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
唐代李德裕在《豪侠传》中指出：“夫侠者，盖非常之人也。虽以然诺许人，必以节气为本。义非侠不立，侠非义不成。”这就道出了侠客的最基本特征，那就是慕义。冯友兰教授说，侠客对义的理解要比常人严厉、苛刻、绝对，因此，他们的行为往往具有超常规超道德的特征。如果将这种执义不移的精神和义薄云天的侠举施之于国家与民族，施之于天下百姓，为社稷苍生利益勇往直前，临难不苟，义无返顾，那么，这就是侠客的忠勇无私，是侠客人格中最令人敬佩称道，也最为闪光的品格。明人李贽说过：“忠臣侠忠，则扶颠持危，九死不悔；志士侠义，则临难自奋，之死靡它。”这里的侠忠，就是义的意思。战国时信陵君魏无忌，在国家的根本利益受到威胁时，他不避艰险，奋起抗秦，围魏救赵，成为历史佳话。史圣司马迁对这种豪侠之举十分赞赏，故此，在为孟尝、平原、春申君立传时，均以封邑系，惟独对信陵君尊以国系，称魏公子，并以魏亡写于传末，以示其一身关系一国存亡。明人王世贞、清人洪亮吉等，对信陵君深明大义的侠举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战国之后，依然可以看到如此忠勇的义士。宋靖康年间的李彦仙、孙益，宋末抗元各死难烈士，明嘉靖年间的杜槐、谢介夫等人，有的身任微职，有的是布衣百姓，但是，当国家民族面临危难之时，奋勇前行，不屈不挠，铁肩担道义，风流写丹青。
剑客尚气任侠，感于意气，激于义愤，凭着几乎是与生俱来的古道热肠和超人膂力，实践着独特的人生理想，张扬了憎爱分明的个性特征，这种人格内涵，就是重气轻死，不爱其躯；豁达大度，疏放狂怪；性格刚烈，宁折不弯；无所畏惧，一往无前。曹植在《白马篇》中，称赞幽并游侠儿：“长驱蹈匈奴，左顾陵鲜卑。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名在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唐代高适《送浑将军出塞》诗中有“塞上应多侠少年，关西不见春杨柳。从军借问所从谁，击剑酣歌当此时”。鲍照《代雉朝飞》：“握君手，执杯酒，意气相倾死何有。”崔颢《游侠篇》：“少年负胆气，好勇复知机。”
修行励名，爱重名誉，也是历代大侠禀赋的人格特征。汉代侠客朱家，赈济别人，从贫贱者开始，自己家无余财，生活十分简单，并且他做好事从不希望人酬谢。他救了季布，等到季布做了官后，他却终生不见季布。
在诸多为人称道的高洁品性之外，剑侠也有悍顽专横、擅作威福的一面。正因为这些，凸现在世人眼中的剑侠，才是一群鲜活真实、非神非怪、可亲可爱、呼之欲出的英雄，才是一群惊世骇俗、光照日月、经天纬地、芳泽百世的伟人。
七
先秦剑侠精神如清溪出涧，奔流不息，差不多贯串了中国几千年文明史。建桃源世界，为理想殉节，这是千百年来被人们视作弥足珍贵的大侠精神。这并非那些逞血性之勇，却不顾民生疾苦，不思国家民族命运的好武之徒的作为。大侠精神那种不朽的气节，构建了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部分。翻开厚重的历史，至少有这些线索不容忽视。
摆在最前面的，是秦末陈胜吴广的大泽乡起义。大泽乡起义的全部意义，不在于是否推翻了一个残暴的秦帝国，也不在于其结局的辉煌与悲凄，最紧要的是第一次大胆地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在于第一次把豫让、荆轲等英雄们秘密的行动，变成公开的战斗；在于第一次把先秦虽引人注目的极端个人行为，升华为一种号召民众震撼天地的民族精神！
这种精神，在张角、黄巢的冲天正气中丰富了内涵，在窦建德、杜伏威义军身上散发着光彩，在岳飞、文天祥浩然侠节里增添了魅力。直到北宋末年，各路英雄豪杰聚集在水泊梁山，高举起“替天行道”的杏黄大旗，谋破立大计，发奇兵神功，展十八般武艺，打破天罗归水浒，撞开地网上梁山，把先秦豪杰们的剑气渲染得如火如荼酣畅淋漓，让历史前进的脚步，汇成一泻千里势不可挡的滚滚洪流。
