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消费，这样一种原始共产制度。我们知道，我国古代金属生产工具的出现呢，大约是五千年前的事情，而恰恰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社会组织结构，也开始了由氏族公社向着王国时代的转变。那么我们刚才讲到，说我国国家的出现，以夏王朝的建立为标志的话，是距今四千年前后的事情，而生产工具由非金属时代转变到青铜时代，也是从四千年前后开始的，这个恐怕不是偶然的巧合。
尽管说国家的起源，文明的起源，其因素是很多的，其过程也是非常曲折和复杂的。但是，冶金术、青铜生产工具的发明和使用应该是国家产生的重要的因素之一，尤其是重要的物质因素之一。同时我们还看到，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古代社会的又一次大变革时期，开始由王国时代向帝国时代转变。恰恰是这个时期，铁制生产工具获得了较大的发展，这样恐怕也不是一种偶然的巧合。我们在学习历史的时候都知道，关于古代史的分期，郭沫若先生所主张的是春秋战国封建制，就是从春秋战国之际开始进入封建时代，那么它的重要的根据之一，就是铁器的使用。
秦汉时期，中央集权国家的成立，帝国时代的到来，从经济基础上来说，与当时铁制生产工具的成熟，和古代生产工具体系的形成，也是有直接的关系，比如说我们文献记载上说汉初的时候，南越国跟中央的汉王朝、汉朝廷发生关系恶化，汉王朝是采取禁止向南越国输出铁器作为制裁手段的，说明铁制生产工具在当时的经济生活中，具有多么大的作用。
很显然生产工具呢，在古代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的物质基础地位和作用，是非常明显的。马克思也有句名言，他讲：“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当然这有一点需要说明，就是生产工具的发展，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的推动作用也好，制约作用也好，基础地位作用也好这个关系是很明确的。但是这种关系不是一种简单的对等关系，对应关系，而是一种“区间”关系。那么下面我们要说的是生产工具在对古代社会的发展，起着非常大的作用同时，那么古代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对生产工具的发展，也有很明显的制约作用，这儿呢，通过两个例子来说明。
一个例子，我国古代生产工具进入青铜工具的时期是从四千年前开始的，那么青铜生产工具的发生我们可以上溯到五千年前。为什么中间有一千年的时间发展的时间差，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说，在国家产生以后，由于国家政权由于国家的机器管理，手工业生产的发展更趋于专门化，青铜的冶铸成为一种独立的手工业生产部门。而且在国家机器的管理下，远距离的青铜原材料的开采运输成为可能，而且冶铜技术在提高，规模在扩大。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在我国青铜时代，青铜的礼器、车马器，青铜的兵器，发展的程度要大大高于青铜的生产工具，而且在各种青铜生产工具当中，农具又非常少，而青铜的手工工具相对的又比较多，那么这是为什么？这与当时的社会结构也有直接的关系。当时的青铜冶铸业完全掌握在贵族的统治者手中，贵族来说它本身是不参加生产劳动的，在他脑子里边所注重的是什么，叫“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就是说为了一个国家的统治，最根本的是什么呢？一个是祭祀，一个是军事，因此呢对统治者来讲，它把当时代表生产力发展最高水平的青铜冶铸业主要是用于与他生活有关系的，与当时的王国统治有直接关系的、政治军事有关系的一些青铜礼器、车马器和兵器的制作上，而不太关注生产工具的改进，这是一个方面。
另一个方面，为什么青铜的手工生产工具发展比较快？而青铜农具发展相对迟缓呢？这与当时的社会结构也有关系，就是说进入王国时期以后，手工业生产部门和农业生产部门，分别独立为两大生产部门。手工业生产工具的改进，是发生在手工业生产部门这一个部门内部，而农业生产工具的改进，是发生在两个生产部门之间。当时，商品交换，就是产品的交换又非常地不发达，因此，制约了农业生产工具的改进。我们根据考古发现可以看到，我国青铜器时代的青铜农具发展的高峰是春秋时期到来的，这与当时的商品经济的发展也有直接的关系。
