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理由，甚至导致喜欢中国英雄不喜欢中国坏蛋的中国观众也喜欢上了外国坏蛋，因为外国坏蛋身上的美，在中国英雄身上也是完全不存在的。
“邱岳峰之所以是邱岳峰，乃因在他的语调深处无不散发着另一种浓郁的气质，一种被我们五十年来的文化排除尽净的气质，是的，我愿将这气质称之为‘颓废’。”（陈丹青）
“他总是能把邪恶用从容优雅的方式道来，把恶提升为一种令我们心醉神迷的美。”（严锋）。
陈丹青的“颓废”说与严锋的“优雅”说，命名虽不同，其为美学特征则一。
由于中国坏蛋被导演过度丑化，中国电影的一切细节刻画都使中国观众感到，认同和喜欢中国坏蛋不仅需要克服难以克服的伦理障碍和道德焦虑，更是不折不扣的人格自贬和精神堕落。所以中国观众认同甚至喜欢中国坏蛋仅仅是出于简单粗糙的逆反心理，却无法为自己这种“政治不正确”的价值取向找到足够的美学说服力。由于缺乏美学说服力，中国观众对中国坏蛋的认同大多仅止于认同，所谓喜欢也极为勉强，充其量只是被迫认同之后的自爱投射，而且在被迫认同和勉强喜欢之后，依然拒绝在自己与坏蛋之间划等号。
然而外国电影对坏蛋的一切细节刻画却让中国观众感到，外国坏蛋具有中国坏蛋（更不用说乏味的中国英雄）极其缺乏的丰富人性、优雅风度和人格尊严，更具有全体中国英雄、中国坏蛋、中国好人都没有的精彩人生。这些中国观众认同和喜欢外国坏蛋，就不仅是逆反心理的心理惯性使然，更是出于对真善美的向往和对生命意义的追问。求真之心使他产生了人格自卑，迁善之心使他产生了道德自卑，爱美之心使他产生了美学自卑，对生命意义的追问使他感到了深重的存在自卑。这些中国观众感到，那个优雅、丰富、高贵、自由的外国坏蛋比自己这个粗俗、贫乏、卑贱、屈辱的中国好人，在精神品级和文化等第上都远为优越，更配得上“人”这个称号。认同和喜欢外国坏蛋既无须克服伦理障碍和道德焦虑，更不是精神自贬和人格堕落，而是纯粹的精神升华和极大的人格超拔。因此中国观众不仅在感性好恶上非常愿意自己就是那个外国坏蛋，而且理性选择上也非常愿意自己在实际生活中就是那个外国坏蛋；不仅角色上主动认同外国坏蛋，而且精神共鸣极为强烈，身心愉快得欲仙欲死——尽管并非亲历，只是可怜的意淫。
外国坏蛋的精彩人生，不仅使这些中国观众意识到占人口极少数的中国坏蛋的冤案之“冤”，更明白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亿万中国好人的人生之“冤”。许多中国坏蛋当然很冤，他们犯的那些无害于人的事，只有在中国才算犯事，在外国决不算犯事，压根儿没有东窗事发不事发这一说。外国坏蛋之所以是坏蛋，是因为犯了有害于人的罪，决不是因为犯了无害于人的事。所以中国好人看了外国电影后，觉得自己比中国坏蛋还冤，因为那些中国坏蛋毕竟东窗有事可发，然而自己这个中国好人却东窗无事可发，还无事也惊心，心事难对人言地担惊受怕了一辈子。于是巨大的人生失落感从心底涌起：我这一辈子，到底算怎么回事？
在极左年代，中国坏蛋的冤案只是法律意义上的冤案，中国好人的冤案则是存在意义上的冤案。这些中国观众认为，与其做中国好人，还不如做外国坏蛋。做中国坏蛋当然很够呛，但做中国好人也不咋的，即使一生平安，活着却如同行尸走肉。外国好人的好日子不必说了，电影上也不常见，但外国坏蛋的好日子却亲眼所见。即使好日子终有结束之时，但外国英雄逮捕外国坏蛋时居然会说“你有权保持沉默”，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公开审理过程中，早已昭然若揭的罪行不仅要经过不厌其烦的取证、举证、听证、论证，外国坏蛋还可以滔滔不绝地为自己的欲望和满足方式进行辩护，更有口才奇佳的外国律师为外国坏蛋帮腔开脱，最后竟然还常常因为证据不足而将坏蛋“无罪”释放，这是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因被告发的恐惧而人人自危的中国观众完全无法想象的。为了知道自己“有权”，为了知道“欲望无罪”，这些中国观众恨不得自己就是那个外国坏蛋，以便自己临死前可以吐出一句：“这辈子不冤。”