到了近代，面对社会的大变革，侠客精神成为时代的需要，崇武任侠，渐成风尚。清朝以来，特别是从康雍乾之后，政治已渐呈腐败气象；至同治年间，土地兼并加剧，田地赋税日增，官场腐败，外强侵略，封建社会危机四伏，一些开明人士和知识分子掀起了救亡图存的政治活动。随着康梁维新的失败，人们看到了废除帝制的必要。革命者用历史上的侠客义士相号召，以激励斗志，焕发精神。有改良思想的文人郑观应，将明清小说中的剑侠故事，编成《续剑侠传》，与前人侠义小说《剑侠传》合并刊行，并在该书的序言中，阐明了编此书的宗旨，号召天下剑侠行动起来。谭嗣同著《仁学》，也以侠义精神相号召。梁启超作《中国之武士道》，对自春秋及秦汉侠客的生平行事，给予了特别的彰扬。杨度为此书作序，他比较和总结了中日两个民族尚武精神的差异，提出要向日本学习，振兴几于荡失的侠客人格和精神。在维新人士和革命党人的组织领导下，那些沉沦于江湖的豪侠义士，精神振奋，侠风劲吹。千百年来，侠客“千里颂义，为死不顾世”的品格，同“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时代大潮相融汇，升华为一种更崇高伟大更感天动地的不死的精神，沸腾了无数仁人志士鲜红的血液，使之为民族为正义视死如归。
改良派代表谭嗣同，不仅倡言振兴侠客精神，自己也是一位仗义任侠的勇士。革命党人陈天华称他是“轰轰烈烈，为国流血的大豪杰”。谭嗣同少年时历尽坎坷，故好读《墨子》，倾慕侠客为人，以致学习骑射击刽。在《报刘淞芙书》中，说自己曾“斗酒纵横，抵掌《游侠》之传”。在《望海潮》词中，他高吟“拔剑欲高歌，有几根侠骨，禁得揉搓”，其刻意效法古代侠义之士，立志救世，不惜以身赴天下之难的情怀，让人感动教人激奋。谭嗣同积极参加维新运动，变法失败后从容就义。他在狱中题诗：“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活脱脱一个顶天立地的大侠形象。与谭嗣同订作生死交、二人有“浏阳双杰”之称的唐才常，也是一位侠肝义胆之人。戊戌之年，他应谭嗣同电召赴京参与新政，刚到武汉，政变猝起，他只得亡命日本。激于挚友之死，他从此发愤“树大节，倡大难，行大改革”，以实现宿愿。写于此时的《侠客篇》，将壮士般的情怀袒露无遗：“丈夫重意气，孤剑何雄哉。良宵一灯青，啼匣风雨哀。不斩仇人头，不饮降王杯。仰视天沉阴，揽衣起徘徊。民贼与乡愿，颈血污人来。我闻日本侠，义愤干风雷……要当舍身命，众生其永怀！”后来，唐才常回上海组织自立会，反对当局。起义失败后，他慷慨赴死，从容就义于武昌。鉴湖女侠秋瑾自幼放纵自豪，仰慕汉代著名的侠客郭解、朱家的为人，常到越王句践观天文、卜吉凶的小丘上练习刀剑。在日本，她先后加入光复会和同盟会，任同盟会浙江省主盟人。回国后，她运动杭州军界学界，与徐锡麟约定在浙皖两省同时起义。失败后，清军三百人赶赴绍兴抓她，学生们劝她逃走，她却神色自如，命其他人先走，自己端坐在内室不动；就义时，年仅三十一岁。她生前的一首《对酒》诗，让多少人热血沸腾奋勇向前：“不惜千金买宝刀，貂裘换酒也堪豪。一腔热血勤珍重，洒去犹能化碧涛。”
二十世纪前期的中国，因为鲁迅等人的先行，而成为向西方各国同时也是向先秦寻找文化的时代。一个寻找的时代，其实就是一个匮乏荒芜的时代。在漠漠荒野，在无边沼泽，在茫茫黑夜，晚年的鲁迅于孤寂无援中，神游于先秦，凝思于远古。《铸剑》表达了鲁迅对先秦时代深刻而独到的理解：素昧平生的黑衣人，要求眉间尺给他头颅和剑，以帮助他杀楚王报父仇。这位黑须黑眼睛、两眼放着磷火般光芒、铁铸一般的黑色人，讲到他为什么要代眉间尺复仇时，他断然否定了出于所谓仗义或同情之类的拔刀相助，明白表示“你的就是我的；他也就是我。我的灵魂上是有这么多的，人我所加的伤，我已经憎恶了我自己！”黑色人与眉间尺，以及所有被压迫者，有着共同的仇恨和命运，因此，复仇的斗争也是共同的。眉间尺与黑衣人似乎早就心灵相通，似乎等待了一个世纪，黑衣人的声音刚刚停止，眉间尺便举手向肩头抽起青色的剑，顺手从后项窝向前一削，头颅坠在地面的青苔上，一面将剑交给黑色人。就在《铸剑》写成后的第五天，即1927年4月8日，鲁迅到黄埔军校讲演，他说：“……至于富有反抗性，蕴有力量的民族，因为叫苦没用，他便觉悟起来，由哀音而变为怒吼……他要反抗，他要复仇。”
剑侠时代已与我们渐去渐远。但是，那寒凉透骨、桀骜高雅的大侠精神，却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愈显强烈。从戊戌变法，到五四风云；从南昌起义的枪声，到雪山草地的脚步；从邓世昌黄海正义的悲歌，到闻一多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拍案而起……
