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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们经常劝慰或者告诫离开了“组织”（单位）因而生活陷于困境的劳动者们，不要沉溺于上述无谓的眷恋。一般，作为精英们理论逻辑的主导，无非是要改革，就避免不了局部的牺牲，即付出必要的成本。但是这个逻辑却不便对所谓“弱势群体”直白地说出来，因为对方难免要反问：“为什么”局部“一定是我们？凭什么让我们支付成本而你们收获利润？”精英们不想面对回答的尴尬，因而迂回到另外一个角度去发挥自己的说教，其中的要领不外乎如下两点：
一、要发扬“自力更生”的“光荣传统”，“奋发图强，艰苦创业”。这方面的样板多不胜数，而且都很能令人神往，什么“长青树擦鞋公司”、“永在岗家政集团”之类，其名称固然带有调侃甚至侮辱的意味，但无可否认的事实是，确实有许多脱离了“组织”（单位）的人变成了小业主，极少数还当上了大老板。不过，类似的喜剧题材在二三百年以前的西方已经上演过不少，而且可以说构成了一种“鸡毛飞上天”（黄金梦）童话文本的范式。当然，此类教化收效不大，从产业大军中分化出去的人其数量真是少而又少，这倒并不是因为他们全体的阶级觉悟高到如此程度，拒绝送上门来的致富机会，而是由于他们实在不具备必要的主客观条件。试想：怎么可能每一个劳动者都具有当老板的那份背景、才气和德性（这些年来，大家有目共睹，在财富的分化中脱颖而出的都是何等人物）？退一万步说，就算人人机会均等，个个才具相当，世界上需要那么多老板吗？不要说大富豪，就连煎饼摊、水果档太多了，也是一块儿赔本玩完。对相当部分劳动者而言，成为小所有者从来都是极富诱惑力的梦想，但是，真正勇于投身到追求梦想的风险行动中去并且获得成功的人却少得不成比例，因为大多数人有起码的自知之明，他们宁愿守住靠手艺和体力换饭吃的“活计”。资本主义国家的罢工工人的“纠察线”布置得那么严密，解放前夕产业工人的“护厂斗争”组织得那么成功，除去领导者的政治用意不说，那些巡逻值班、随时准备和工贼、军警决一死战的大多数，直接的目标就是维护自己的这份“活计”。
二、要珍惜得来不易的“自由”。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劳动者被“组织”（单位）固定下来，构成了一种“人身依附关系”，于是便有种种“管、卡、压”的规章制度，束缚着劳动者的创造精神，扼制着劳动者的发展潜能，甚而至于通过政治高压使他们成为简单的工具，在生产任务和政治斗争中发挥作用。这就是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者的异化”过程。所有上述说法并非毫无道理，既然大家都要“夹紧尾巴做人”，工人阶级也不能例外。这种滋味当然不好受，谁又不向往无拘束的自由生活和有保障的人格尊严？而实现这一点的最基本的前提就是要打破劳动者的“人身依附关系”，也就是说，要实现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而这正是建立市场经济的必要条件之一。经济学家早就告诉我们，劳动力不走向市场，便没有真正的市场可言。这当然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不过，这是一个西方在三百年前就解决了的问题，那时那些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产业后备军，就已经是完全“自由的劳动力”了，然而，两百年来（即他们从自在的变为自为的阶级以来），他们孜孜以求的奋斗目标，却是要“放弃”这种“自由”，通过“劳动权”的实现，让自己牢固地“依附”在工作岗位上。这情形就如秦晖先生所论证的“市场”和“计划”的关系：市场有自由，能带来发展和繁荣，当然也带来动荡和腐败；计划有保护，能带来稳定和安全，当然也带来停滞和贫穷。质言之，要追求自由和繁荣，就必须放弃保护；要维持保护和安全，就必须牺牲自由。诚哉斯言，只是它留给人们的仍然是一个两难的抉择。
什么人“经骂”，什么人“不经骂”
？ 资中筠