高度反常的极左年代，中国社会继承了古已有之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发展成于今为烈的“不许乱说乱动”；继承了古已有之的“汗不敢出”，发展成于今为烈的“不许放屁”。人们不敢流露正常欲望，谨言慎行还动辄得咎，一旦不幸被权力意志划定为“坏蛋”——地、富、反、坏、右等，就会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只要能“幸免”（鲁迅语）被打成坏蛋，就必须为自己已经被彻底改造成没有“资产阶级人性”的“社会主义新人”而每天幸福得热泪盈眶；只要能“幸免”被打成坏蛋，就必须为自己成了“领导阶级”而每天感到强烈的“翻身感”；只要能“幸免”被打成坏蛋，就必须每天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主人翁精神”和“一怕不苦，二怕不死”的“主观能动性”。在这“形同槁木，心如死灰”（庄子语）的现实背景下，外国坏蛋的精彩人生以其巨大的美学感染力，唤醒了中国观众沉睡千年的存在自觉：外国坏蛋光芒四射的人性之美，彻底冲垮了中国好人黯淡无光的奴性之善。而外国电影在服装、道具、音乐、灯光等一切细节上无所不用其极的美轮美奂，更为外国坏蛋的别样人生平添一层奇异的色彩。就这样，实实在在的美学盛宴粉碎了空空洞洞的价值焦虑，稀松平常的好莱坞快餐成了中国人饮鸩止渴的玉液琼浆。真是“梦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那人”不是别人，正是那个活得精彩而恣肆的外国坏蛋。
然而全体中国观众毕竟只是全体外国坏蛋的精彩人生的旁观者，在亿万中国人的汪洋大海中，居然有一个幸运儿不是这种精彩人生的旁观者，而是这种精彩人生的参与者。所有中国观众对外国坏蛋的角色认同和精神共鸣，毕竟是隐秘的，略有犯罪感的，只有这个幸运儿对外国坏蛋的角色认同和精神共鸣，不仅是公开的，而且无须有犯罪感，他对外国坏蛋的角色认同程度越高，精神共鸣越强，越是对革命工作的无比忠诚。这个在革命年代惟一合法的反动派，就是让外国坏蛋开口说中国话的配音演员邱岳峰。由于一种特殊职业的掩护，全中国只有他一个人可以成为有执照的外国坏蛋，可以有恃无恐地优雅，肆无忌惮地颓废，全中国人民不敢说的话，他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全中国人民不敢干的事，他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尽管只是过过嘴瘾，比意淫好不到哪里去。
惟在他那儿才能听到别样的语调：温柔、尊贵、慵懒、缠绵、狡黠、玩世不恭、出言不逊！……听众也是“角色”，并在倾听时“进入角色”：倘若听众各自的内心均曾满蓄难以声张的沮丧、憎恶、心有不甘、尊严折损、恶意的怯喜、疯狂的本能，凡此种种，忽然，都被邱岳峰的语音霍然唤醒，骤然舒解，在潜意识里畅饮那颓废的甘洌。……我们想要如何而不能如何，种种快感需求长年压抑，而颓废也正是邱岳峰语音的快感源泉：是他在压抑的年代替我们发怒、还嘴、嘲骂、耍赖、调戏，在出于常态的语音发作中（好一位夸张的天才），是他的声调引我们作虚拟的自我作践、自我扩张，便是我们日常话语中的虚伪造作也因他而获至声调之美，我们假借邱岳峰语调的变态、狂态、丑态获得自我治疗，异化为“外国人”，释放自己，在倾听中人我错置，想入非非。……在全中国无产阶级大合唱的共振与杂音中，那时，只有他一个人的声音竟被允许颓废，竟至于肆无忌惮倾泻着颓废而没有人意识到那就是颓废。……在那个高度政治化的年代，他的声音全然是非政治化的：在政治年代，是配音专业为颓废气质提供了合法的出口，尽情蒸发，淋漓尽致。（陈丹青）〔8〕
于是这些中国观众发生了双重的角色认同和双重的精神共鸣：既认同、羡慕和崇拜外国坏蛋，更认同、羡慕和崇拜邱岳峰；认同、羡慕和崇拜邱岳峰的程度，还远远超过了对外国坏蛋的认同、羡慕和崇拜——这些中国观众恨不得自己就是邱岳峰。这就是爱屋及乌之后，爱乌更甚于爱屋的原因所在。更何况，中国观众与那个人人向往的极乐世界原本隔着弱水三千，若没有邱岳峰这个无可替代的天使长、独一无二的接引人、人生真理的大先知，那些“此曲只应天上有”的外国话不可能变成“人间哪得几回闻”的纶音仙乐，因此除了认同、羡慕和崇拜，中国观众对邱岳峰还有对那些外国坏蛋没有的无限感恩。
邱岳峰是全世界反动派的中国化身，他唤醒激活了全中国人民贪图享受的私心杂念、好逸恶劳的小资情调、声色犬马的人性欲望。所以中国人感性上热爱外国坏蛋邱岳峰——邱岳峰已经成了全体外国坏蛋共有的中国名字。
