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墨的要点在“风”（风韵、风致、风神、风度）。风即情感。生风即有情感，作品才有品格。风，统称为“风骨”。一个人有风骨，他就“活”起来了。一张画有风骨，便会神采奕奕。风是儒家的气，老家的道，屈子的情，三者结合尤以情为重。讲到儒家的气，气分两种，一是骨，骨是静止状态的气；另一个是势，势是贮藏能量的气。二者合起来便是骨势。一幅作品有骨有势，它就蕴藏了巨大的生命力。绘画讲究气，讲究王者之气，讲究如孟夫子说的浩然之气。袁宏道说徐渭胸中有一股勃然不可磨灭之气。我在一篇散文中讲到八大山人的静气，如大洋之暖流，并不扬波。气兼有道德与生命，精神与物质。
静气尤为重要。静中生风是笔墨的要义，亦即含蓄。比如描绘舞蹈，你若为生风而生风，那反而生不了风，只会显出张扬外露的马脚。如果你画得安静，便会生风，因为一切舞蹈都是静止状态的转换与连贯，你描绘到了运动过程中静止的一瞬，自然风情毕现。
同学们提了许多问题，由于时间关系，我只能利用课余跟大家交换意见。这里有一个问题，让我讲讲文化的全球化，我愿意就此回答。全球化如今是个热门话题，随着经济全球化，文化的全球化也提出来了。我看这至少是个好事，说明大家还看得起文化，不至于冷落到无人问津。我的意思是，艺术交流、文化规则、市场管理可以全球化，艺术创造则万万不能全球化，艺术只能个性化。艺术创作若全球化，只能导致艺术的共性化、雷同化，这是违背艺术创作的规律的。市面上我们听到的文化全球化，其实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例如电影，实际上是好莱坞化。文学创作也无非是诺贝尔化。幸好美术方面没有好莱坞诺贝尔，否则，不知多少人趋之若鹜。我比较喜欢伊朗电影，像《白汽球》、《新鞋子》、《何处是我朋友的家》，这些个影片里保留了人类最基本最原初的道德操守，而且没有丝毫的说教，只是静静地轻轻地抓住了你的心。好像这些片子投资也不会多，但票房应该不低。他们走出的是与好莱坞完全不同的路子，很值得中国电影界借鉴。那个《海上钢琴师》也拍得很好，那位琴师岂止拒绝全球化，他甚至拒绝融入主流，他惟一需要惟一要保留的，是自己的精神家园，他不能想像离开那片海那个船还会有愉快。
有人说，中国画很难进入国际市场。我不知道这个判断的现实依据是什么。齐白石不是获了国际和平奖吗！而且，我要告诉大家，有史以来，再优秀的文艺作品，它的欣赏者只能是一部分人，你不要寄希望让全世界人民都对你鼓掌。作为中国画家，作为中国绘画，首先是为中国人民服务的。在这里，我们要先讲中国绘画的中国化。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中国人都喜欢中国画，中国画实际上就占有了世界最大的绘画市场。
在此，我还要提醒大家，中国画家千万不可丢掉自信心。中国出了齐白石、黄宾虹，这是很了不起的事。由于他们以及他们的先贤，才构成了中西两大派别艺术的格局。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什么谦虚可言。相反，我们需要的是大骄傲，是中华民族艺术的大骄傲。
德加和芭蕾女孩
？ 吴 生
1874年，巴黎作家埃德蒙·康考在一篇日记中写道：“我一整天都在那个名叫德加的画家的画室里度过。他是一个古怪的家伙。现代生活中有这么多花样，他偏偏挑选的是洗衣妇和芭蕾舞者……这是一个白色和粉红色的世界……的确是表现那种苍白、柔软色调的最佳选择。”
这一年德加四十岁，芭蕾舞者将是他未来生命中描绘的主要对象。
康考有关“洗衣妇和芭蕾舞者是表现那种苍白、柔软色调的最佳选择”的看法是准确的。
德加自己稍后对他的经纪人阿布罗·福拉说：“人们叫我‘跳舞女郎画家’。其实，我的主要兴趣从来都不在她们身上。我关注的只是捕捉她们的动态，画出漂亮的衣裳来。”
德加陶醉于绘画中的优雅和色彩中的魅力。他从学生时代起就梦想成为像拉斐尔和米开朗琪罗那样的画家。他也果真重现了十八世纪法国大师夏定（Chardin）那种顶峰水准的粉笔画传统。当然，德加所深入的时代和夏定不同，这是一个有马奈、塞尚，有印象画派，有了摄影术和电器的时代，也是一个有贫民窟、妓院、赛马场的时代。这些都影响着他的绘画。
