必逐渐被消退，因此，世俗权力便获得大多数人的认同。所以，这虽然是个神迹的事情，但其本身却是驱除迷信、驱除神权的重要方面，而驱除神权，大家知道，恰恰是欧洲近代化的开始。所以，国王神迹看起来是小事，但讨论的却是复杂的问题。还有一个美国的例子，在1976年，麦克内尔（William H。McNeill）在《瘟疫和人民》（Plagues and Peoples）中提到，关于欧洲历史的很大变化出现在8世纪和14世纪这两个时代，这两个时代都出现过大规模流行的疾病——鼠疫。14世纪以前，西方关于鼠疫的最后一次记载，发生在公元767年，相当于唐代安史之乱之时，此后一直没有记载。这至少可以说明一点，鼠疫不再成为流行病。因为当一种流行病在人群中流传时间很长，人群在不断对抗该病的过程中，会产生集体的免疫功能。但14世纪，大约在1347年，相当于中国的元代至正七年吧，鼠疫再度大规模在欧洲流行，而且造成人口流动、战争、饥荒等等。历史学家认为，可能是蒙古人西征造成大规模人口流动，把已经建立起来的稳定的免疫局面打破了。可是，要注意的是，恰恰在这个时代，欧洲出现了一系列的事情，除了黑死病，也就是鼠疫以外，还有彗星出现、日食、洪水，然后出现了宗教史上有名的鞭笞派，很多人四处游行、自己惩罚自己、充满了对死亡的迷惑，宗教狂热越来越厉害，当时思想世界很乱呀，可是，如果我们不讨论蒙古人西征这个因素，或者不讨论社会生活和观念信仰的全方位变乱，你怎么能完全地解释整个历史的变化？
历史上居民实际的生活状况并不像我们后来人想像的一样。比如我们现在从电视中看到美国世贸中心倒塌，会觉得天下大乱。可是，如果生活在美国的某个州、某个城市，其实并不像我们遥遥数万里想像的，好像整个美国的生活秩序都被打乱。历史上居民实际的生活状况并不像我们后来人想像的一样。比如我们现在从电视中看到美国世贸中心倒塌，会觉得天下大乱。可是，如果生活在美国的某个州、某个城市，其实并不像我们遥遥数万里想像的，好像整个美国的生活秩序都被打乱。如果再过几十年、上百年，再来回顾这段历史，经过历史的筛选只剩下这一件事的时候，我们会认为整个美国都处在本·拉登的恐怖控制之下，可是事实并不这样。2001年10月，就是“911事件”以后一个月，我就到密歇根、加州。2002年的2月我又去了波士顿、纽约、华盛顿。看到的社会生活并不像报纸、电视说的那样嘛。所以，年鉴学派所做的就是，尽可能把历史从政治史狭窄的描述中恢复出来，恢复到当时可能是什么样子，所以不再将社会变动的原因仅仅围绕着政治、经济、军事这些在历史上被记载的非常突出的情况，而是考虑到各种各样的因素，这些因素被集合起来，成为全景的、整体的历史。其中，疾病和健康、治疗和拯救，常常就是促使历史变迁的风景，可是，以前并不重视这些话题。事实上，这些可能很重要，比如大家都很熟悉的，东汉末年，张角“符水治病”，就形成了当时的局势动荡和政权更迭。如果我们用这个方法来考虑问题，就会发现，明代末年也有一次大规模的鼠疫流行，流民更带来了疾病的传播，那么我们是否要考虑，晚明农民起义的地方，比如陕西、湖北、四川，是否仅仅是由于饥荒引起的？又如60年代，中国曾发生过大规模的自然灾害，可现在的研究证明，当时的自然灾害远远没有大到要饿死上千万人的地步，原因还要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一件历史事件，不仅仅是历史记载所叙述的那么简单，它有更复杂的东西。
《思想史课堂讲录》 法国年鉴学派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年鉴学派的主要倾向（2）
第三个方面是自然环境。
年鉴学派最引人注目的地方之一就是考虑到自然和社会史的关系。典范的著作是布罗代尔的几本著作，其中一部是关于世界史的书，《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也是布罗代尔的代表著作。年鉴学派最引人注目的地方之一就是考虑到自然和社会史的关系。典范的著作是布罗代尔的几本著作，其中一部是关于世界史的书，《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也是布罗代尔的代表著作，开头讨论数字，世界人口数字、城市、军队、团队、早期的人口过剩，旧的生态体系等等；第二章讲一日三餐的面包，即粮食生产，小麦、稻谷、玉米等；第三章讲饮食；第四章讲住宅、服装和时尚；第五章讲技术和传播、能源和冶金等等。另一部，是他的最有名的书，《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世界》，他讨论的是1551年至1589年时期的地中海。这本书于1949年出版，是年鉴学派的代表作。书的第一部分就是描述原地中海沿岸各个国家的山脉、平原、海岸、岛屿、气候、城市、交通，始终在描述十个国家的山脉怎样起伏，贫瘠或富饶，多石头或多土壤，平原适于种植什么，海岸曲折或平坦，沿岸岛屿离岸的距离，是否适合人居住，岛屿是否有植物，气候特点，城市交通等等；第二部分讨论1551年到1589年之间地中海沿岸的经济和社会，如人口、劳力、贵金属的流通、物价、商业、运输、宗教信仰及当时土耳其和西班牙帝国的壮大。第三部分才开始写传统历史的中心，即土耳其和西班牙两大帝国争霸，这时才主要讨论政治、军事、外交等。
这本书三部分的格局正好体现着布罗代尔的重要理论，就是把历史分为长时段、中时段和短时段。长时段对应的是人和自然，人和自然的关系需要很长的时间才会发生缓慢的变化，环境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所以主要讨论环境与环境史。中时段对应的是群体生活、经济与所构成的社会，这些是在上百年才会发生变化的。短时段是事件和人物的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变化是在一百年之内甚至几十年之间发生。所以本书第一部分描述的是长时段，作为一个支撑历史的遥远而庞大的背景。第二部分描述中时段，是直接作用于这段历史的背景。第三部分描述短时段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变化，由人物和事件构成，直接呈现历史。长时段是结构，中时段是局势，短时段是事件。在这样的情况下，历史才展现出整体的面貌。可以看到，对于年鉴学派，环境即长时段的历史占了相当大的分量，而我们过去研究历史基本是不考虑长时段的因素，事实上如果我们研究整体的历史，长时段和中时段都是应该考虑进去的。费夫贺和布罗代尔曾经领导三个课题的研究，第一个是港口、路线、交通，第二个课题是企业和企业家，第三个是货币、价格和局势。这跟我们的历史研究不太一样，他的视野，考虑问题的背景，以及他联系的各种复杂的因素，比我们过去的历史视野要拓宽了很多。
以上说的这些历史视野的拓宽，对于我们中国史尤其是中国思想史的研究来说，是有启发作用的。过去很多可以考虑的因素，没有进入历史的视野，这是很可惜的，大量的学者挤在狭窄的题目范围内重复着，其实天地还宽着呢。比如，如果我们考虑到人口迁徙对社会的影响，可以做这样的研究，仙霞岭作为从浙江进入福建的关键性的地区，那么，它是不是南北人口、语言、风俗和居住空间的变化的分界线呢？再比如，如果我们研究建筑，是否可以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