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它是不是南北人口、语言、风俗和居住空间的变化的分界线呢？再比如，如果我们研究建筑，是否可以研究一些与建筑有关的历史事件。北京有许多校场，过去这是练武的地方，直至明清都存在，而且城市里面很繁华的地方都要保留校场。但到了清代中叶，校场渐渐消失，甚至被各种各样的建筑占据。研究这些，我们能否看到背后更复杂的问题，如八旗练武习惯的消失，而这又是与他们的民族特性消失相联系的，民族特性消失又与其跟汉民族的逐渐杂居相关。再比如，如果你要研究城市，可否拿北宋的汴梁和南宋的杭州的空间格局来比较，杭州作为曾经的中国的首都，可是它原来不是作为政治城市，而是作为商业城市存在，所以南宋的杭州并没有一个中间的皇城，没有一个向四面展开的方形的具有政治象征意义的格局，而是围绕西湖修建，并按照商业方式修建。再比如，你如果研究植被，是否可以探讨西域各国家的消失，与植被的变化有什么关系？最近因为楼兰古墓被盗，又引起了这种讨论。大家想一想就可以知道，当可以作为栖息地的绿洲一块块消失，西边的这条通道就逐渐衰落了，而交通衰落的结果，就是文明的退却。如果你们去新疆，到一些古代的遗址去看，就可以想像，现在这些荒无人烟的地方，曾是很多人居住的繁华地带，是绿色的原野，那么，植被的变化与历史的变化有什么关系？如果能做这样的研究，很多东西都可以进入我们的视野。晚年布罗代尔写的《法兰西的特性》，实际上是法国史，这本书有中译本，它的第一册就叫《空间和历史》，所谓空间，讨论的就是法国的气候、地理、城市、城镇、河流、边界等等，通过这一描述，讨论法兰西的多样性如何可以统一，讨论地区的网络和边界，讨论法国统一的外部因素，然后再在第二册、第三册里面讨论到正题“法兰西的诞生”、“法兰西的命运”。这样，历史的视野就被扩大了，所以勒高夫说，仅仅用王朝史和政府史，是把握不了历史生活的，而其他的历史和政治一样重要，同样反映着生活世界的真正变化，比如，人体增高是和事物革命、医疗革命相联系的，空间关系的变化来自运输的革命，知识革命是由新的传播媒介手段，如印刷、电报、电话、报刊、广播、电视的出现而引起的。
这在年鉴学派来看，就叫做“总体的历史”。
第二个方面，年鉴学派拓展了历史学与其他学科，特别是社会科学的联系。
影响年鉴学派的很多因素里面，我们可以提出几个方面来请大家注意。一是涂尔干（一译杜尔凯姆）的社会学，一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一是斯特劳斯的人类学。这些来自其他学科或者其他领域的观念和方法，都对年鉴学派有启发，年鉴学派的研究方法里面，也很自然就有了其他学科的成分。在社会、经济和文明的研究中，年鉴学派特别注意了与经济学、社会学、地理学、生物学以及宗教史、医疗史、科技史的结合。所以年鉴学派的研究方法里面，也很自然就有了其他学科的成分。在社会、经济和文明的研究中，年鉴学派特别注意了与经济学、社会学、地理学、生物学以及宗教史、医疗史、科技史的结合，只有把这些知识都动员起来，你才能描写一个整体和关联的图像，以此来激活阅读者对往常的、过去的社会日常生活的想像力和理解力。关于这一点，大家可以看1958年布罗代尔写的《历史学与社会科学》一文。
过去，我们的历史书远离了日常生活，总是若干个抽象的数字与人名加上事件的名字，附在枯燥的理论和概念下面，构成我们的历史书，这跟历史上人们的实际生活没有关系，所以大家觉得枯燥呀。年鉴学派呢？它努力恢复人们对过去历史社会生活的想像力，想像当时人是怎样具体生活的。像勒华拉杜里写过《朗格多克的农民》，这本书不厌其烦地讨论地中海岸边的乡下岩石与灌木丛、葡萄与橄榄、冬青树与栗树，又讨论气候冷暖的变化，葡萄生产与气候的关系，葡萄酒的酿造好坏与收入的关系，这就是历史，这才能让你想像出来，朗格多克这个地方的农民在几百年前是怎么生活的，这样的研究需要超出传统史学的经济、地理、农业、气象和各种技术，这个知识不仅仅是传统史学知道几个帝王将相如何勾心斗角就可以了。
