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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汤已即指小青龙而言，服汤已而渴，是寒饮得去，病有向愈之机。又如：“太阳病，脉浮紧，无汗，发热，身疼痛，八九日不解，表证仍在，此当发其汗，服药已微除，其人发烦，目瞑，剧者必衄，衄乃解。所以然者，阳气重故也，麻黄汤主之。”太阳，无汗，发热，身疼痛，是太阳伤寒主证，脉浮紧，是太阳伤寒主脉，病虽多日，表证俱在，故当主以麻黄汤解表发汗，服药已微除，是指服麻黄汤后而言，亦即倒装法。因邪郁日久，不能一汗即除，故发生心烦目瞑或见衄血之病解情况。
在古诗中，倒装句出现于一句之中的更多。如唐诗“古木鸣寒鸟，空山啼夜猿。”（魏徵述怀诗）普通顺序当是寒鸟鸣，夜猿啼，此即倒装之例。《伤寒论》倒装法亦有出现于一句中的。如“太阳之为病，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从病情分析，头项强痛，一般当指头痛项强所谓病如桂枝，头不痛项不强可为一证。此作头项强痛，自是倒装句法。
１０警句：读《伤寒论》，用伤寒法，重在辨证清楚，所用方药准确无误。仲景立法本旨，最虑虚证而误作实治，当汗而错用下法，反之亦然。故其语词多用警句，以示垂诫。如“脉微弱者，此无阳也，不可发汗。”“若脉微弱，汗出恶风者不可服之，服之则厥逆，筋惕肉，此为逆也。”即是。一般警句多用于条文中后段，亦有穿插于条文之中者。如“脉微而恶寒者，此阴阳俱虚，不可更发汗，更下，更吐也。”此如异峰突兀，山石嶙峋，横亘于康庄通衢之中，使人亲临其地，自有警觉。以示麻桂各半汤虽是小发汗方，只为太阳轻证而设，切不可滥用于虚寒之证。
可见仲景行文造句，颇具匠心。又“凡服桂枝汤吐者，其后必吐脓血也。”亦是警句之另一范例。
１１省略：汉代虽已发明造纸之术，惜所行不广，因书写不便，故仲景书中多用省略之文。
如“太阳中风，脉浮紧，发热恶寒，身疼痛，不汗出而烦躁者，大青龙汤主之。”自是大青龙所主之脉证，其“伤寒，脉浮紧，身不疼但重，乍有轻时，无少阴证者，大青龙汤发之。”亦当以表实“不汗出而烦躁”为主证。因已见上条，故此条省去。又如“太阳病，……若脉浮，小便不利，微热消渴者，五苓散主之。”是因太阳表邪入府，寒水蓄于膀胱，阳气不得宣化，自以小便不利为主证，故由此以下“发汗已，脉浮数，烦渴者，五苓散主之”。“伤寒汗出而渴者，五苓散主之”等条，亦当具有小便不利之主证，可以会意。再如“伤寒有热，少腹满，应小便不利，今反利者，为有血也，当下之，不可余药，宜抵当丸。”考蓄血典型证候有二：一为局部证状，如少腹里急或少腹硬满疼痛等；二为神志证状，如狂、发狂或喜忘等。此因屡见于桃核承气、抵当汤各条，故其主证只提少腹满，小便利，而不言如狂、发狂等，当是省略文法。《伤寒论》中省文颇多，可以循此类推。
１２避讳：按真武汤原名玄武汤。盖少阴阳虚，寒水泛溢，故用此温阳利水之剂。相传玄武为古北方司水之神，与青龙、朱雀、白虎等并称，故方名之义，有借于此。宋臣林亿等校正医书时，为避赵宋先人讳，故改玄武汤为真武汤。
１３其它：此外，读《伤寒论》还当注意以下几点：第三卷１６４①有些同音假借字，如“”与“瞬”通。目自动为瞬，“不能”即目珠不能转动之意。又如“擗”与“”通。者倒也，“欲擗地”即欲倒地的样子。②有个别字，须根据具体病况而进行分析理解。如“协热而利”，协与挟通，热当指表证恶寒发热而言，是与此条协热下利之证治较为符合。又“此为胸有寒也”，寒当作痰解，与当吐之证，较为合适。《千金方》作“此以内有久痰”，亦可为证。③《伤寒论》的条文中，间有采用当时民间口头语，如“中”、“不中”，含可与不可之意。现在河南、湖北各地此类口头语民间甚为通行。故“桂枝不中与之也”，即桂枝汤不可用之谓。④在断句方面，如“额上陷脉外紧急”，当联为一句读，从“紧”字断句。如作“额上陷，脉外紧急”，则与疾病的具体情况不符。⑤衍文：如“寒实结胸，无热证者，与三物小陷胸汤，白散亦可服”。寒实结胸的主方是三物小白散，不可与小陷胸汤，故“陷胸汤”及“亦可服”六字，当系衍文。查《千金翼方》所载条文，并无以上六字，可为一证。
（二）伤寒源流及版本考识汉兴，结束了秦王朝的统治，经过多年的休养生息，使当时社会生产力和文化事业，都有较大发展。从马王堆出土的文物可证实，当时农业、手工业、冶铁、医药等事业，都有较大的进步。
