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固执，他了解语言有自身运行的潜在规律，不是你想怎么着就怎么着。“一个民族不可能超越已经深深扎根于语言之中的内在规约。在这一点上，即使是最发达的教化也起不了作用。一种原初的语言，甚至可以控制以后的岁月从外部添加进来的东西，并按照自身的规律予以改造”〔12〕。瞿秋白在给鲁迅的信中也说了这方面的意思：“这些新的字眼和句法的创造，无意之中自然而然的要遵照着中国白话的文法公律。凡是‘白话文’里面，违反这些公律的新字眼，新句法，自然淘汰出去，不能够存在。”〔13〕也有一些字眼和句法造出来了，在一定的时间里接受语言潜在规律的检阅和考验，不完全合适的，经过修正后就保留下来了。在佛经的翻译中，这种例子就有不少：
（1）梵语Kalpa，原来音译为“劫波”，后来去掉了音节“波”，成为“劫”。“劫”是汉语中的常用词，后来的人几乎想不到这是梵语的音译。
（2）梵语mārā，原来音译为“魔罗”，后来去掉了音节“罗”，成为“魔”，也是汉语中的常用词。鲁迅早年的文章《摩罗诗力说》，用了另一音译“摩罗”。
（3）梵语Dhyāna；原来音译为“禅那”，后来去掉音节“那”，成为“禅”，也是汉语中的常用词。
这说明，先用逐字逐句的直译，给汉语留下一些语言的“粗胚”，经后人的加工，服了中国的语言“水土”，就可以成为汉语的有机组成部分。
梁实秋打上门来，主要不是因为翻译，而是另有用意。两人根本的分歧是在文艺观和社会观。梁实秋只认文艺中的“人性”，不认“阶级性”，对马克思主义文论弃如鄙土。有人告诉鲁迅，梁先生任青岛大学图书馆主任时，把馆藏的马克思主义文论清除出去，包括鲁迅翻译的几本论著。梁实秋挑鲁迅的“硬译”，总共举了三个例句，都来自两本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即《艺术论》和《文艺与批评》。从例句的选择就能看出他的意图。鲁迅很敏感，一下就把对方看破了。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反驳时，鲁迅写的文章，标题很奇特，局外人看不出其中的奥妙：《“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怎么会把“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绑在一块呢？这篇写得很大气的长文，谈“文学的阶级性”的文字比重远远超过谈“硬译”。梁实秋读了鲁迅的反驳文，心里的秘密被说破了，惶惶然，又不想认账，写了《答鲁迅先生》自我辩解：好一个“鲁迅”，“我”梁实秋并没有反对无产阶级文学，只是批评一下“你”的“硬译”，“你”怎么三下两下就跳到“文学的阶级性”上，来攻打“我”呢？〔14〕梁实秋原本是想从斜里刺上一刀，鲁迅不吃这一套，偏要跳到“正面”去狙击。梁实秋还是嫩了一点，这回也没有占到什么便宜。因为鲁、梁的冲突主要不在翻译观，在“翻译”这个论题下探究两人的争论，意义不是很大。所以，我不想在这里过多评说，只对相关的背景作一点交代。
“欧化文”
有人把受了西文影响，留下了西文印记的汉语称做“欧化文”。中国人的节操观念无处不在，语言似乎也有节操。“欧化文”，在一些人的心目中，就是“失贞”的汉语，被玷污的汉语，不干净的汉语，与“淫妇”、“汉奸”之类的称呼相当。
张之洞说：“倘中外文法参用杂糅，久之必渐将中国文法字义尽行改变，恐中国学术风教，亦将随之俱亡矣。”〔15〕钱基博厌憎“欧化文”，把鲁迅视为罪魁祸首，痛骂了一阵：“有摹仿欧文而谥之曰欧化的国语文学者，始倡于浙江周树人之译西洋小说，以顺文直译之为尚，斥意译之不忠实，而摹欧文以国语，比鹦鹉之学舌，托于象胥，斯为作俑。”〔16〕旧派人物的意见是强弩之末，鲁迅没有太当一回事。一些新一代的知识人，还有所谓的革命青年，态度异常褊狭，目光异常短浅，也视“欧化文”为眼中钉，大加漫骂、攻击，倒真叫他悚然心惊。