再举一些中国历史的例子。有一位学者，他写过关于唐代少林寺历史的研究，我觉得他研究得很好，不过，我总觉得，他这个研究只注意了少林寺和唐代皇室的关系，可是，除了在传统的碑刻史料中寻找政治史的资料以外，是不是还可以分析其他的一些东西？比如大小嵩山地理的状况、寺庙建筑的位置和格局、寺庙传承的规则，以及挂单来者身份的统计、要求挂单者遵守的规则，还包括寺庙与山下城市的经济互动关系等等，如果你能讲清楚这些，就不仅仅是政治史意义上的研究，不仅仅是宗教与政治的关系的研究。事实上，少林寺的存在，与所在的位置即中岳，和山下的城市，特别是与洛阳的关系，非常密切。如果能这样讨论，研究的视野就会扩展了很多。再比如，我看到过法国远东学院的蓝克利对陕西关中地区水渠的研究，他找了许多资料，讨论到水资源的分配，水资源争端的调节等，我没有仔细看他的结论，不过我想，可以分析的不仅仅是水渠的问题，还包括了水资源的争夺，水资源分配中的区域关系，权力和权力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得到实现，权力格局中官府跟宗族的关系。陕西的萧正洪就有一篇很长的文章《历史时期关中地区农田灌溉中的水权问题》，就是讲这方面历史的，发表在《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1期上面。这里头有很多社会学、经济学、人口学、地理学的东西，你这么做，历史学就不再是孤立的了。
《思想史课堂讲录》 法国年鉴学派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年鉴学派的主要倾向（3）
还可以给大家介绍的，是一本关于江南一个小镇上的水井的研究著作《水井边上》。按过去的想法，水井有什么好讨论的，不过是干枯如何，对生活有何影响。可是，这本书则以人际关系为中心，研究水井作为小镇上人们消息集散的场所，引起的各种矛盾冲突。水井往往是妇女们洗衣洗菜的地方，聚在一起就会七嘴八舌传播各家各户的消息。在传播渠道不是很充分的时代，水井是作为消息集散地。这种研究就抓住了水井这个中心，讨论当时宗族内部各种权力关系互相矛盾冲突的内容。自来水引入后，由于消息中心的消失，人际关系发生了一些变化。如家与家联络的渠道被切断，人与人的隔膜开始，冲突不再以婆姨之间传话为媒介，而是以另外一种方式。如果历史学采取这样的研究方法，要懂得很多的学问，必然要与其他学科产生更大的联系。现在我们的历史系还是守着原来的学科格局，年鉴学派对于传统历史学科知识结构的冲击是非常大的，在某种意义上是新史学，向我们传统的学科提出了一些挑战。
有同学会问我，那个关于水井的研究，作者是如何找到这些资料的，比如婆姨邻里之间的议论等等。我告诉你大概的情况是这样，这本书写的是江南的一个小镇，作者做了大量的社会调查，访问了一些年纪大的人，主要是当地的老太太。这些老人告诉他当年有一个“姐妹会”，所谓“姐妹会”就是在水井边洗菜时互相议论东家长、西家短，比如某个人的丈夫到外面发了财，盖起大房子，搬的远远的；某个女人三年没有生孩子，她的丈夫在外面花天酒地不回家等等。这些议论的人就形成了互相认同的群体，把被议论的人排除在这个群体之外。要命的是，这个群体的议论，还影响着本镇的风俗、判断和认同，由于空间上她们居住较近，共用一个水源，其团体的边缘很少变动。据作者分析，由于不变动，他们这些人的家庭经济条件，就远不如那些挪动的人。经济条件的不同又形成了阶层差别，不同的阶层有不同的认同圈子。这个例子虽然是历史研究，实际上掺入了大量的社会学调查方法。
这里有一份《牛津大学经济—社会史专业2000—2001年硕士核心课程》，登在天津师范大学历史系编的书里。你们看一下，一个研究历史学的硕士，为什么要学习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等等，为什么要讨论什么是“博弈论”，什么是“新制度经济学”，为什么要注意性别和家庭问题，要懂得马克思、涂尔干、韦伯关于社会关系和社会分层的理论？显然，历史学已经不再仅仅守着以前的一亩三分地了。这就是年鉴学派带给我们的第二个方面的影响，就是必须沟通与其他社会学科，甚至是自然科学的关系。
第三个方面，开辟了更广泛的历史学资料的范围。
勒高夫曾对年鉴学派做过一些总结，他的《年鉴学派与史家》的文章收在姚蒙编译的《新史学》一书中，他在其中指出一点：新史学扩大了历史文献的范围，它使历史学不再局限于朗格罗瓦（Charles Langlois，1863—1929）和瑟诺博斯（Charles Seignobos，1854—1942）所说的范围。朗格罗瓦和瑟诺博斯这两位是法国历史学家，他们阐述的方法在中国有很大影响，在二三十年代已经被翻译成中文，上大学本科的时候，我曾读过他们的书，觉得特别有用。但这两位学者的方法，基本还是围绕兰克学派的方法论，较多地阐述政治和经济的大事，使用正史、档案等官方的文献。而年鉴学派的历史学家则超越了他们所指示的范围，不仅依据书面文献的历史，而且代之以多元的史料基础，这些史料包括各种书写材料：如图像材料、考古发现，甚至口头资料。
