疲匙诺ㄗ游剩骸八渴裁词拢俊�
“我——剧组的。”
打开门看，原来是剧组工宣队负责人，他通知我：“立即到康平路去，春桥同志接见。”说完气喘吁吁走了，再去通知别人。类似情况有过三四次。每次都是深更半夜，临时通知，当时绝大部分人家都没有电话，苦了跑腿的工宣队。接见地点一般在康办，有时也在锦江小礼堂。出席对象除我还有李丽芳等以及剧组工宣队和军宣队负责人。陪同张春桥接见的有徐景贤和当时市革委会一办（管文教卫生系统）头绳树珊。徐、绳二人哼哈二将似的，位于张的左右。除张春桥询问，他俩从不随便说话，毕恭毕敬更显出张春桥的威严。张春桥话不多，音调也不高，总是冷冷的一字一句，而且两只眼睛从镜片后面盯着你，在深夜的灯光下闪烁着阴沉的光芒，让你感到背上有小虫在爬一样，心里凉飕飕的。“四人帮”中江青、姚文元、王洪文我都见过，只有看到张春桥有这种感觉，难怪有人说张春桥阴险厉害，此话不假。
有一次谈剧本，张春桥竟然向我发难。他冷冷地同时嘲讽地说：“张士敏，你很有创造性呀！”
他指的是某一稿中我们将剧中人物装卸队长赵震山写成“走资派”。按“十六条”标准，处级以上当权派才够“走资派”，实际生活中装卸队长只是科级干部，不够格。但这并非我的发明，而是于会泳的主意，其目的是加强矛盾冲突，对此我是不同意的。于说：“生活是生活，艺术是艺术。如果样样都依照生活就没戏了。”这说法不无道理；可这是样板戏，不能胡来，胳膊拧不过大腿，我只能服从，想不到张却算在我的账上。与会者目光都瞅着我，气氛凝重。我思想很矛盾：讲？还是不讲？讲了于大麻子会不高兴；不讲自己背黑锅。权衡之后我决定实事求是，如实汇报。听说是于的主意，张春桥不吱声了；但他强调：样板戏要处处是样板，矛盾冲突、人物安排不仅要有生活真实性，还要符合党的政策。
像这样的接见，作为剧组领导、《海港》作曲于大麻子按理应参加，但他从不出席，当时我纳闷，后来我方知道，“四人帮”也是帮中有派，于大麻子直通江青，根本不把张春桥、徐老三之流放在眼里。
江青看戏
我学习写作多年，虽无佳作，可书也出了好几部，但从来没有像写作《海港》这样费时和艰难。平均两个月改一稿，每稿均打印，人家说著作等身，而我是《海港》剧本等身——从开始到结束将打印稿叠起来比我人高，真是消磨时间耗费精力而且没有多大意义。须知并非《海港》这样，其他几个样板《红灯记》、《沙家浜》、《龙江颂》等均如此，创作人员长年累月，反反复复，没完没了改了又改。每个戏都花好几年，心里不悦嘴里不敢说。江青知道创作人员的心情，对此她专门有个谈话，她说：“好戏都是磨出来的，十年磨一戏，你们还不到十年，不要怕磨，不要怕花工夫。”好家伙，十年，慢慢磨吧，反正当时也没啥作品好写——写了反而容易惹祸，遭批判；再说一天二元多的板儿饭，不吃白不吃。如此创作速度可上吉尼斯世界记录大全。创作需要的灵感、诗意和激情，在此完全不存在，像木匠打家具，完全根据老板和客户的意见行事，你说长我锯短一些，你说毛糙我刨刨光，就这样磨呀刨呀，经过一年半的时间，1968年8月，张春桥终于认可修改稿批准彩排，9月底进京向江青作汇报演出，最后由江青定夺。
我终于松了一口气。9月中旬我们来到北京，对板儿团来说北京是娘家，每年都要来一两次演出。这次不同，特别于我，这回是按最高指示由我执笔修改的剧本向旗手汇报。剧组里大多数人都见过江青，我却是第一次，怀着一种新鲜好奇的心情。这女人到底什么样子？和电影照片上有无区别？听说她很难侍候，爱挑剔找岔子，这样修改她是否会认可？我浮想联翩。
演出场子安排在人民大会堂，这是北京最好的剧场。因为是修改本汇报演出，所以不对外公演，只是内部招待部队和工农劳模先进人物。9月22、23日连演两场不见旗手踪影，24日休息。再过几天就是国庆节，江青和中央的头头们肯定很忙，人们纷纷猜测，有人认为旗手会来，有人认为不会来。其实这些想法都没有根据，向上面打听也不得要领。9月25日晚继续演出。这天是招待解放军三总部（总政、总参、总后）。也许是我敏感，我觉得大会堂的警卫似乎比往日增多，全部荷枪实弹神态威严。观看演出的解放军也比往日到得早，提前半小时全部列队进场，一个个身穿新军装，手拿红宝书，胸前挂着毛主席像章，进场完毕不许走动，此起彼伏地唱着流行的毛主席语录歌。同时我们剧组也接获通知：进场后不许外出。往常每次演出，剧场总给我和导演在七排当中留两个座位，叫工作票，这次却将我们的位置挪到十排边上，而且不说明理由。