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是中国生活中不可能有的稀世珍宝，他即使想有平常心，也不可能有平常心——当我们告诫自己或别人要有平常心时，我们面对的一定是不平常的东西。正因为没有平常心，邱岳峰的配音才会如此激动如此夸张。
邱岳峰成于“夸张”，也败于“夸张”。由于“夸张”，邱岳峰的声音既达到了“人类声音魅力的极限”（严锋语），也达到了矫揉造作的极限；由于“夸张”，邱岳峰的配音有失二度创作的应有分寸，远离了“信达雅”的职业标准，因而其“天才”也颇为可疑。任何人都能听出邱岳峰的声音极其夸张，夸张到了“随便说什么都充满戏剧性”（陈丹青语）的地步，夸张到了每个字、每个音都充满舞台腔的地步，可以说已经竭尽了夸张之能事。然而最为吊诡的是，邱岳峰却没有一丝一毫夸张的主观意图，他吐出的每个字、每个音，都是情真意切的心声。而邱岳峰的个人心声，正是中国观众的集体心声。邱岳峰的激动万分毫无夸张之意，他确实激动得情难自已；中国观众的颠倒痴狂也毫无夸张之处，他们确实感到激动人心。
如果不是在现实生活中高度压抑且极端痛苦，邱岳峰固有的艺术才华不可能被激发到如此令人崇拜的高度。如果中国观众不是在现实生活中也高度压抑且极端痛苦，那么超级坏蛋邱岳峰就不可能获得如此反常的狂热崇拜，不可能成为偶像人物乃至神话人物。
如果不是在现实生活中同样高度压抑且极端痛苦，邱岳峰的天才同事们的艺术才华也不可能被激发到如此令人吃惊的高度——除了惟一的例外，他们每一个人都像邱岳峰一样没有平常心，也像邱岳峰一样没有夸张的主观意图却无一不“夸张”，也像邱岳峰一样无限激动地忘情投入，正是集体性的远离原版的二度创作，使邱岳峰与他的同事们共同创造了译制片不可能再有的青藏高度。
全体天才配音演员中只有一个人例外地具有平常心，那就是专配外国英雄的毕克。毕克的配音严格遵循“信达雅”的职业标准，既不激动也不夸张，松弛散淡，收放自如，分寸感极强，达到了艺术的最高境界。但毕克的杰出也不能完全归功于他自身固有的艺术才华，正如其他配音演员的激动夸张和缺乏平常心是时代的特殊原因所致，毕克的不激动不夸张且独具平常心也同样是时代的特殊原因所致。他像许多中国观众一样，对英雄有着或多或少的审美冷感，这种原本不可取的审美冷感，歪打正着地成了他的职业所需的可贵素质。毕克对英雄不可能狂热，对英雄集体冷感的中国观众对毕克也不可能狂热。我喜欢外国英雄，也感谢和尊敬毕克的艺术才华，但我不想为毕克编一个神话。毕克身上没有神话。
严锋说：“什么时候译制片开始离我们远去？什么时候老牌配音演员一个个地凋零？毫无疑问中国的配音事业正在以加速度走下坡路。……一方面是配音演员一代不如一代，连硕果仅存的老演员的质量也今不如昔。一方面是观众对配音越来越不在乎：管它呢，看懂了不就行了吗？”陈丹青说：“他的才华即是颓废，一如颓废乃稀有的才华，我们的文艺此后再没遇到过秉赋了颓废的天才，邱岳峰的气质因之寥若晨星。”许多影迷或邱岳峰迷像严、陈二位一样惋惜译制片的配音质量大不如前，其实这符合翘翘板原理：译制片达到顶峰之时，正是国产片跌入谷底之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人的消极自由大大增加了，配音演员与电影观众的压抑和痛苦远不如前了，中国生活逐渐精彩起来了，国产片的质量也有所提高了。因此译制片质量的退步，是时代进步的必然。配音界也没有任何神话。
邱岳峰既不是以积极自由捍卫消极自由的英雄，也不是以积极自由侵犯消极自由的坏蛋。他对自由的理解，连外国坏蛋的水平也没有达到，正如许多中国作家和电影编剧对自由的理解，也没有达到外国坏蛋的水平，所以当代中国文学和当代中国电影中少有真坏蛋，也少有真英雄，而是充斥着乏味的假英雄和被丑化的假坏蛋。
邓小平之所以被众多国民乃至西方世界视为新中国的国家英雄，就因为他比其前任远为尊重国民的消极自由。
我认为，对邱岳峰的真正纪念，就是永远不要牺牲自己的任何消极自由，更不要让自己成为任何观念的牺牲品，因为人仅有一生，没有人牺牲得起。
我想借用北岛名诗《宣告》中的一句话来结束本文：“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愿意做一个人。”这句貌不惊人的大实话曾经在1980年代产生过后人难以想象的巨大震撼力，因为它摆脱了“英雄”与“坏蛋”对自由人的双重束缚，在适当的时间适当的地点以适当的方式，完成了对“人”的破题。
注释：