在年鉴学派作家的历史著作中，你会看到他们用的资料很广泛，有的用到建筑式样、墙壁上的图案、雕塑绘画等。在年鉴学派作家的历史著作中，你会看到他们用的资料很广泛，有的用到建筑式样、墙壁上的图案、雕塑绘画等。像Gaby和Vovelle用16世纪到19世纪普罗旺斯地区的祭坛画进行分析，指出画上的天使数量减少，反映这段时间里关于死亡的态度正在日益世俗化。最近，我看到有一本书名为《制造路易十四》，就用到许多当时的图像。将路易十四本人与穿上国王衣冠的路易十四做对比，指出路易十四的光环是依靠他的帽子、衣服、皮靴和后面跟随的那批人构成的。如果没有这些，把他与普通百姓放在一起，他根本就是普通人，大人物的权威性和政治的光环实际是制造出来，或者用我们现在熟悉的话说，是包装出来的。
还有的人大量使用不为人所知的、琐细的档案，包括口供、书信、日记等等。最有名的是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Montaillou，village occitan de 1294 1324），这部书已经被翻译成中文，商务印书馆1997年出版，副标题名为《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山村》。这本书用到的基本材料是当时一个名叫雅克·富尼埃的人在蒙塔尤当宗教裁判所首领的时候对该地方进行审判的资料。富尼埃非常精通当地的奥克语，他审判异端的时候把当时的情景记录下来翻译成拉丁文。审判时他态度很好，诱使异端跟他聊天吐露真情，记录也极为详细，内容涉及了蒙塔尤地区的生活、风俗和人际关系等。如果这些材料仅仅是局限于一个小山村的材料，那么也许并不重要，可是，有意思的是，富尼埃后来成为教皇，也就是教皇伯努瓦十二世，于是，由于审判者和记录人的重要，材料也变得重要。而且，记录中的一些叙述者长年游牧生活，随着气候的变化，带着羊群各地迁徙。于是，这个地方不再是一个封闭的地方，而是与法国其他地方的文化生活相关。所以，尽管记录是关于一个地方的宗教裁判所对蒙塔尤的审判情况，但是，清理出的大量不合正统天主教的资料，倒描述了整个法国西南部的民俗，包括性行为、婚姻、儿童、社会结构、死亡等等。这些资料实际上反映了相当大的空间，过去不大有人用，而年鉴学派就很善于使用这些资料。
传统中国史学也有这样的问题。中国历史一般来说比较重视正史，即纪传体的二十四史，也有人说是二十五史或二十六史。除了纪传体的正史，中国历史学家比较认可和重视的就是编年史，即从《左传》到《资治通鉴》和《续通鉴》的历史文献；其次是典章制度文献汇编，如十通，即《通志》、《通典》、《文献通考》等；再次是实录，如《明实录》、《清实录》等；然后是《起居注》、《奏折》和《上谕》等等，然后是各个重要人物的文集。可是，这还远远不够，尽管每一个研究历史的人精力都是有限的，但在处理一个具体历史问题的时候，应该不满足于正史、官方史料、精英文献所提供的资料。尽管每一个研究历史的人精力都是有限的，但在处理一个具体历史问题的时候，应该不满足于正史、官方史料、精英文献所提供的资料。其实，就连这些史料中，我们可以还可以找到一些未被使用的东西，举一个例子，比如清代的大内档案，1929年刚刚买回的时候共有八千麻袋。到现在为止，这些档案也没有完整地被清理出来。事实上，明清档案还远不止这八千麻袋，除了中央的档案，各地都有很多没有充分使用的地方档案，甚至各个地方的家族、私人那里，还有很多，我们使用过的档案范围是非常小的。关于这一点，以后我们再仔细说。
此外，商业文献中有些资料是否也可用呢？明代的《商客一览醒迷》讲商人应该如何做生意，以及做生意的原则，还有《天下水陆路程》，讲做生意的路径和远近。有没有人使用这些资料来研究当时人的空间观念和时间观念呢？现代人从北京到上海，会很简单的认为三小时或最多十几小时，很少人会考虑北京到上海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