这一切迹象显示：旗手今晚降临。进剧组后我跟随活动，因为看得太多感到腻味，虽说每场均有最好的座位，但我很少老老实实坐着看到底，开演后我就溜号到外面逛，差不多演出结束才回来。那天我却老老实实坐在分给我的靠边的位置上。开演时间七时十五分，但过了五分钟仍无动静，我瞅着前面空着的四五排座位，心想这女人不要放白鸽。当兵的一个劲儿唱着语录歌。又过了约五分钟，全场灯光突然大亮，我心里咯噔一下，只见一伙人从前方左侧门道里缓缓走进，为首者正是江青，身后跟着张春桥、姚文元以及陈伯达和康生，再有就是部队将领。江青向我这边而来，愈走愈近，我目不转睛地看着这个中国乃至世界瞩目的“红都女皇”。她身穿一身合体的时髦的黄军装，头戴军帽，头发都藏在帽子里，瘦高个儿和可以作为标记的略长下巴，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白皙的脸上戴一副细黑框眼镜，腮帮微微塌拉下来，显出老相。
“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文化大革命万岁！”“毛主席万岁！”……场上口号声震耳欲聋。江青含笑挥手走进座位，其余人也循序进入，张春桥、姚文元坐在她左首，右边是康生、陈伯达等。于大麻子则屈居江青身后。演出中我不时侧目注视右前方的江青。坦率地说，对这位旗手我既不崇拜也不尊敬，作为上海人和上海作家，我知道江青的底细。上世纪三十年代她从上海拍电影起家，我听不少人——有些还是当事人谈过她的风流韵事。我奇怪的是，尽管她四十年代就成为主席夫人，但几十年来却默默无闻，安于寂寞，怎么“文革”伊始一夜之间，好似原子弹爆炸，她名扬四海灿烂辉煌？对一个女人和三流影星来说，这不能不说是奇迹和本事。当然我也不无自豪。不管过去三流也好四流也罢，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她却是至高无上的“文革”旗手，独一无二的“红都女皇”，多少人想一睹其风采而不能。我见到了，而且她看我修改的戏。演出结束，江青上台接见主要编、导、演，我们排好队，我以为她会发表对戏的意见——她是很喜欢讲话的。也不知是没时间还是什么，那天她竟一句未说，只用她那尖细有着山东腔的声音说：“同志们，谢谢你们。”然后伸出细白的手和大家握手。与其说是握手，不如说是将手赏赐给对方握。怕碰坏名瓷似的我轻轻小心握了一下，那种说不出的凉丝丝、滑腻腻的感觉至今仍留在记忆里。
上国庆观礼台
见了旗手，听她说：“谢谢。”这就意味着她认可剧本的修改。我如释重负，接下来是10月1日国庆节，登上观礼台不仅是我也是剧组全体人员共同盼望的。在中国，国庆节能上观礼台的除中共高级领导人，再有就是著名外宾和著名劳模、先进工作者，我们能否有此荣幸？我们猜测着、希望着。9月30日晚终于接旗手通知：明日上观礼台参加观礼，而且是全体成员包括服装道具和打字幕的。从这一点也证明板儿团的地位。
第二天清晨天不亮就起床——有人几乎彻夜未眠。当时还没有现在的安全检查，我们依照上面的通知将身上的小刀、指甲钳、火柴、打火机都取出来留在宿舍。为减少上厕所，只啃干馒头，连水也不敢喝。庆典十点才开始，我们八时之前就上观礼台站立。
观礼台以天安门城楼为中心左东右西，我们分在东四台，距离城楼五六十米，相当近。
凭栏远望，眼前的天安门广场万头攒动，人山人海。比较多的是大中学校红卫兵，此外就是工人、农民、解放军。整个广场排满了。有人说有一百万人，有人说不止。就算是前者，请想想一百万人聚集在一起挥舞红旗，欢呼喊叫，那将是什么场景，何等壮观啊！我在电影画面上曾见到此镜头，但电影毕竟是电影。身临其境，亲眼目睹完全是另一回事。
太阳冉冉升起，广场灿烂辉煌。十点钟，毛主席在林彪、周恩来的陪同下登上天安门城楼，无数大喇叭响起《东方红》。似飓风掠过海面，似狂飙掀动草原，广场上的人海掀起巨澜狂涛，“毛主席万岁！”随着地动山摇的呼喊，人们边挥舞红旗、语录边欢呼跳跃。那种疯狂、激动、崇拜，难以用语言来形容。就在这种超乎神灵的顶礼膜拜中，毛主席举起大手，轻轻、缓缓地摇动着，从城楼左边走到右边，再回到当中。随着他的挥手和走动，欢呼声一浪高过一浪，我看见许多人热泪盈眶，其实何止场上的红卫兵，观礼台上我身旁的很多人也眼泪汪汪。也许由于出身关系，缺乏阶级感情，我没有哭，但心里也有着说不出的自豪和激动——我见到了伟大领袖。