〔1〕陈丹青：《邱岳峰》，《多余的素材》，山东画报社2003年版。亦见“邱岳峰纪念馆——让往事在倾听中苏醒”（qiuyuefengor/）纪念文选。
〔2〕严锋：《好音》，《万象》杂志2001年第6期。见“邱岳峰纪念馆——让往事在倾听中苏醒”纪念文选。
〔3〕“邱岳峰纪念馆”网站的首页，赫然是北岛的名诗《一切》：“一切都是命运/一切都是烟云/一切都是没有结局的开始/一切都是稍纵即逝的追寻/一切欢乐都没有微笑/一切苦难都没有泪痕/一切语言都是重复/一切交往都是初逢/一切爱情都在心里/一切往事都在梦中/一切希望都带着注释/一切信仰都带着呻吟/一切爆发都有片刻的宁静/一切死亡都有冗长的回声”，末句可视为对以声音传世的邱岳峰的最佳注脚。
〔4〕苏秀：《邱岳峰——我们配音演员的骄傲》，见“邱岳峰纪念馆——让往事在倾听中苏醒”纪念文选。
〔5〕苏秀：《邱岳峰——我们配音演员的骄傲》：“他到底为什么要死，这对我来说始终是个谜。”虽然苏秀认为邱岳峰的自杀是个谜，与我说的邱岳峰神话之谜似乎不同，但其实是同一个谜。
〔6〕见《书屋》1998年第6期。收入拙著《永远的风花雪月，永远的附庸风雅》，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珠海出版社2003年版。
〔7〕路易·德·菲耐斯，法国反派喜剧大师，曾主演《虎口脱险》、《疯狂的贵族》等喜剧片，被公认为仅次于卓别林的有史以来第二号电影喜剧大师。
〔8〕请原谅我的大段引用。这是陈丹青的文字迄今为止达到的最高水准，此文足以进入中国散文史。我认为是邱岳峰激发了他的全部文学才华，促成了这次超水平发挥。
〔9〕惟一可在美学意蕴上与外国坏蛋一较短长的中国坏蛋，是香港电视连续剧《上海滩》中周润发饰演的许文强。但这种高贵而有尊严的中国坏蛋，既不可能出现在极左年代的现实生活中，也不可能出现在文学影视中。
〔10〕陈丹青著：《邱岳峰》：“他没有说过一句‘外国话’，他以再标准不过的‘国语’为我们塑造了整个‘西方’。”
〔11〕严锋著：《好音》：“我当时还不知道，这个角色不仅仅是邱岳峰配的，根本就是他本人演的。”
〔12〕严锋著：《好音》：“这些年来，原版片看得不少，喜欢的外国演员的声音也不少，像汤姆·汉克斯，马克·汉密尔，罗宾·威廉斯，可总觉得没有一个人比得上邱岳峰。邱岳峰的声音比他们更丰富，更成熟，更有魅力，更像外国人。”陈丹青《邱岳峰》：“他是外国人。……邱岳峰似乎比罗切斯特还要罗切斯特，比卓别林还更卓别林，当我后来在美国看了《简爱》和《凡尔杜先生》，那原版的真声听来竟像是假的。”
闲话“组织”
？ 雷池月
如果统计一下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人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组织”必然是名列前茅的。当然，由它连缀而成的语汇也就十分丰富，偏正结构的，如组织决定、组织纪律、组织处分、组织照顾……；动宾结构的，如相信组织、服从组织、依靠组织……等等，几乎可以涵盖或者说是深入到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的所有内容。对于每一个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组织”的分量是不言而喻的。
“组织”，在生理学或者社会学方面的含义和用法，是用不着去“闲话”的，因为它完全是作为一个政治名词，在“突出政治”的某段历史中，才表现出特殊重要的意义。然而，作为政治名词，它并非专指党、团等具体组织，更主要地，它是用以表示“革命队伍”或“吃皇粮的”一类意思。比如，在履历表上填不出“参加革命（工作）时间”，那也就意味着这是一个没有组织的人——既没有社会地位，又没有生活保障，甚至还要遭白眼（因为难免让人怀疑是犯了错误被开除或遣散的），那境况确实很艰难。当然，这是说的在城市里。如果是农村，由于没有“参加工作”这一说（就算干上了大队书记也吃不上皇粮），大家都处在底层，对“组织”、对“皇粮”，反正可望不可及，一律比较淡漠。