虽经两代人之久的强力洗脑，中国人的感性却依然葆有敏锐的天赋直觉。理性及其善恶观是人造的，但感性及其直觉是上帝造的，人中最强有力者也莫奈它何，所以中国人的视觉、听觉、味觉、嗅觉乃至美丑直觉能够比理性善恶观更有效地抗拒改造。正是有效地抗拒了外力改造的感性直觉，为中国人的人性复苏和中国社会的理性复归埋下了契机。许多中国人被践踏的理性得以恢复，被颠倒的价值观得以重新颠倒过来，正是从观看外国电影并认同和喜欢外国坏蛋及其中国化身邱岳峰开始的。而中国社会的理性复归，正是从美学开始的。1980年代初，一部《美的历程》风靡全国，掀开了思想解放的第一页。
三、美学理由的社会学缺损：对英雄的审美冷感
中国观众喜欢外国坏蛋的美学理由固然是积极的，却有一项致命不足，即中国观众的美学趣味是不健全的，有一个集体性的审美盲区：对英雄的崇高和壮美的审美冷感。
单论中国电影，中国观众会因为有趣而喜欢坏蛋，也会因为美而喜欢英雄。一旦与外国电影比较，中国观众必然会抛弃中国坏蛋和中国英雄，迷上更美更有趣的外国坏蛋，但为什么中国观众却对最美最有趣的外国英雄视而不见呢？
中国人自古以来像所有民族一样喜欢英雄，其感性审美观一向很健全（尽管理性价值观从未健全过），但在高度反常的极“左”年代，由于生活和电影中充斥着假英雄，而少见真英雄，因此中国观众原本健全的审美观产生了集体性的审美偏执：认同和喜欢坏蛋，怀疑甚至反感英雄——不管英雄是真是假，是美是丑。
中国观众不认同不喜欢外国英雄，首先是认同和喜欢外国坏蛋的必然逻辑延伸，同时又是反感和厌恶中国假英雄的必然逻辑延伸。既然中国观众与外国坏蛋产生了高度的角色认同和强烈的精神共鸣，那么外国英雄战胜外国坏蛋就是中国观众不愿看到的结局，他们不愿看到在想象的天地中，作为自己之想象性替身的外国坏蛋同样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他们更愿意看到那些外国坏蛋被“无罪释放”或“胜利大逃亡”，外国导演为了不落俗套或为了拍续片而故意留下“战斗正未有穷期”的情节悬念和商业噱头，常常郢书燕说地成了中国观众的莫大快慰——他们把外国真坏蛋的有罪而被“无罪释放”，转译为中国假坏蛋的莫须有冤案的平反。不过即使外国真坏蛋最终受到法律的公正惩罚，中国观众也不后悔自己对外国真坏蛋的角色认同，而能够坦然接受这种有尊严的失败，他们愿意自己“过把瘾就死”，像个失败的英雄——虽然英雄与坏蛋的性质模糊了，身份互换了，价值混乱了，善恶颠倒了，但中国观众不是浑然不觉，就是不以为意。
“过把瘾就死”出自八十年代末风靡一时的痞子作家王朔，我认为这句经典的坏蛋式名言正是王朔当年观看外国电影时痴迷外国坏蛋的内心独白。这句滞后总结的个人独白，同样适用于回溯性地概括当年中国观众痴迷外国坏蛋却反感外国英雄的自我合理化，所以这句坏蛋式名言一经发表，立刻赢得了同时代中国人的极大精神共鸣，而且至今常被正面引用，成了王朔留给时代的最大遗产。与此相似的另一句坏蛋式名言“躲避崇高”，出自新时期首席代表作家、曾出任文化部长的王蒙之口。这两句坏蛋式名言不仅能充分说明当年中国观众的集体性价值混乱，还进一步说明在集体性价值混乱之后必然出现的集体性价值真空，这正是集体性精神创伤必然留下的集体性精神后遗症。但由于“躲避崇高”与正面价值的冲突更直接更明显，远不如“过把瘾就死”与正面价值的冲突那样间接而隐晦，因而在传播学上较为失败，缺乏生命力。
八十年代以后层出不穷的中国痞子，无一不是刻意装坏的假坏蛋，而刻意装坏的惟一目的，就是刻意嘲讽假英雄。当代文学中刻意装坏的假坏蛋，当然以痞子作家王朔为代表；当代影视中痞气十足的假坏蛋，则以葛优、赵本山等“丑星”为代表。痞子作家和影视“丑星”虽然暂时赢得了读者和观众的一些廉价笑声，与之认同不仅不痛苦，还有一种病态的痛快感，但依然缺乏真正的审美愉悦。以陈丹青和严锋的标准来看，这些中国痞子既不颓废更不优雅，与被丑化的中国坏蛋一样，依然毫无美学光彩。中国痞子与外国坏蛋的根本区别是：外国坏蛋虽然是真坏蛋，但是极有尊严，非常高贵，中国痞子虽然是假坏蛋，却完全没有尊严，更与高贵无缘〔9〕。反感、厌恶和嘲笑假英雄，在1990年代以后的中国文学和中国影视中蔚然成风。痞风劲吹之下，并非痞子作家的王小波也痞气十足，虽然王小波喜欢崇高壮美也喜欢外国英雄，但他更厌恶假崇高、假正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