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大年”拘捕了这个完美罪犯——略有损毁的赃物被没收并有待修复，永无追索时效的历史审判开始了。随着审判的深入，中华文化史、中华文明史、中华哲学史、中华艺术史都将重写。
注释：
〔1〕闻一多：《庄子内篇校释》。转引自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上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2页。
〔2〕参见罗根泽编：《古史辨（四）》之马叙伦《列子伪书考》等文，或杨伯峻《列子集释》之《附录三：辨伪文字辑略》。
〔3〕杨伯峻：《列子集释》，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79页。
〔4〕《列子·黄帝》：“夫内诚不解，〔注〕郭象曰：外自矜饰，内不释然也。”第77页。《庄子·列御寇》：“夫内诚不解，〔注〕外自矜饰。”第1037页。《列子·黄帝》：“其为利也薄，其为权也轻，而犹若是。〔注〕郭象曰：权轻利薄，可无求于人，而皆敬己，是高下大小无所失者。”第77页。《庄子·列御寇》：“其为利也薄，其为权也轻，而犹若是。〔注〕权轻利薄，可无求于人。”第1038页。
〔5〕《杂篇·外物》：“庄子曰：‘……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这是“外杂篇”保存庄子卮言一例，郭象以来多断为非庄子之言。
〔6〕蒯祥生平事迹参见拙文《紫禁城的建造者》。
〔7〕《外篇·田子方》：“若夫人者，目击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声矣。”
我参与修改样板戏《海港》始末
？ 张士敏
“文革”中，大陆中国人几乎都看过样板戏。当时流传一句民谣：八亿人民八个戏。这八个戏就是毛主席指定、“文化大革命”“旗手”江青亲自树立的革命样板戏，它们是京剧《红灯记》、《沙家浜》、《奇袭白虎团》、《智取威虎山》、《海港》、《龙江颂》以及芭蕾舞剧《白毛女》、《红色娘子军》。泱泱大国，巍巍中华，数千年灿烂文化竟然只剩下八个戏，听来似乎是笑话，然而这却是历史事实。
样板戏是中国文化史上的怪胎，是中国历史也是世界历史上奇特而又罕见的现象。笔者当年根据最高指示参加《海港》剧本的修改，是所谓的样板戏编剧。为改这部戏，从1967年2月至1968年12月将近两年的时间，我泡在上海京剧团里，在“四人帮”军师张春桥的直接指挥下进行修改，其酸甜苦辣难以言说。这是一段难忘和鲜为人知的历史，朋友们劝我写，但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未能提笔。现写出来奉献给读者，同时也供史学家参考。
从牛鬼蛇神突变成样板戏编剧
中国有些事儿近乎天方夜谭，你无论如何都想像不到。1967年2月“文革”最疯狂最喧嚣的时候，到处是夺权、抄家、批斗。当时我在上海港务局宣传部任创作员，因我有海外关系——父亲在香港，加之我“文革”前舞文弄墨，发表过小说、散文并出版过一册小说散文集，虽然在文艺界排不上号，但在港务局四万职工中却是凤毛麟角引人注目。1966年6月“文革”一开始，我就首当其冲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黑线宠儿”，被强迫下放到码头上劳动。过了大约半年，王洪文一伙夺权，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取代市人民政府。人们敲锣打鼓，我作为“牛鬼”默然一旁只有看的份。一天我们一批“牛鬼”正在十六铺码头劳动，拉老虎车，领队通知我到局军管会（为海港机场是要害单位，“文革”开始便实行军管）。我未免紧张。军管会找我干啥？难道要抓我？但又不像，若抓他们会派人带着手铐来，不会让我自己去。那又是为什么？我实在想不出来，心里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我走进海关大楼军管会办公室。对我们这号人，军管会干部以往总是板着脸以示立场坚定界线分明。那天却分外客气，不仅让座倒茶，而且由原任上海警备区参谋长的蔡群帆主任亲自接待。
“你看过样板戏《海港》吗？”主任问。
“看过，”我说，“而且不止一遍。”
“听说《海港》要修改，市革会指示调你去《海港》剧组修改剧本。”
“什么？调我去《海港》剧组？”我以为自己在做梦。谁人不知样板戏由江青亲自领导，样板剧组属中央军委编制，被称为无产阶级文艺战士，而我一个牛鬼蛇神……
