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8世纪之前，当妻子牵涉到诉讼纠纷的时候，妻子必须要让丈夫出面，丈夫代表妻子承担法律上的权利和义务。如此，当妻子有外遇的时候，法律上就会认定妻子没有尽到照顾、陪伴和服务丈夫的义务，丈夫因此可以“配偶服务的损失”状告妻子。进入到现代社会之后，这种侵权诉讼形式保留了下来，但是，这个制度中所隐含的“男权主义”被人们遗忘了。也正因为如此，当女权运动在西方兴起之后，妇女族们强烈地控诉这种制度，最后导致这种侵权制度不再被法官认可。中国婚姻家庭制度则与西方相去甚远，《礼记•；婚义》之“婚姻者合两姓之好，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为中国婚姻制度定下了基调，董仲舒用阴阳学说把男主阳女主阴归结为夫为妻纲，宋明理学则最后把夫支配妻视为天理。在中国古代法律中，妻告夫是不可思议的事。只是后来，中国法律学习了西方现代的法律，夫妻法律地位平等的观念才慢慢渗透到法律之中。
当然，本案大法官不是历史学家，他只是在应用具体的法律规则。在这个案件中，大法官除了“配偶陪伴损失”之外，还细致地分析了精神损害案件中的一些细小的法律问题。医生对妻子的误诊是否会导致丈夫的精神损害？大法官最后归结到丈夫是不是被告行为的直接受害者？从法律上讲，这是一个“行为人对第三人的注意义务”问题，这在实践中至为复杂。本案中，因为祸起于“梅毒”，因此大法官断定丈夫是直接的受害人。具体发法律规则及其应用，我们在后面的案件中还会涉及到。精神损害是一个主观性很强的问题，在这个案件中，法官解决了这样几个问题：精神损害案件传统上要有身体受损的特征；纯粹精神损害也应该有具体的身体症状；精神损害也有客观的参考标准，比如陪审团的经验和医学专家的意见。
第二部分一个男人和三个女人的故事
1966年金赛在坦桑尼亚的维和兵团服役。此间，他的妻子在一次野餐时死亡。金赛被指控谋杀其妻子，花了六个月的时间等待审判。后被宣告无罪。这个案件给他带来了一些坏名声，其中，《时代》杂志曾经发表过一些相关文章。1971年12月，金赛在旧金山的一次鸡尾酒会上接识了麦珂。那时金赛已是斯坦福大学的一位研究生，而麦珂在一家医疗机构里工作。在随后的5个月里，金赛和麦珂有了暧昧关系。1972年4月５日金赛突然告诉麦珂说，他将不再终止与她的关系，不愿意再见到她，因为有一位叫爱伦的女士将从英国来与他共同生活。
1972年秋天，金赛在中非找到了一份工作。他与爱伦一同前往非洲，随后结婚。在离开美国之前，他们分别收到来自麦珂的一封信，信中用文字的形式陈述金赛如何虐待麦珂。在非洲期间，他们收到了更多的信件。另外还有熟人转来的信，是麦珂寄给金赛熟人们的。有些信件指控金赛谋杀他的前妻，说他在监狱里度过了6个月，说他是一个强奸犯，以及揭露他的一些其他有问题的行为。
1973年7月9日，爱伦和金赛向法院提交侵犯隐私权的请求书。1977年6月28日，经过非陪审团程序审判后，金赛被判定获得5000的判决。麦珂上诉。
上诉院助理审判官米勒分析道，在美国一般有四种侵犯隐私的侵权行为：第一，商业性的利用原告的姓名或像貌；第二，侵犯原告身体的独处权和隐居权；第三，公开原告真实但令他窘迫的私人事实；第四，公开的事实使公众误解原告。本案涉及后两种侵权行为形式。隐私权所保护的利益是个人自由，以防止其私人事务和活动不当地公开，因为这些事务和活动本应该处于公众关注范围之外。