在这个问题上，过去学术界有的人从观念出发，从理论上出发，认为说农业在古代世界是具有决定性的部门，而青铜器又是生产力的最高代表，要发展生产就必须投入大量的青铜生产工具，青铜农具。因此认为商周时期大量地使用了青铜农具，实际上这种说法呀是缺乏历史根据的，在理论上可以推过来，但是在实践上是得不到证明的。
那么另外一个例子，就是秦汉时期，我们讲到是我国铁制生产工具的成熟时期，是古典机具的大发展时期，又是我国古代生产工具体系的形成时期，其社会原因呢，也在于当时中央集权的统一的帝国成立以后，对生产工具的发展，起了非常大的促进作用。
比如说随着汉王朝对周边地区的经营和开发，随着秦王朝统一六国，大量先进的生产工具，传播到了周边地区，比如说现在的像福建广东、云南、广西，这些地区它的铁制生产工具是随着秦统一六国的进程，随着汉代对这些地区的经营而发生的，那么有的同志或许会问，秦汉以后，同样是中央集权的统一的帝国，为什么秦汉以后，生产工具的发展相对迟缓了呢？我想这个呢，与当时的社会经济结构，社会政治结构也有直接的关系，就秦汉以后的社会历史来说，从经济生活上来说呢，我们简单地讲，它的生产呢，不管在农业生产领域，还是在手工业生产领域，它的最根本的特征属于小生产，不管是地主经济还是自耕农经济，它们主要是一家一户的生产方式，经济生活主要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农业生产上它的生产技术方式是属于精耕细作为特征，而秦汉时期形成的生产工具完全能够满足当时生产方式的需要，完全能够满足当时生产关系的需要。那么在手工业生产领域，不论是官府手工业，还是说私营手工业，民间手工业，虽然它们的规模有所不同，产品有所不同，但是从本质上说都是属于个体生产，以及协作生产，属于作坊生产，那么秦汉时期所形成的手工业生产工具也基本能够满足这种生产方式下生产的需要。因此，生产工具的发展进入迟缓发展的时期。从社会文化思想上来看，我国古代历来是重农抑商，重本抑末，那么也就是说，在当时商品经济并不是太发达，也制约了生产工具的发展。当然，就是秦汉时期定型的很多生产工具，我们刚才讲到在现实生活中，在很多地区，在某些生产领域还在大量使用，我们现在看到木工使用的生产工具呀，很多还是秦汉时期所形成的，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在有些山区，农业种植所采用的生产工具呢，很多也是秦汉时期所形成的，这是为什么呢？就是说当时所形成的生产工具，无论从结构上，从功能上它能够满足社会生产需求的时候，它本身就不会发生变化。因此，两千多年前形成的很多生产工具，不仅现在在使用，在今后一些时期，在有些地区，有些生产部门里头还会得到长期地使用。
那么最后呢，我们要讲一下，为什么说生产工具是古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古代文明重要的内涵，它为什么说代表和反映了古代文明。关于这个问题，我想从以下三点来简单说明。
第一，生产工具对于社会文化的发展来说，具有基础性的意义。那么文化艺术呢，发生和发展需要物质生活做基础，而物质生活需要物质生产，物质生产又离不开生产工具，因此说，不同的时代，产生不同的文化，而不同的经济呢，产生不同的文化，而生产工具在经济生活中，又有基础性的地位和作用，因此呢我们说，生产工具对于古代文化的发展，对于古代文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
譬如说我们原始社会的原始信仰，原始宗教与当时以石器为代表的低下的生产工具和低下的生产力有直接的关系，就是说不同的时代产生的是不同的文化。
我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我们可以看到，古代社会中，古代很多文化现象，其文明的组成部分，它的发生和生产工具还有些直接的关系，四千多年前广西南部地区，流行着一种大石铲，我们画面上看到的，它的长度最长的可以达到七十多厘米，那么这种石铲七十多厘米的石铲制作得非常精致，显然已经不是实际生产中所使用的工具了，但是它的确是从生产工具中的石铲演化出来的。
再举一个例子就是商周时期代表王权的，代表君权的有一种钺，有铜钺，有玉钺，它当然是从兵器里头直接演化出来的，但是追本溯源的话，它的祖先它的祖型是石斧这种东西，也就是说很多礼器仪仗用品，它实际上是从生产工具中演化出来的。