偶见上海《文汇报》载《经骂与不经骂》一文，谈及两个被骂的例子：一是我国某部长秘书经常被粗暴辱骂，承受力特别强；另一个是一名德国士官挨了施罗德总理外交顾问酒后之骂，认为无理，立即上告申诉部门，结果迫使这名顾问辞职。文章分析中国人经骂和洋人不经骂，联系到维权意识、人格尊严和政治文明，颇为精辟。这使我联想起经常感受到与此相对应的另一面：西方有一种人特别经骂，那就是政要，尤其是国家领导人。翻开西方报纸，对正在台上的政要批评、讽刺、揭露不断，有政策层面的，也有个人言论、作风、道德，乃至私生活方面的。较近的，尽人皆知的是克林顿总统的绯闻闹得全世界沸沸扬扬，以常人来看，他真是处境尴尬，忍人之所不能忍，以致于进入了中国的春节相声：“孙不孙，看看人家克林顿。”有一个情节可能国人较少注意到：在他先抵赖后承认并道歉之后，有一次召开白宫记者招待会，一名记者问他：你认为你这一事件对美国青少年会有什么影响？这是当面令他难堪的问题。他答复说（大意）：使他们知道，人不能说谎，就是总统也不行。这可以算自嘲，也不失为坦荡。
对在位的最高领导揭短、挖苦，哪壶不开提哪壶，是西方媒体的强项，此类事不胜枚举，其中有的颇见才气。随便举几个给我印象较深的例子：上世纪八十年代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声名赫赫，国际瞩目，对振兴英国经济也颇有建树。当时美国是里根执政。碰巧两人在政治理念、政策思想上都属于一派，同时在国际上也互有需要，那个时期英美关系特别融洽。英国国内当然总有反对派，对首相过于亲美有不少批评。报刊杂志经常出现对这位女首相颇为不敬的漫画。有一本杂志的封面用了一幅著名的《乱世佳人》电影广告，即男主角白瑞德将女主角郝思嘉横抱在手上（好像是婚礼后的场景），画面下方有一行字：“她发誓要追随他到天尽头”，也是原来电影广告上有的。不过这幅影像被施加了换头术，那男女主角的头各自变成了里根和撒切尔夫人，而且拼得天衣无缝，真令人拍案叫绝！我在忍俊不禁之余，不免要想撒切尔夫人看了会作何反应？恐怕也只能一笑置之，就是勃然大怒，又能如何呢？
至于里根，在位之时更没有少挨骂。政策方面的姑且不论——他的保守派经济政策被冠以“逆向罗宾汉”之名，即反侠盗劫富济贫之道而行之，实行劫贫济富（这一说法一直沿用至今，现在加在小布什的税收政策头上）。笔者还曾见到一本连环漫画册，以一个个假想的小故事，专门讽刺里根的不学无术。另外，此公因是演员出身，不太严谨，经常失言，偏离政策口径。特别是在外交敏感问题上，不止一次需要白宫发言人或国务院官员出来澄清，说这话不是总统原意，我们政策没有变云云，有时干脆否认，说媒体误解了，错引了。常常引起一片舆论哗然。记得有一次电视直播总统记者招待会，一名记者当面提到前一天他说错的话，请总统解释（具体问题恕我记不得了）。他予以否认，说美国一贯政策是如何如何，本人未有他议。当时电视屏幕上立即出现前次里根发言的回放，人与声音清晰无误，证据确凿，不容抵赖。不过电视是面对观众的，有没有当着总统面放，不得而知。不论如何，这样毫不留情地当场向公众揭底，要能吞得下去，还真需要一点雅量。很多人大约记得，里根上台不久曾经遇刺，虽然大难不死，却也伤得不轻。刺客被抓获，但是最后医生证明此人精神不正常，是由于痴迷某女明星，追星不成而试图做一件引起轰动效应的事。最后当地法院竟以没有对自己行为负责的能力为由判其无罪，不过送进了精神病院。据说里根对此判决极为不满，私下破口大骂，但只能私下骂，不能以总统身份公开骂，更不能干预司法（最近消息此人已经可以在没有陪护下出院探亲）。被刺尚且如此，挨骂就更不在话下了。
基辛格无论在朝在野，都是炙手可热的人物，同时也没少挨骂。其中最集中、最厉害的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出版的一本书，题为《权力的代价》，历数他为了取得权势地位所采取的各种不光彩的行为和手段，包括卖友求荣、脚踏两只船，连他的国务卿之职都是乘尼克松之危以要挟手段取得的；还有貌似辉煌成就的外交举措其实包含着许多鲜为人知的失误等等，不一而足。此书作者西摩·赫什是新闻界“大腕”，得过多次普利策奖以及其他新闻大奖。自称为写此书采访了一千名知道内情的政要和学者（只有尼克松和基辛格本人拒绝采访），书中材料言之凿凿，出版时还是基辛格的权势如日中天之时，自然列入畅销排行榜。据说基辛格十分恼火，但考虑再三还是决定冷处理，没有以诽谤罪起诉作者。此举果然明智，现在他老人家依然风头甚健，而这本书已经很少人知道了。笔者当时正巧买了一本，故而还记得。