又变成牛鬼蛇神
北京汇报结束，回到上海便决定筹组拍摄电影——每个样板戏最后定稿都这样做。张春桥指定当时在五七干校劳动的著名导演谢晋承担导演任务。谢由此被启用，后来又拍摄了《春苗》、《盛大节日》等“四人帮”时期走红的电影。
作为编剧，我的任务应该说完成了。当时于会泳已获令赴北京荣任要职（后宣布任国务院文化部部长），一些对样板戏的有功之臣也都封官晋爵，根据我的贡献能力，按理也应弄个一官半职，有人劝我找于会泳走走门路，我摇头。不是我不想当官而是我觉得不可能。首先我出身不好，有海外关系，进板儿团已经是做梦拾着金元宝，再往上爬就有野心家之嫌了；此外上次我向张春桥如实汇报了我和于会泳修改剧本中的分歧，于虽然没对我说什么，但我知道他心里很不高兴，他不可能提携我。对我来说不是进而是退。我向徐景贤和张春桥写报告要求回原单位，张、徐批准并且由徐接见我，说什么作家离不开生活，你这个要求是对的，一年多来你辛辛苦苦对样板戏做出了贡献，党和人民不会忘记你等等。
我回到海港向军管会报到。这次主任没有那么热情了，一脸严肃地说：“本来我们对你寄予很大希望，可你……”我说：“我怎么啦？”“你被《海港》剧组开除了。”“什么？”我几乎跳起来。“你看看这个”。主任递给我一份材料，那是剧组对我的鉴定，上面写着：我政治立场有问题，“四·一二”炮打中曾动摇。还有对样板戏缺乏感情，说《海港》平淡无味不吸引人，实际上是攻击样板戏，如此等等。看后我怒不可遏。我说：“首先我没有参加炮打，第二我对《海港》剧本修改是尽了责的，别的不说，现在的定稿本就是采用了我的方案，对此领导有公正的评价，徐景贤同志曾当面表扬，请看，这是徐景贤同志接见我的谈话记录稿。”军管会主任无言以对，但我还是被下放到码头劳动，而且活儿比以前更苦——锹煤炭，一天干下来满头满身全是煤炭，连鼻孔、耳朵、眼睛全是黑的。
就这样我又变成牛鬼蛇神，从修改样板戏的有功之臣变成破坏样板戏的罪人。天下还有比这更荒唐更无情的吗？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四人帮”下场不用说，其手下一伙也树倒猢狲散，于会泳服毒自杀，那些鞍前马后抢着替他开车门拎皮包的司、局长，一个个被揪回上海成了“说清楚对象”。
我还是我。文化部为我平反摘掉所谓破坏样板戏的帽子。我觉得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由此我更加理解生活，懂得人生，加深了对我们民族的认识。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姚蓬子与徐恩曾在南京的特殊交往
？ 王炳毅
鲁迅先生不多的传世诗作中有一首五言绝句《赠蓬子》，是1932年鲁迅应姚蓬子请求写字时即兴记事之作。诗中所说是“一二·八”淞沪抗战之时，沪上青年诗人穆木天的妻子沈若芸携带儿子乘人力车到姚蓬子家寻找丈夫的事情。全诗如下：“蓦地飞仙降碧空，云车双辆挈灵童。可怜蓬子非天子，逃来逃去吸北风。”诗写得诙谐风趣，亦足见鲁迅对后辈进步文子姚蓬子、穆木天等相当友善。他对姚蓬子产生反感是两年后的事，而且与姚蓬子在南京报纸上刊登声明脱离共产党一事有关。鲁迅一向嫉恶如仇，爱憎分明，他认为姚蓬子在南京已叛变投敌，倒向敌人阵营，甚为不齿，中断了与姚的任何交往联系。在上海，鲁迅还告诫自己认识的进步文化人士不宜再与姚蓬子交往，指出他很不可靠。如他在1934年8月31日《致姚克》信中就说道：“……先生所认识的贵同宗，听说做了小官了，在南京助编一种杂志，特此报喜。”1934年11月12日在《致萧红萧军》信中又写道：“……蓬子转向，丁玲还活着，政府在养她。”（这儿要说明的是当时鲁迅先生并不清楚丁玲关押在南京的真实情况，以为她已自首，故说“政府在养她”）历史是复杂的，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的人物往往也是复杂的，姚蓬子在南京度过的三四年时光里，有过一段充满忏悔、交织着矛盾的心路经历和充满戏剧化色彩的际遇，他居然得到中统头子徐恩曾的庇护与关照，彼此结为好友，只是漫长的风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