在医药文献方面，《汉书·艺文志》记载有医经七家，《汉书·平帝纪》并有楼护日诵本草数十万言的记载。盖医药的起源，主要是来自于民间，根据对疾病的不同情况，发明了各种不同的治疗方法。如东方之域，鱼盐之地，其病皆为痈疡，其治宜砭石，故砭石从东方来。西方者，金玉之域，沙石之处，其民华食而脂肥，其病生于内，其治宜毒药，故毒药从西方来。北方者，其地高陵居，其民乐野处而乳食，脏满生满病，其治宜灸，故灸从北方来。南方者，其地下，水土弱，雾露之所聚也，其民皆致理而赤色，其病挛痹，其治宜微针，故九针从南方来。中央者，其地平以湿，其民食杂而不劳，其病多痿厥寒热，其治宜导引按，故导引按者，亦从中央出也（说见《素问·异法方宜论》）。从这段文字看，医药的实践和起源，主要来自于人民群众，经过了千百年的实践和经验，才总结出了理论性的医药书籍，如《内经》和《本草经》这些医药专著。再者，张仲景生活于东汉末年（东汉为公元２５～２１９年，东汉末年是三国时期），战乱频仍，疫病多次广泛流行，死亡惨重。曹植《说疫气》云：“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曹丕与吴质信中云：“昔日疾疫，亲故多罹其灾，徐（徐干）陈（陈琳）应（应）刘（刘桢）（注：加王粲、阮、孔融为建安七子）一时俱逝，痛可言耶！”证明当时人民对疾病治疗和适用医药治疗的书籍，是迫切需要的。作者对当时统治阶级不关心人民疾苦，不重视医药，只迷信巫觋的现象十分反感。《伤寒论》自序云：“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公元１９６年）以来，犹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由此促使其更加勤奋地学习和总结前人及自己的医疗经验。在自序中又说：“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又皇甫谧《甲乙经》序云：“伊尹以元圣之才，撰用《神农本草》以为汤液。汉张仲景论广汤液为数十卷，用之多验。近世太医令王叔和撰次仲景遗论甚精，皆可施用。”可见《伤寒杂病论》这部医书，是继承《内经》、《难经》、《本草经》等前人的理论和经验，结合自己长期积累的临床实践经验的总结，是汉以前及当时人民长期与疾病作斗争的总结，是医学上的宝贵结晶。
《伤寒杂病论》原书共十六卷，内容包括伤寒和杂病两大部分，是论述外感疾病和内科杂病的专著，其中也包括有妇科和部分外科。此时正当三国时期，封建割据，战争频繁，以致原书散第三卷１６５失不全。后经西晋王叔和将原书伤寒部分整理成册，名为《伤寒论》。自此以后，又经东晋、南北朝分裂对立的局面，该书时隐时现。至唐·孙思邈撰《千金要方》时，对该书少数有所征引，似未窥全貌，故有“江南诸师秘仲景方而不传”之语。迨孙氏晚年撰《千金翼方》，则《伤寒论》全书，已大体载于卷九、卷十之中，可谓为《伤寒论》最早之版本，故清·王朴庄《伤寒论注》，即以此为蓝本。又唐·王焘著《外台秘要》四十卷，根据该书所载附引《伤寒论》条文，共为十八卷，前十卷与今本《伤寒论》略同，后八卷多为杂病部分，但与今之《金匮要略》又大不相同，故也称为唐旧本。到了宋代治平间，国家设立校正医书局，经高保衡、孙奇、林亿等加以校正。这时已发明印刷术，并重新刻板印行，称为宋版本。据林亿校定的序文说：“以为百病之急，无急于伤寒，今先校定张仲景《伤寒论》十卷，总二十二篇，证外合三百九十七法，除复重定有一百一十二方，今请颁行。”宋版本后已不见，仅存明·赵开美的复刻本，可能是治平本的真面目。全书共分十卷：第一卷，辨脉法第一，平脉法第二。第二卷，伤寒例，辨痉湿病脉证，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上。
第三卷，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中。第四卷，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下。第五卷，辨阳明病脉证并治，辨少阳病脉证并治。第六卷，辨太阴病脉证并治，辨少阴病脉证并治，辨厥阴病脉证并治。第七卷，辨霍乱病脉证并治，辨阴阳易差后劳复病脉证并治，辨不可发汗病脉证并治，辨可发汗病脉证并治。第八卷，辨发汗后病脉证并治，辨不可吐可吐。第九卷，辨不可下病脉证并治，辨可下病脉证并治。第十卷，辨发汗吐下后脉证并治。后经一些医家的考证，如明·洪武中，芗溪黄芪作《伤寒类证辨惑》曰：“仲景之书，六经到劳复而已，其间具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二方，纤悉具备，有条而不紊者也。辨脉法，伤寒例三篇，叔和采摭诸书，附以己意，虽间有仲景说，实三百九十七法之外者也。又痉湿三种一篇，出《金匮要略》，叔和虑与伤寒相似，故编入六经之右。