“这是春桥同志的批示”，主任看出我的疑惑，加重语气，“至于你的问题我们查过了，属于讲过一些错话，做过一些错事，根据‘十六条’（中共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决定）神只要认识就好。希望你好好干，不要辜负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期望和信任”。
就这样我一步登天，从资产阶级牛鬼蛇神一下变成无产阶级文艺战士，真是滑稽。这一切究竟如何发生的呢？事后了解，原来几个月前毛主席看了《海港》这部唯一反映当代工业战线生活的戏。该戏的主题思想是毛主席的一贯主导思想：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剧情很简单，讲一个码头工人出身的青年韩小强由于受资产阶级思想严重的仓库管理员钱守维的影响，工作不负责任，以致发生差错，后在党支部书记方海珍和老工人马洪亮忆苦思甜的帮助教育下转变过来。原来的钱守维按政策划分属人民内部矛盾。毛主席看后说：“可将钱守维改成敌我矛盾。”其目的是进一步加强突出阶级斗争。毛主席的话是最高指示，必须坚决执行。要执行就须修改剧本，江青将修改任务交给张春桥。改剧本得有编剧，张春桥不可能自己动手。该剧原来的编剧何慢、郑拾风都进了牛棚，据说问题严重，另一编剧即著名诗人闻捷上面认为不能用（人后来自杀）因此只剩下原淮剧编剧李晓明，李表示他缺乏码头生活经验，无力单独承担修改任务。根据这一情况，张春桥指示当时主持工作、人称徐老三的市革会第三把手、副主任徐景贤，让他遴选一名既熟悉海港生活又有创作能力的作家进剧组负责修改剧本。徐景贤原是市委宣传部文艺处的干部，熟悉上海的作家，看过我的作品而且写过评论文章，他觉得我比较合适，于是上报张春桥，张同意，于是一夜之间，我从地狱升入天堂。
样板剧组北京人称之“板儿团”，八个板儿团分别以八部戏命名。《海港》板儿团和由童祥龄主演的《智取威虎山》团基本由上海京剧院人员组成，但不属京剧院领导。《威》团由美工师胡冠时负责，《海港》的头头则是演主角方海珍的李丽芳，他们的上级则是原上海音乐学院民乐系教师、《海港》作曲、当时的上海市文化系统革委会筹备委员会负责人，后任中央文化部部长的于会泳。于会泳是山东人，和江青同乡。此人虽说是音乐家却缺少音乐家的风度和气质，一张大黑脸上长满疙疙瘩瘩，像个拉板车的，人们背后喊他于大麻子。这个于大麻子眼里不仅没有徐老三，连张老大也未必放在心上，他直通江青。
毛主席一直强调革命的两杆子（杆、笔杆）为了让我意识到自己的身份，入团第一天，团部就发给我两套簇新的三合一黄军装外加一件棉大衣，这叫板儿服。此外就是听取和学习旗手江青同资产阶级文艺路线进行斗争、树立革命样板戏的丰功伟绩。为吹捧江青，团里的人都称江青为样板戏第一编剧，第一导演，样板戏属江青，江青就是样板戏。其实这是弥天大谎。像她这样公然、毫无顾忌地将别人的创作成果改改弄弄就据为己有的文艺扒手，全世界绝无仅有。八个所谓样板戏全部如此。《智取威虎山》是根据小说《林海雪原》改编，“文革”前就有同名电影和京剧；《红灯记》原名《自有后来人》，早已拍成电影；《沙家浜》改自沪剧《芦荡火种》；《龙江颂》改自闽剧《龙江之歌》；《海港》则源于淮剧《海港早晨》；《红色娘子军》也早有电影；《白毛女》更是家喻户晓的老戏。这样一些早已被社会公认的文艺作品，一下成了江青的作品。为了给抢夺正名，江青首先抛出一顶大帽子，说这些作品都是文艺黑线的产物，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有的甚至被说成是毒草。否定之后，江青又发明了所谓的“三突出”创作原则，即作品中要突出正面人物，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像裁缝改衣服一样，江青组织一些人，根据“三突出”原则将上述作品修修改改，填填补补，再换个名字，如此原来的“邪戏坏戏”就都脱胎换骨，成为“样板”，而且不许说是改编的，不许提原作及原作者的名字，一律冠以“集体编剧”，换句话说编剧是江青。文艺界人士特别是原作者自然不服气，其中《林海雪原》作者曲波说了一句：“《智取威虎山》完全是根据我的小说改编的嘛。”此话传到江青耳里，那还了得，旗手决定杀鸡儆猴，在一次会上江青点名：“曲波这人有历史问题，你们查一查。”于是曲波就进了“牛棚”，从此再也没人敢吱声，有人说这是夺子杀母，一点也不错。