画沐浴的裸女是当时的时尚，不过，德加的观察要超前一些。他曾经拿自己的作品和伦勃朗的作品比较，并开玩笑：“伦勃朗太幸运了。他画的是浴缸里的苏珊娜，我只能画水盆旁边的洗衣妇。”
在芭蕾舞中，德加找到了令他兴奋的传统美感。巴黎的大剧院中，这个大城市中最贫穷的女孩子们在为自己成为仙女、小精灵、舞台上的皇后苦苦奋斗。身为这个粉红和白色世界一部分的德加则恪守传统，还发明了新的技法来表现这个世界。芭蕾对于德加来说，就好像风景对于塞尚，这是他的全部世界。年轻作家丹尼尔·哈勒维是德加的朋友，他用另外一种说法表达了同样的意义：德加在芭蕾舞中，就好像德拉克罗瓦在历史之中，找到了无穷的灵感和题材。
德加的绘画和雕塑把那些十九世纪普通女孩的形象留给了今天。人们不一定会想到，这在当时是一种创造性之举，大胆之举。他的画面打破了传统的结构方式，选取了不对称形式和特殊的角度，宛如摄影师精心构思角度的照片。但是，他的变革中仍然可以看到传统绘画所追求的优雅简洁的精神。
德加1834年出生在巴黎一个银行家家庭，他比马奈小两岁。在那前后十年中出生的艺术家有塞尚、莫奈、雷诺阿、伯斯·莫里索、莫拉密（诗人）、弗拉恩（诗人）等。
德加的父亲不但是一个银行家，也是一个艺术收藏家。德加的母亲出生在美国新奥尔良。他家的银行在美国和意大利开设有分行。所以，年轻的德加1855年开始在巴黎学习艺术以后不久，就动身到意大利去，在拿不勒斯、佛罗伦萨、罗马游学数年。他在梵蒂冈临摹了很多名画古画，到1859年才回到巴黎。
回到巴黎的德加，开始时就像长他一辈的画家安格尔和德拉克罗瓦一样，张开巨大的画布，为皇家学院的官方沙龙画起历史题材的作品和人物肖像来。
1862年是值得纪念的时光。有一天德加在卢浮宫临摹一张维拉斯贵兹的画时，遇到了伊多德·马奈。马奈把德加拉进了巴黎的印象派画家圈子。部分由于马奈的影响，德加开始把视线转向现代生活，转向咖啡店、剧院、舞蹈。
在那些杰出的画家之中，德加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影响力。年轻作家丹尼尔·哈勒维把这个时期的德加称为“第二帝国的一个小朋友”。法国出现了一大批富裕的资产阶级。这些画家都很有钱。哈勒维说：“许多像马奈、德加、塞尚、夏凡尼那样的艺术家，他们探索自己的艺术道路，不向任何人请教任何问题。”经济独立成为这个时期现代艺术突飞猛进的根源。“艺术家们在这个时期的自由，在艺术史上是罕见的，或者说是绝无仅有的。再也找不到比他们更自由的艺术家了”。
德加在蒙马特的波希米亚区找到一个公寓住下来。生活、工作，他的后半生就基本上在这里度过。这个区里面有许多艺术家的画室，有音乐歌舞表演的小餐馆，有富人和穷人，有洗衣妇，有妓女。研究德加的学者们发现，先后和德加比邻而居的艺术家有雷诺阿、古斯塔夫·莫拉（马蒂斯的老师）、托洛·劳特利克、玛丽·卡珊、梵高，还有许多在巴黎芭蕾舞剧院工作的音乐家、舞蹈演员和其他艺术家。前述年轻作家丹尼尔·哈勒维的父亲，作家鲁多维克·哈勒维也是德加的密友之一。他当时正和几个大音乐家如戴利布、奥芬巴哈、比才等合作。一切都很方便。德加可以从自己的公寓步行到巴黎的老芭蕾舞剧院去。该剧院在1873年一场火灾中被焚毁。他的经纪人保罗·杜兰德·卢尔的画廊就在附近。德加画的第一张芭蕾舞女郎就是在这里于1871年展出的。
歌剧和芭蕾是巴黎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德加在画跳舞女郎以前早已沉湎其中。他早期的作品中已经出现了台下的观众、乐池音乐家，也有台上的舞者。他开始不满足在台下坐着看戏，想到这个彩色世界的背面，到后台去看个清楚。
这不容易。闯荡后台的人要有一点特权，通常都是那些有钱的捐赠人、公子哥儿，巴黎人叫他们阿庞尼。只有阿庞尼们可以随便走进后台休息室，在那里和跳舞女郎调情说笑，甚至一直追进化妆室。
德加本人后来如愿成了阿庞尼之一员。但开始的时候，德加面对这个舞蹈女郎们的隐秘世界曾经深感无门可入的苦恼。他在1882年给他的一个朋友、富有的收藏家阿伯特·海奇写信求助：“你有没有办法给我搞一张这个星期四芭蕾舞比赛的票子？说来惭愧，我已经错过好几次这样的比赛了。”