又有汗吐下、可不可并汗吐下后证，叔和重集于篇末，比主经中，仓卒易检易见也。今一以仲景书为正，其非仲景之书者，悉去之。庶使真伪必分，要理不繁，易于学者也”（转引自《伤寒论辑义》）。所以方、喻等注家均宗其说。现在通行版本均已去掉了辨脉、平脉、伤寒例、辨痉湿病脉证治等前四篇，以及辨不可发汗病脉证并治等后七篇，都是根据此说。
关于现在流传的宋金版本两种，一是上述的明赵开美复刻宋镌治平本（１０５６年）；一是金·成无己著《注解伤寒论》本（１１４４年），仍为十卷二十二篇，称为成注本。成本经明嘉靖间汪济川校刊。还有一种医统本，也是成无己的《注解伤寒论》，经明朝徐熔校刊，内容和汪刻本基本相同。以上是《伤寒论》的流传历史及版本形成的概况。至于《伤寒杂病论》杂病部分，后经整理成为《金匮要略》一书。
由于宋版本的刊行，使后世整理研究《伤寒论》，有了深入发展。如安常《伤寒总病论》，朱肱著《南阳活人书》，许叔微著《伤寒发微论》、《伤寒九十论》等。尤其金·成无己《注解伤寒论》，对《伤寒论》原文逐条加以注释，运用《内经》等理论进行阐述而发挥，对后学者启发很大，是重要的参考书籍。明清以来，《伤寒论》尊为医经之一，为医家必读之书。故继成氏之后，整理和注释《伤寒论》者，如王肯堂的《伤寒证治准绳》，方有执的《伤寒论条辨》，喻嘉言的《伤寒尚论篇》，张隐庵的《伤寒论集注》，程郊倩的《伤寒论后条辨》，周杨俊的《伤寒论三注》，张令韶的《伤寒论直解》，钱天来的《伤寒溯源集》，张路玉的《伤寒绪论》、《伤寒缵论》，柯韵伯的《伤寒来苏集》，尤在泾的《伤寒贯珠集》，徐灵胎的《伤寒类方》，陈修园的《伤寒论浅注》、《伤寒医诀串解》，唐容川的《伤寒论浅注补正》等，或循原书之旧而加以阐释，或阐发故说而间附后世类方，或以方类证，虽仁智之见各异，而醇中有疵，瑕不掩瑜，均对仲景学说有所昌明。特别值得提出第三卷１６６的是清代所纂的《医宗金鉴》，各科齐备，而编排次序以仲景全书为首，实昭示《伤寒论》在中医学中之重要地位。民元以后，恽铁樵著《伤寒论辑义按》，陆渊雷《伤寒论今释》，衷中参西，颇多发挥。（三）注重六经实质综合研究自宋以降，尤其是建国４０年来，诸家对六经病提出了各种看法，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
何谓六经：六经即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六经之中，又分为手足二经，因而总领十二及所属脏腑。李氏认为，“历代医家有从脏腑、经络、气化、部位、阶段等方面来探讨六经的，这些研究方法，虽各有发挥，但也各有其片面性”（《全国高等医药院校教学参考书·伤寒论》）。因为脏腑是人体机能活动的核心，脏腑机能活动必然会影响全身各部，而全身各部之机能活动，也必然从属或影响脏腑。以脏腑的病理反映而论，在疾病的发展过程中，各经病变常会累及所系的脏腑，而出现脏腑的证候。如膀胱为太阳之腑，太阳表邪不解，传入于腑，致膀胱功能失常，水气内停，可见小便不利，少腹里急，烦渴或渴欲饮水，水入即吐等证。胃与大肠为阳明之腑，邪入阳明，胃燥热盛，津液受伤，则见身大热，汗自出，不恶寒，反恶热，口干舌燥，烦渴不解，脉洪大等证；若肠胃燥热结实，腑气不通，就会出现潮热，谵语，手足然汗出，腹胀满疼痛，拒按，大便秘结等证。胆与三焦为少阳之腑，胆火上炎，则有口苦，咽干，目眩；三焦失于通调，或水停心下，则心下悸，小便不利；呈水寒犯肺，则为咳；或少阳枢机不利，寒饮留中不化，则可见往来寒热，心烦，胸胁满微结，小便不利，渴而不呕，但头汗出等证。脾为太阴之脏，病则脾阳不振，运化失常，脾虚脏寒，寒湿停滞，可出现腹满而吐，食不下，自利，时腹自痛等证。心肾为少阴之脏，病则心肾虚衰，气血不足，可出现脉微细，但欲寐，恶寒，卧，甚则手足厥冷，下利或呕逆等一系列阳气虚衰、阴寒内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