组织既然是泛指“革命队伍”，对于每一个个人而言，组织的具体化便是他所在的“单位”。前不久，中央电视台制作了一个节目，就叫《单位》。主题仿佛是说：单位的历史作用是在计划经济的条件下形成的，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它的构成特点和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作用、影响，必将产生根本的变化。节目制作者的用心良苦，大约是为了鼓励那些中年的下岗工人和待业的青年学生，打破对“单位”的依赖心理，投身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面对时代进步的大潮，勇当一名弄潮儿。“弄潮儿向潮头立，手舞红旗旗不湿”，那场景虽然壮观，却也是十分危险的高难技艺。电视节目的制作者面对的也是同一个理儿，那些具有弄潮儿的背景、能力和野心的人，根本用不着你去鼓励，他早已在市场经济的海洋里其乐融融，至今仍然死死揪住“单位”这根救命稻草不肯放手的，大都是些自忖掉进海里必死无疑的主，按“能人”、“强人”这类流行词儿的含义来理解，就是些“弱者”或“无能之辈”。这话有人肯定不愿意听。前不久看到一篇文章，就是反对“弱势群体”这一提法的，不过这绝对是一种“好汉不认拳”的虚火上升的心理，实际情况摆在那儿，当你的收入少到只有你老板的百分之一甚至千分之一，而社会保障削减到最低水准的时候，你不承认你是“弱势群体”，除了让人笑话，还有什么意义？当然，反对称“弱势群体”的并非“弱势群体”中的一分子，而是某些抱打不平的知识分子，只是在他们古道热肠后面的真实动机有些值得怀疑罢了。
话说“弱势群体”对“单位”（组织）的深切眷恋，究竟原因何在呢？不外乎以下三者：
一、他们只习惯或者说只适应于在别人的组织和指挥下，在相对固定的岗位上，干一些按部就班的工作，说得直白一点，他们确实在智商、能力、知识等诸方面（即所谓综合素质）处于弱势。他们冀望稳定的就业，而并不渴求创新的冒险，他们甘于平均的温饱，却不太热衷于个人的暴富，而只有组织（单位）能够为他们这种生存的需要提供合适的环境和条件。从人权的观点看，他们所有上述先天的弱势并不构成他们应受到不平等待遇的理由，因此，当别人鼓励或者迫使他们离开组织（单位）的时候，他们执着地固守着那份依恋之情，似乎也是一种不容置疑的权利。
二、“组织”（单位）确实曾给这些弱势群体带来许多生存的实惠，由于他们并不像强者和精英一样对于“实现自我价值”抱有许多奢求，这些实惠常常足以令他们满足，以至于精英们不断指责以“单位”为依托的“旧的劳动制度”培养了“庸人、懒汉、寄生虫”。所谓这些实惠，虽然说不上丰厚，但却十分细致而具体。在战时实行的“供给制”时代，衣、食、住、行，莫不一包到底，甚而至于连娶媳妇也是由组织有计划地代为操办的（大者如“八千湘女下天山”一类盛举，小者如多不胜数的领导做媒人等等）。改为“工薪制”以后，“组织”上不再管得那么细了，但住房、医疗、教育这几大块，基本上仍然是照包不误的。谁心里都明白，在这种体制下，“生产力”、“综合国力”、GDP云云；增长是比较缓慢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当然也快不了，不过，对于缺乏竞争的实力和勇气的大多数人而言，本质上没有理由抵制“组织”上为他做出的种种安排，虽然三天两头也发发牢骚，或者还搞点儿“大民主”，可一旦“脱离了组织”（单位黄了），那份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愁是不言而喻的。
三、“组织”（单位）之所以提供这许多实惠，本质的原因在于对劳动者而言，它是劳动权利的体现。从理论上说，人类只有在实现了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相统一之后，劳动才能从谋生的手段变成乐生的要素，也就是说，迄今为止，人类的一切劳动无不具有被动的强制性质，既然如此，又何言权利？但是，劳动权确确实实曾经被神圣地载入过所有工农国家的根本大法，道理很简单，在生产资料私有制条件下，劳动者是否有劳动的权利，得由他的雇主决定——不高兴了可以随时炒你的鱿鱼，所谓劳动权，就是为了从根本上摆脱被“炒来炒去”的命运。这项权利的取得，可让劳动者付出了不小的代价，以血肉之躯换来的政权更替带给他们的最重要的实惠，或许就是这项权利的实现。“组织”（单位）正是实现这一权利的载体，而所有这些“载体”，无论是从剥削者手中剥夺而来，或者是新政权条件下的建设成果，都离不开几代劳动者鲜血和汗水的浇灌。而且，其中不少人生于斯、长于斯，一辈子厮守于这块空间，目睹它的兴衰成败，即使不提起“主人翁”之类话题，情感上的那份眷恋也是可以理解的吧！
精英们经常劝慰或者告诫离开了“组织”（单位）因而生活陷于困境的劳动者们，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