有一段时期，德加甚至对阿庞尼本身的形象发生了兴趣。当阿庞尼们追逐在舞蹈女郎的石榴裙后面的时候，德加就紧追在阿庞尼们的后面观察。1870年代，老哈勒维写了一个连载小说《主教之家》，描写那些卷入污秽男女私情中的年轻舞蹈女郎、女郎们的母亲和阿庞尼的故事。德加为他的故事作了一系列单张版画（Monotype
print），其中的阿庞尼都是深色、戴黑色高帽子的形象。这些是德加作品中最为鬼蜮化的舞蹈人物，使人联想到德加同时代年长画家奥诺里·杜米埃（1808～1879）的漫画。杜米埃在1832年曾经因为他的作品《高康大》讽刺了国王而入狱。晚年的杜米埃还参加了巴黎公社的运动。
德加的作品和其他印象派画家作品在一起展出时，他的现实主义使他显得与众不同。
诗人保罗·弗莱瑞曾经批评印象派“将艺术在智慧方面减缩到仅仅几个有关肌理和阴影色彩的问题。人们不必使用大脑，用视网膜就够了”。
作家丹尼尔·哈勒维说，德加的作品描述一种“反诗意”的生活，将最简单、最隐私、没有任何美化的姿势：芭蕾女郎们抓着扶手拉伸身体、练习各种姿势、在后台等待、听取老师指示、搔痒、系鞋带、揉酸痛的肌肉、整理短裙、掠头发、聊天、给自己扇风、冥想……总之，所有那些舞蹈以外的事情，都画得美妙如梦幻。
德加有意将芭蕾舞那些美妙诗意的外衣褪净，描绘其看似单调枯燥的另一面，在表象之后发掘更普遍之美。1889年，德加在一首诗中写道：“人们知道在你的世界内/距离和油彩塑成了皇后。”
德加描绘的有关芭蕾女郎们的一切，完美地呈现了所有那些使得芭蕾之所以成为芭蕾的、真正迷人的因素：那些平衡、优雅、焕发的神采。正如一位批评家所说：“将模拟的诗意、梦幻变得可见。”
但是有人认为，德加的笔触太沉重，因而失去美感。曾经是德加偶像的安格尔就建议德加要持之以恒地根据记忆和实际描绘舞台上的小精灵。安格尔自己一直把小精灵画进那些浪漫的场面中，希望那早期的芭蕾舞形象更加宫廷化。安格尔在给德加的信中批评道：“我们看到，那些可怜的人因为挣扎变得更加丑陋，因为疲累而显得红肿，她们的衣服乱七八糟的，干脆裸体还好一些。”
1875年，一座新的歌剧院在巴黎落成开幕。这座歌剧院以建筑师查理·加尼尔的名字命名为加尼尔宫。除了大理石和贴金的古典装饰外，加尼尔特别为演员们的后台设计了一座美轮美奂的镜厅。德加很快就成了这里的常客。
那些学习舞蹈的小小女郎们被称为“小老鼠”。她们很快就熟悉了这个经常夹着一个速写夹子的画家。德加通常一早就到剧院，站在不同的地方画那些演员们的训练、排演。任何事情都逃不过他的眼睛。有时他还在速写旁边加上简单的说明，或是老师对那个动作的评语。比如说，有一次，他记下来老师对一个演员的评语：“她看来像一条在撒尿的狗。”
除了在剧院的速写外，德加更多的作品是在自己画室里完成的。他出钱雇用那些“小老鼠”或是其他演员，到他的画室做模特儿。由于出入的年轻女孩子实在太多，巴黎警察局的风化组探员曾经专程到德加的画室拜访过他。
这件事震动了这个有无数妓女和洗衣妇的地区。
德加很喜欢一面画画，一面和给他做模特儿的跳舞女郎聊天。他是有心人，常常设法给这些女孩子一些帮助。他曾经为一个芭蕾女郎职业上的擢升给他的好友写信：“你一定知道，那个女郎是多么需要你帮她说一句话，她会一天来催我两次，看我是不是真的帮她来看过你，或是写了信。……她恨不得马上就把事情办成功。如果可能的话，她会把你抱入双臂，裹上毯子，一直把你带入剧院。”
德加的弟弟阿其尔曾经和一个芭蕾女郎有过一段露水情缘。德加则不然。他不但一直没有和这些女孩子传出过绯闻，事实上他是一个厌恶女性者。
有一次，一位女士宣称是因为“受不了”的原因而没有出席德加的一个宴会。德加的一个朋友提出疑问后，德加不屑地回答：“我怎么知道是什么原因？‘受不了’这个词儿是女人们发明的。”
事实上，德加是有一些女性密友的，包括画家玛丽·卡珊和贝丝·莫里索，以及歌剧院和芭蕾剧院的一些大牌演员。
德加后来甚至有了遁世者或者厌世者的名声。据分析，部分原因是1870年代以后他视力减退，造成情绪压抑低落。不过，他的敏锐机智帮助他躲开了外界的关注。1897年他告诉丹尼尔·哈勒维：“我其实并不是一个厌世者。我离厌世还远得很。我只是觉得身边有这么多的无赖很不舒服。”
他希望人们远离他，但是有时又怀疑自己的态度是否对头。他在六十岁那年写信告诉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