作为后来人，我们没有权利回避那迎面扑来或者擦肩而过的大时代劲风，我们更别无选择地珍视那渗入血液和骨髓的民族精神。正如一位诗人泣血的吟咏：
神剑啊，我飘零的魂灵
来自天地日月
聚于千年一瞬
炉中熔炼血里淬火
横空出世已铸就了精神
爱之恨之浑然不觉
歌之哭之兀立独行
苦雨凄风征途漫漫
浩然之气点燃正义的黎明
神剑啊，我不朽的魂灵……
想像是现实的延伸
？ 潘年英
1997年我在厦门大学中文系做访问学者，其间认识了不少国内知名的学者和教授，周宁博士便是其中之一。那时我常听到中文系的研究生们议论，说周宁是中文系最棒的老师。我问“棒”是什么意思？他们说就是道德文章都好。他们当然举了很多例子，详细地证明着他们的观点。他们反复强调的周宁的两大特点：博学和儒雅，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而当后来我终于见到了周宁本人的时候，这两大特点也都得到了应证。
的确，在厦大中文系，周宁堪称最博学者之一，他不仅外语好，中文也很好，所以博览群书，学贯中西；其知识结构也非常合理，英语本科，中文硕士，戏剧博士，很少有人能像他这样有跨如此之多学科的优势。而他的儒雅是我后来多次与他接触之后才真正体会出来的。他待人热情诚恳，不卑不亢，做事大方得体，有节有度；中国知识分子身上那种要么迂腐要么奸猾的毛病在他身上似乎都看不到。
在厦大我听过周宁博士两次讲座，后来我又请他到泉州黎明职业大学给我的学生讲过一回，每一次的效果都好得出奇，简直令人妒嫉。他在泉州黎明职业大学的讲座结束后，连我们系里那位从来没有佩服过任何人也从未说过任何人好话的系主任都说了这么一句：这个人是有真本事的。
如同他极富煽动性的演讲一样，周宁的文章诗意盎然又逻辑缜密。我对他如行云流水般的文字和深邃的思想总是敬佩得五体投地。我差不多拜读过他迄今为止的全部著作，大多数著作都是我写信向他索要的。最近读到他的一组文章则是在《书屋》杂志上发表的。在2003年一年中，他共在《书屋》杂志发表了四篇文章，这即便不是一个奇迹，也应该说是少有的。
我沉浸在他对西方妖魔化中国的叙述和分析之中。阅读的过程使我浮想联翩。我没有出过国，甚至也很少接触过外国人。我的西方中国观的知识仅来源于国内有限的译介文字。但是，周宁在文章中介绍的那些西方著作让我惊讶不已。而我惊讶的不是他们对事实的莫名歪曲和想像，而是他们的想像与现实中国的高度吻合，这简直令人不可思议。
还是让我们一起来读一读这样的句子吧：
从来没有一个外族人能够深入了解黄种人的思维方式。他们思维的起点与终点都与我们不同，是一个和我们相反或颠倒的过程，我们无法追踪和理解……他们巨大的数量和相似性令人震惊，任何一个单独的个体与他的三万万同胞的相像是让人感到可怕的。在这个巨大的帝国的任何一个地方，每个人都发现他们拥有相同不变的生理和心理模式——相同的黄色皮肤、坚毅的性格和刺耳、机械的语言，相同的住房、坟墓和服装；相同的偏见、迷信和风俗；相同的自私的守旧性和对于过去、古老事物的盲目崇拜。这种单调乏味、前后一致和人物、事件都不断重复的生活，令人生厌，几乎使人感到怨恨。在他们占踞的土地上，从西伯利亚到交趾支那，无论在哪里，他们都留着卑贱的辫子，穿着毫无感觉的棉鞋；无论在哪里，这人类最低劣的种族都堕落到肮脏、混乱之中。他们颓废、没落、麻木不仁，甚至对财富的丧失也无动于衷；他们自负、自私、颓丧、懦弱和迷信，没有想象力、感情、骑士精神或幽默感；他们不会热心于任何斗争，包括那些能改善生活条件的斗争，甚至对于谁将统治他们或谁将篡夺君权也漠不关心。
这些句子是谁写出的呢？周宁说，是一个叫西德莫尔（Eliza
R。Scidmore）的美国佬写的。但我觉得这些话怎么看都像是我自己写的，至少是我很想写的。周宁说，西德莫尔说这些话带有种族偏见。有没有呢？有。但他讲的是不是事实呢？是，至少在我看来是。
还是让我来讲一个故事吧。
1995年夏天，我陪同法国汉学家安妮·居里安（Anne
Curien）一家到贵州黔东南农村采风。我们从贵阳出发，乘火车前往凯里。那天早上，火车站人山人海，排队买票的长龙已延伸到售票厅之外，但我们要乘坐的火车马上就要开了。安妮问，怎么办？我说，有两个办法，第一，我们按规矩排队，但这样一来我们大概要到中午才有可能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