梁实秋从美国留学回来，照理说，在这个问题上应该想得比较开通，可事实并非如此。他对“欧化文”大张挞伐，而且很明确地把矛头指向鲁迅：“假如文法的简单是高级的进化的现象，中国文无疑是很进化的了。许多的欧洲文的繁杂的规律在中文里都不成问题，中文是如此之圆滑含浑。我不知道有那一个语言学家要改造中国文法使成为欧化……欧化文的起因，据我看，是和翻译有关系的，尤其是和‘硬译’那一种东西有关系。”〔17〕梁实秋批“欧化文”，用的就是“欧化文”，拿上面引的这个句子来说，“规律”前用了好几个“的”，堆叠了数个修饰语，在传统汉语中没有这样的句式和文法。汉语的“欧化”是既成的事实，单单西洋标点的使用，就已经是“欧化”，更何况还有甩不掉的无数来自西洋的新词新语和一些新句式。梁实秋自认为用纯汉语写作，想撇清，但即便使出浑身解数也撇不清。
一种语言受其他语言影响，被其他语言所“化”，本是正常的现象，犯不着大惊小怪。“语言，像文化一样，很少是自给自足的。交际的需要使说一种语言的人和说邻近语言的人或说文化上占优势的语言的人发生直接或间接接触”〔18〕。各种语言在人们的交往中必然相互影响，居于文化中心的语言对其他语言的影响就更大。在东方语言史上，汉语对朝鲜语、日语和越南语的影响，印度语对周边各民族语言的影响，阿拉伯语对波斯语、土耳其语的影响都十分明显。在西方，有语言“霸王”之称的英语，原先也曾受其他语言影响，被其他语言所“化”。语言学家萨丕尔认为，是法语“点染了英语的面貌”。“英语从诺曼入侵者的法语，后来又从法兰西岛的宫廷法语借用了大量的词，吸收了某些具有派生价值的附加成分（如princess中的－ess，drunkard中的－ard，royalty中的－ty）；并且，和法语的接触推动着它朝‘分析型’的语言方向发展，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英语的语音格局”〔19〕。英语受外来语的影响还不止于此，它吸取了“日耳曼语的深沉”，又吸收了“罗曼斯语的优雅”。“它一直在变化，向着各种语言开放，新词，新结构，新音调不断出现，变化到几乎丢掉所有的词尾变化，抛掉了原有的许多语法规则”〔20〕。看来，尽管梁实秋攻的是英美文学，对英语的历史并不了解，否则，不至于那么起劲地非难“欧化文”了。梁实秋可以谈谈吃，谈谈喝，谈谈玩，谈谈他的雅舍。一旦涉及较大的问题，他就不行了。他只能在浅水区蹬蹬腿，溅起一点美丽的水花，进不了思想文化纵深的水域，也永远看不明白在深处潜泳、探索的鲁迅。
上海那些革命青年攻击起“欧化文”来，就更无知，更粗鲁，更凶蛮，更可怕了。一位化名“文公直”的人在给鲁迅的公开信中，开首就说鲁迅提倡欧化文，是“汉奸”。信的中间说到要“大众语”，不要“欧化文”，还说“中国人应该说中国话”。信的末尾是连骂带吓的文字：
先生，现在是暑天，你歇歇吧！帝国主义来灭绝华人的毒气弹，已经制成无数了。先生要做买办尽管做，只求不必将全个民族出卖。我是一个不懂颠倒式的欧化文式的愚人！对于先生的盛意提倡，几乎疑惑先生已不是敝国人了。今特负责请问先生为甚么投这文化的毒瓦斯？是否受了帝国主义者的指使？总之，四万万四千九百万以内的中国人对于先生的主张是不敢领教的。〔21〕
文风是恶劣的，一个人说话，抬出“四万万四千九百万”中国人来，想以众凌寡。这是中国那些革命人的通病。鲁迅答复时态度非常克制，力求从正面讲道理。对青年人他一向宽容。他跟对方说，不要随意给人栽“汉奸”的罪名，也不要没有征求意见就充作多数人的代表来说话。中国文的欧化，不是要取消中国话，而是出于“必要”。“眼前的例，就如先生这几百个字的信里面，就用了两回‘对于’，这和古文无关，是后来起于直译的欧化语法，而且连‘欧化’两个字也是欧化字；还用着一个‘取消’，是纯粹的日本词；一个‘瓦斯’，是德国字原封不动的日本人的音译”。
不论旧派文人，还是新一代的一些知识人和革命青年，都在有意无意地想像着汉语的“贞操”，想像着有一种未被外语玷污的汉语。时至今天，我们仍然可以听到有人叫嚷“纯汉语写作”。真敢叫，勇气有时来自无知。早在佛经的翻译中，汉语就已经失去了“童贞”。
佛经的翻译给汉语注入了大量的新语汇。“禅”、“劫”、“众生”、“因缘”、“果报”、“功德”、“觉悟”、“刹那”、“大千世界”、“真谛”、“慧根”、“唯心”、“生灭”等等，举不胜举，都直接来自佛经的翻译。从佛经的字眼派生出来的词又有许多。比如“业”，是佛家的常用语，一个人做了什么，说了什么，想了什么，都是造业，依照三者的不同，分为身业、口业和意业。后来的一些汉语语汇如“事业”、“职业”等就是从这里演变来的。照梁启超的说法，佛经的翻译给汉语带来了三万五千多条语汇：“夫语也者所以表观念也，增加三万五千语，即增加三万五千个观念也。由此观之，则自译业勃兴后，我国语实质之扩大，其程度为何如者！”〔22〕佛经的翻译还输入了新的文法：（1）不用“之乎者也矣焉哉”等字。（2）倒装句法极多。（3）提挈句法极多。（4）一句中或一段落中含解释语。（5）多覆牒前文语。（6）有联缀十余字乃至数十字而成之名词。（7）同格的语句，铺排叙列，动至数十〔23〕。在佛经的翻译中，词和句都被拉长了，句子的语序也变得更自由，更灵活，更多样化。