上诉人承认寄出了20多封这种信，但她认为不足以构成侵犯其隐私权。她也承认他试图“告诉全世界，他是个多么可恨的人”，因此告诉了她能够知道的所有金赛的熟人。其中有金赛夫妇，他们前配偶，他们的父母，他们的邻居，他们父母的邻居，金赛毕业论文委员会的成员，斯坦福大学校长和其他人员。基于此，法院认为如此多的收信人已充分体现了“大面积的公开”，因此否定了上诉人不充分公开的抗辩。
其次上诉人称，因为金赛是一个公众人物，所以因为宪法而享有特权这样去做。金赛之所以是公众人物，是因为他曾经是维和兵团的成员，因为他因被怀疑谋杀前妻而受过审判。但是，法庭认为这两者不能使被上诉人成为公众人物，而且上诉人还错误地指控了被上诉人谋杀前妻的事实。
上诉法院的结论是维持判决。
这又是一个隐私权的诉讼。侵犯隐私权，我们目前还没有成文法作出规定，在实践中，要么作为侵犯名誉权处理，要么作为精神损害处理，要么就不处理。但是，就国外的情况来看，隐私权早有一套法律规则予以保护。上面的这个案例来自美国，它比较真实的反映了隐私权案件的特点。在上个案件中，我们说到，侵犯隐私权要么涉及一种公开权利，有时要么涉及一个人身体的或心理的独处权，偶尔也涉及一个人在其社区中的名誉。本案中，法官详细提到了侵犯隐私的四种方式，具体的形式可以表现为未经同意而使用一个公众人物的名字或相貌作商业广告，非法地闯进一个人的家里，非法窃听电话，和未得到授权去调查一个人的银行帐户，公开一个人犯罪史和现在的身份，不当地使用一个人的照片而使人们对他发生反感。当公开的信息虚假和具有名誉损害性质时，受害人还可以附带提起名誉损害的诉讼。
法律认可个人的隐私权，一般比较晚，这也是一个现代社会的产物。在一个古代社会或者更早的初民社会，人是没有个人隐私而言的。人是社会的动物，他必须与他人一起才能够生存。在古代，人类战胜自然的能力有限，因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较密切，在人际关系密切的社会里，不允许有隐私。公开的合作的人类关系维系着社会的生存。这种例子在中国古代社会不少见，比如在秦律《法律答问》说：甲盗千钱，乙知其盗而不报官，而且乙未分得一钱，法律提出的问题是：对乙是否应该治罪。官方的答案是：即使乙未分得钱财，也要与甲同等治罪论处。在此前商鞅“相纠司连坐”之法，也是基于同样的理由。人际关系如此紧密，个人隐私无从产生。
现代社会保护隐私权，其理论依据众多，最有影响的两种理论，一是独立人格和个人尊严不可侵犯，二是个人隐私具有经济价值。根据前一种理论，隐私权源于犹太…基督教文化的最高价值。一位妇女在分娩的时候，不许外人来打扰，是因为分娩是一个“神圣的时刻”。一位妇女堕胎，是女子处理自己身体和事务的个人事务。爱情是双方各自私自感受的情感，如果爱情超出两个人的界限为众人分享，那就不再是爱情。后一种理论认为，隐私权里面存在着经济利益，每个人都有探视他人内心秘密的好奇心，要满足这些好奇心寻找隐私也要付出成本。人们对政客、财阀和明星的私生活有兴趣，也许是可以从中发现名人成功的奥秘。在两种理论中，前一种理论占主导的地位。
在这隐私权的案件中，被告提到了这样的抗辩理由：原告是公众人物，这一点与侵犯名誉权相似，因为公众人物的隐私权不像普通人那样得到较高程度的保护。虽然在这个案件中，法官否定了原告为名人的判断，但是，这个抗辩理由是一个有效的理由。其中的原因是：名人应该是社会大众的楷模，因此他的一举一动都应该得到大众的审查，因为名人得到了比普通人更多的利益，他们因此应该受到更多的限制。另外，因为名人掌握着比普通人更多的权力或者资源，他有办法来消除因为隐私权公开所导致的消极影响，因此他们的隐私权保护程度比普通人隐私权保护的程度低。
第二部分隐私权的法律保护