为了树立维护样板戏，江青和张春桥甚至动用子弹和刺刀。就在我进《海港》剧组时，上海郊区发生一起因演样板戏而送命的事情。当时因无其他戏可演，大小剧团均演样板戏，奉贤县一剧团演《智取威虎山》，演出时未按江青指定的剧本，为吸引观众，加了一些噱头，被说成是破坏样板戏，为首者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因演戏而犯法送命恐怕罕见吧！
所谓样板戏就是这样诞生和确立的。这一切都提醒教育我：必须兢兢业业，谨慎小心。其实这是在搞政治不是在搞戏。
为了笼络大家，让我们死心塌地紧跟，江青亲自指示有关部门，对样板团生活要特别照顾。当时中国经济十分困难，老百姓生活困苦，一般职工每月工资才三四十元人民币，肉、鱼、鸡、蛋各种副食品全部都凭票供应。上海一个人一个月只配给一斤鸡蛋、一斤半猪肉，外地更差。而我们每人每天伙食费就有两元（演出另加），每天大鱼大肉，人们称之为“样板儿灶”。
对我们这支文艺军，各地军政首脑都奉为上宾，不敢怠慢。我们常到外地演出，每到一地当地军政一把手均亲自赴机场或火车站迎候。最初我奇怪：这些大官怎么如此看得起我们这些唱戏的？后来我方明白他们迎接的不是我们，而是江青，对样板团的态度也就是对旗手的态度。江青对此十分重视，有一次我们到辽宁慰问演出，陈锡联只派军区文化部长接机，江青知道了很不高兴，认为陈对样板戏看不起，吓得陈连连检讨，从此没人敢怠慢。
每个人都有思想，为了便于掌握，板儿团内部采取特务式监控。1967年4月12日上海发生著名的“四·一二”炮打张春桥事件，一夜之间，上海的大街小巷贴满了炮打张春桥的大标语和大字报，将张的老底都端出来，言之凿凿，气势吓人，上海滩议论纷纷。作为板儿团嫡系，我们当然不会卷入其中——而且连想也没想过。只不过早晨骑自行车上班路过静安寺时，看到街上有很多大字报，我停下来稍微看了一会儿，本来这是很平常很自然的事，却被人密告上去并由《解放日报》写成“内参”，说我“停下剧本创作，上街看大字报”，“对无产阶级司令部思想动摇”等等。这多卑鄙、多可怕啊！
夜见张春桥
修改剧本在长乐路一幢小花园洋房中进行。该房原是上海京剧院院长、著名艺人麒麟童周信芳的家。1966年“文革”开始，周信芳就被揪出来全家扫地出门，后周自杀，该房也被充公。修改由我执笔，李晓明、李丽芳、朱文虎等主要演员组成创作集体，讨论修改方案。毛主席就是一句话：将钱守维改成敌我矛盾。怎么改就看我们。经反复讨论确定一条原则：既体现落实主席指示，又不伤筋动骨。原则好定，具体体现就不那么容易了，得有好点子。这一任务责无旁贷落在我肩上，我深感压力。我分析剧本情节、人物、矛盾冲突，特别是钱守维。原来的钱守维用党的话说属旧社会留用人员，未好好改造，因而思想落后，腐蚀青年，属思想意识问题。改成敌我势必要有“反动动机”、“蓄意破坏”、“严重后果”。根据海港生活实践我保留了钱守维的“身份”，但由于他历次运动中受到冲击，因而心怀不满，不仅腐蚀拉拢青年，而且收到当天傍晚将有雷阵雨的气象预报故意隐匿不报，从而造成露天堆放的出口粮食受到损失。如此钱守维就从原来的思想意识问题变成敌我性质的蓄意破坏，既落实了毛主席指示又不致伤筋动骨。有人认为这主意好，有人觉得不理想，但又想不出更好的办法。经过近两年的讨论、修改，最后定稿拍摄成电影时还是采用了我这一方案。这是后话。
集体讨论定出方案后还不能动笔，得向于会泳汇报，于点头后我方才提笔。大约二十天我按照提纲写出修改稿，在创作组传阅通过再打印送交康平路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呈徐景贤。徐老三是作家，对创作内行，但他深知剧本的分量，从不发表意见，哪怕片言只语，而是转呈张春桥，由张定夺。我们只有耐心等待。张春桥是“四人帮”的核心人物、狗头军师，当时任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副组长，操纵领导全国“文化大革命”，他哪有心思过问剧本？但是我们估计错了，张春桥对此十分认真。就在徐老三将剧本送给张一个月不到，一天晚上十点多钟，我刚上床入梦——当时国内既无电视也没有书看，又无其他文化活动，老百姓天一黑吃罢饭早早上床睡觉——忽听得乒乒敲门声。当时社会乱得很，红卫兵、造反派甚至阿猫阿狗随便什么人胳膊上套上个红袖章就可光顾你家。我虽说进了板儿团，穿上黄军装，但老爸终究在香港，时时觉得自己是异己软档，这深夜敲门更使我胆战心惊。我扭亮电灯，壮着胆子问：“谁？什么事？”
“我——剧组的。”
打开门看，原来是剧组工宣队负责人，他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