最幸运的是小布什。他本来当选就岌岌可危，靠法院裁定某次数票有效，因此有“数出来的（不是选出来的）总统”之讥。按常规，他即位后最容易受攻击，加以美国经济又处于低谷，他的对策明显地劫贫济富，都是挨骂的由头。但是“9·11”一劫，使美国人爱国热情空前高涨，在非常时期大家同仇敌忾团结在总统周围，此时如有人，包括政敌在内，再对总统说三道四，简直就是叛国，会遭到群起而攻之。笔者正巧当年11月美国开始攻打阿富汗时在美访问，电视上竟然出现吹捧总统的专题节目，由几位嘉宾评论小布什在应对这一特殊劫难中的表现，主持人与嘉宾交口称赞，说是本来以为他不过尔尔，在这一非常形势下才考验出他的领导才能和魄力云，甚至出现了“伟大领袖”的提法。尽管这一频道是代表右派的，但这样赤裸裸地为在位总统唱赞歌而不遭到其他倾向的媒体的非议，在美国还是少有的。不过看来“好景”不常，在打伊拉克时就没有那么舆论一律了。现在战争结束，伊拉克善后工作不顺利，国内又开始为下届大选做准备，美国国内对布什及其亲信又开始骂声四起。最近新出一本畅销书公然称他们为“撒谎者”，并把小布什和拉姆斯菲尔德的头像放在封面上。看来小布什也难逃“经骂”的考验。
西方选举产生的领导人和议员在当选过程中必须经过被揭个底朝天的炼狱，都有过五关斩六将的经历，所以“经骂”是基本功。而在百姓这边，不平则鸣，“骂”是基本权利。这里“骂”，是指公开的、堂而皇之通过媒体和公开出版物的言论，甚至当面责问，而不仅是街头巷议、茶余饭后的闲谈，或保证不会打小报告的亲朋至交之间的密谈，也不是网上匿名的攻击。对媒体而言，报忧不报喜是常规，是基本职责。这里面的逻辑是：“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在位者尽职尽力不出差错应是本分；做错了事才值得大书特书，严加批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笔者在英国，偶然打开电视，见到某杂志纪念创刊两百周年，屏幕上排队出现两百年来历届首相的图像，直到当时在任的撒切尔夫人，每一个头像都是笑眯眯出现，然后眉头越锁越紧淡出。旁白的大意是，这份杂志存在的两百年中曾令每一届首相头痛，这是它最大的光荣。
政要挨骂中当然少不了来自政敌的兴风作浪，但政敌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监督机制，使在位者有所顾忌。当然“骂”的内容很重要，只要不是致命的，挨骂多的不一定不受多数拥戴，只不过拥戴者没有歌功颂德的习惯。因此一般领导人，尽可以表现自信和大度，“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但是到一定程度，就真的要被骂倒了。例如美国约翰逊总统因越战遭到声势浩大的反对，被迫“主动”放弃竞选连任；尼克松在“水门事件”中使出浑身解数求自保，终于敌不过两名记者锲而不舍地调查揭露，只得辞职以免遭弹劾。不过不论是否被“骂倒”，一名总统或一名高官被轰下台，绝对动摇不了政权的根基，不会影响社会安定。其实，有人“经骂”，有人“不经骂”，正好是一枚钱币的两面。毋宁说，西方民主社会正是建立在公众有权“骂”，在朝者“经骂”的基础上的。“经骂”是义务，无关个人修养，即使“龙颜”大怒，或恨得牙根痒痒，也无能为力。一旦这一契约遭到破坏，那才会动摇根基。
中国文化与中国绘画
——2003年在湖南师大美术学院的演讲
？ 杨福音
各位同学，各位老师，大家好！非常高兴回到长沙来跟大家聊天。离开广州之前，朱训德院长给我出了个题目，让我回来谈谈“中国文化与中国绘画”。这是一个大题目。
我之所以乐于接受这个讲题，是有它的前提的，也可以说是我的一个信念。就是说，中国当代的绘画可能而且应该从中国文化和中国绘画自身的土壤里生长出来。换句话讲，就是说当代中国绘画的革新可能而且应该从中国文化和中国绘画自身的土壤里生长出来。这是一个判断。要证明它的准备，我有两条理由。其一，在中国绘画史上，历朝历代的大家，他们和他们的作品是他们所处时代的“现代中国画”。如徐渭、八大，他们都是他们所处时代的现代中国画家。他们的形成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中国文化和中国绘画自身的土壤里生长出来的。其二，从二十世纪的中国绘画来看，我把它分为守本土和学西方两派。其结果，守本土的一派占了上风，齐白石、黄宾虹为其杰出代表。齐、黄的成功恰好证明了他们是从中国文化和中国绘画自身的土壤里生长出来的。
为什么学西方的一派最终走不出来？尽管这一派至如今在各美术院校及社会上仍然有颇大的势力。这就引出了另一个话题，究竟中西文化、中西绘画的区别在哪里。这几年，我的思考、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