鲁迅多次谈到佛经翻译对古汉语的影响。他把翻译当作改造汉语的一条途径，支持汉语的“欧化”，是有他的历史依据的，并非一时头脑发热。中国人和“失贞”的汉语已经耳鬓厮磨、缱绻缠绵了几千年，现在竟然还有人要修复语言的“处女膜”，真叫鲁迅不知该说什么才好。
有的人搬出“中国人要讲中国话”的信条来，把语言的“贞操”与民族的“贞操”混在一块，就更可怕了。他可以随时栽给你一个“汉奸”的罪名，谈语言就谈到生与死的界线上了。这种人是利用民族之间的矛盾来谈语言。还有一些革命青年抬出“大众语”，利用社会阶级矛盾来攻击“欧化文”。瞿秋白就是始作俑者：
革命文艺的作品，必须用完全的白话，必须用完全的现代中国文的文法来翻译。这虽然是最浅近的最明显的问题，但是现在不但有许多曲译原文的翻译，而且有许多文白夹杂的、中国文法和外国文法瞎凑的翻译。这当然是违背大众化的原则的。〔24〕
中国的等级制度的统治，在文化生活上表现得格外明显。以前，绅士用文言，有书面的文字；平民用白话，简直没有文字，只能用绅士文字的渣滓。现在，绅士中有一部分欧化了，他们创造了一种欧化的新文言，而平民，仍旧只能够用绅士文字的渣滓。现在的平民群众不能够了解新文艺的作品，和平民不能够了解古诗古文词一样。新式的绅士和平民之间，没有共同的语言。〔25〕
瞿秋白把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看做新的特权阶级，与平民群众对立。五四以来的“欧化文”，也被他看做特权阶级的产物，贬得一文不值。上面引的两段文字还是比较温和的，他在别的地方用了很激烈很粗鲁的话，比如骂“欧化文”非驴非马，是“骡子话”，是“资产阶级买办”的专利品。他的逻辑很简单：大众是未来社会的主人，大众语理所当然要取代五四以来的“欧化文”。当时上海的大部分“革命青年”都抱这样的看法。
鲁迅认为一些人高抬“大众语”，反对“欧化文”，是闭着眼睛说话，没有正视现实。大众语有生命力，他不否认，但大众语语汇不丰富，表现力不够：
譬如“妈的”一句话罢，乡下是有许多意义的，有时骂人，有时佩服，有时赞叹，因为他说不出别样的话来，先驱者的任务，是在给他们许多话，可以发表更明确的意思，同时也可以明白更精确的意义。如果也照样的写着“这妈的天气真是妈的，妈的再这样，什么都要妈的了”，那么于大众有什么益处呢？
把“大众”神圣化，只顾去迎合、俯就，很不足取。“凡有改革，最初总是觉悟的智识者的任务。但这些智识者，却必须有研究，能思索，有决断，而且有毅力。他也用权，却不是骗人。他利导，却并非迎合。他不看轻自己，以为是大家的戏子，也不看轻别人，当作自己的喽罗。他只是大众中的一个人，我想，这才可以做大众的事业”。大众在许多方面见识是落后的，什么都要合大众的胃口，就会沦为“大众的新帮闲”。一个语言的革新者应当鼓励、诱导大众吸收语言的新鲜血液，吸收西语的语汇和语法，改进、完善和提升“大众语”。“如果满口新语法，新名词，他们是什么也不懂；但逐渐的捡必要的灌输进去，他们却会接受；那消化的力量，也许还赛过成见更多的读书人。”
鲁迅既反对语言的精英化、贵族化，也反对盲目鼓吹语言的大众化。一种语言只有在知识精英与大众之间保持足够的张力，才会有健全的生命力。“语言一方面要保持通俗性，另一方面又应具有发达的教养内涵，为此语言必须有规律地从民众流向作家和语法家，再从他们手中返回到民众当中，如此循环反复，永不歇止”〔26〕。
那些革命青年想用“大众语”打倒“欧化文”，态度轻浮，性情乖张，作派狂妄，鲁迅心里很不满。在公开发表的文章里，他尽量克制自己，在私人书信里他的气就忍不住要发出来了：
上海有些这样的革命青年，以此显示其革命，而一方面又可以取悦于某方。
鲁迅后来与瞿秋白成了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