我们很多人可能会对古代的钱币感兴趣，东周时期的三晋两周地区有一种布钱，实际上从古代的青铜铲演变出来的，燕国、赵国、齐国的刀币实际上是从铜刀演变出来的，也就是说生产工具它本身不仅都有基础性作用，而且对于很多古代的文化有直接的衍生作用。我们知道秦汉时期在我国出现了一种大型的岩洞墓，在山里头凿一个洞穴来埋葬死者，而且出现了大量的画像石墓，那么这些属于一种文化现象来说，它的产生其根本物质基础的话，与当时铁制生产工具的普遍使用是有关系的，有直接的关系。如果没有铁制生产工具的普遍使用就不会产生这种大规模的石洞穴的开凿，包括汉代晚期出现了石碑，也实际上与铁制生产工具使用有直接的关系。魏晋以后，随着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各地开凿大型石窟，要开凿大型石窟，也离不开铁制生产工具，因此我们讲，就是生产工具对于古代文化的发展，精神文化的发展，实际也有基础性的作用，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我们说生产工具本身就是物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物质文明重要的组成部分，同时被人们赋予了文化的意义，成为人们观念形态的反映。当然生产工具跟其他东西不一样，它首先需要的是实用功能，就是说我要做一件生产工具。首先是要能完成我的生产劳动，我要能省事，而且生产率要高，这是它本质的东西，但是在保证生产工具实用功能的同时，人们还追求生产工具的美，在生产工具的结构也好，形态上也好，实际上凝聚了人们的一些思想观念和精神意识。举一个例子，复合工具产生五万年前后开始发生的。那么也就是说，在骨柄上、木柄上镶嵌石刃以形成生产工具，就像画面上所看到的这样。距今一万年前开始，这种复合的生产工具，在黄河中下游地区，迅速地消失了，但是在我国的西北西南东北地区还在大量地流行，成为我国东北西北西南地区半月形文化圈一个重要的物质文化现象。春秋战国时期，在长江中下游地区有一种很有特色的生产工具，叫齿刃铜镰，它的镰刀的头部是用青铜来制作的，刃部有锯齿，而表面还有很多线纹，那么这种生产工具它主要分布在长江中下游地区，成为这个地区农业文化的一个突出的特征。
第三点我们讲生产工具是文化艺术表现的重要内容。因此，我们说从这个方面也可以说生产工具是古代文明的主要组成部分，我们知道文化艺术来源于生活，而生产工具又是人们日常生产和生活中广泛使用和接触到的东西，很自然呢，在文化艺术作品中，会有很多的反映。这儿举两个例子，一个是我们在河南汝州的阎村发现了六千年前的一件陶缸，这个陶缸的腹部画了一只鸟，然后在这个鸟边上画了一条鱼，画着一个石斧，对于这幅画可以进行不同的解释，有人认为是图腾，有人认为是当时社会生活的表现，不管怎么样，就是说从六千多年前开始，人们在绘画艺术中，已经把生产工具纳入了表现的范围里头去。另外我们知道，《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那么在诗经中间大量的诗歌涉及到了古代的生产工具，因为什么呢，要描写劳动场面，就离不开生产工具的描写。我们知道汉代的画像石里边，壁画里边，汉代以后的壁画里边大量地描绘了当时的生产的场面和生产工具。秦汉以后的很多文学艺术作品里边，也有大量的描写。
总之生产工具作为古代文化的重要内涵，作为古代文明的重要内涵，既是一种物质文化，又是一种精神文化。因此我们说呀，我要研究古代文明的话，应该是离不开研究古代的生产工具。研究古代生产工具，跟我们研究古代社会历史是一样的，并不是我们现在闲下来没事了，“发思古之幽情” ，看看究竟古代有什么东西好玩？恐怕不仅仅是这个，也不仅仅是说我们搞清楚古代生产工具是怎么过来的，它还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也就是说我们通过研究古代生产工具，跟我们现代的人提供一些什么样的历史的借鉴和历史的启示，我想关于古代生产工具发展历史对我们的启迪、历史启示我想至少有四点。
第一点就是说要发展社会生产力，就必须重视改进和发展生产工具。这个在我们刚才讲到的很多方面都表现出这一点。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就必须下大力气改进和发展生产工具。更进一步说，我们想生存得更好，生活得更美好，就不能忽视生产工具的改进和发展，我想这是一个历史的启示。
第二点呢，就是说我们如何来发展生产工具，发展生产工具必须与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你落后了不行，但是超过了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也是不行的，发展生产工具呢，还要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自然环境的各种条件相适应。
那么第三点我们现代来说生产工具要加快发展进程的话，应该是加强生产工具的专业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