原告布瑞基斯与丈夫分居，她丈夫到原告的工作地绑架了她，持枪强迫原告跟着他去他们以前的居所。警察得到报告后包围了该居所，试图将原告解救出来。原告丈夫逼迫原告脱光衣服，防止她逃跑。原告的生命处于危险状态，但事件又同时很具有新闻价值，是一件激动的、包含感情要素、富于戏剧性的新闻故事。当听到一声枪响后，警察冲进了该居所，将原告安全带出房子。当原告在众目睽睽之下被护送进警车的时候，她随手抓了一条擦盘毛巾遮掩裸露的身体。被告是一家出版公司，它发表了一张原告在绑架事件中的照片，这张照片暴露程度比比基尼要少一点点，比海边穿着的泳装要多一点点。被告还有其他更加暴露的照片，但是没有发表出来。照片的文字描述部分主要体现了悲伤、惊惧、情绪紧张和溃退，而不是表现出色欲的感觉。原告将出版公司告到了法庭，指控他们侵犯隐私、故意的精神损害和不法侵害。陪审团判定原告胜诉，被告要支付原告1000美金的赔偿金和9000美金的惩罚金。被告不服，上诉到佛罗里达州上诉法院，多克谢法官作出了法律分析和判决。
法官说，在佛罗里达，法律在保护隐私权的同时，也要保护新闻自由和公共利益；为了保护新闻自由和公共利益，有时就要牺牲隐私权来公开相关人员的姓名和发表他们的照片。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信息之社会利益优先于个人的隐私权。即使有些事实情况涉及到了个人事务，真实也仍然应该被道出、记载或者打印出来的，因为这些事件里包含有合法的社会利益。这些合法的社会利益通常就被称之为“新闻”，依照美国侵权行为法重述，这些新闻包括报道犯罪、逮捕、警察突袭、自杀、结婚、离婚、事故、火灾、自然灾害、毒品导致的死亡、罕见的疾病，以及其他真实的流行的和有吸引力的事件。
在确定隐私权范围的时候，衡量标准是一个人合理情感的概念，个人特别的情感不受到保护。侵犯隐私权不仅仅是公开了一张照片，而是意味着公开的照片侵犯了一个普通人的情感，一个人的隐私是否被侵犯在一定程度上讲是一个法律的问题。就本案而言，尽管公开照片可以带来商业的利益，有些还具有不良的品味，但是在佛罗里达，法律确立了这样的规则：当一个人在涉及公共利益事件里成为主角的时候，公开他的照片不构成侵犯隐私权。事件和照片让原告感到窘迫和痛苦，但这并不意味着报社不能够发表具有新闻价值的内容。同样，报道一个事件也没有达到极无礼的的程度，而不达到这个程度，就不能构成独立的故意精神损害。法官说，本法院不愿意干涉新闻报道的自由，不愿意妨碍涉及公共利益的新闻报道。最后结论是：初审法院没有支持被告是错误的，修改初审法院的判决。
1890年，美国波斯顿年轻的律师沃伦和布兰代斯在《哈佛大学法律评论》上发表了一篇叫做《隐私权》的论文，正式提出了隐私权法律保护的问题，随后逐渐为美国各州法院所接受，这便是美国隐私权法律的起源。在此之前，隐私权中所包含的权利是通过其他诉讼形式来保护的，比如，被告未经同意进入到你的屋子，那么他的行为就是对房屋土地的一种不法侵害；如果有人公开你的手稿，那么他的行为就是对你财产的一种侵犯或者对著作权的侵犯。
现在，侵犯隐私权通常有四种方式，第一，被告为了商业目的、未经同意而使用原告的姓名或肖像，比如未经同意将原告的名字、脸庞或者形体用作商业广告。这一类案件在我国被称之为侵犯姓名权和肖像权的案件，这类权利都属于人身权的一部分。这类案件在实践中出现比较多，德国就有过这样一个著名的案件。一家制药厂开发出了一种增进性功能的药品，未经当事人同意，将一个成功商人骑马的照片登在宣传广告上。商人状告药厂。法院在审理这个案件的时候，并没有现存的法律可以遵循，一审法院认为侵犯了商人的财产权。法官认为，如果商人同意做广告的话，他可以得到一笔财产。因为没有征得他同意，商人没有得到这笔财产。但是二审法院做出了改判，认为药厂侵犯了商人的隐私权。这是德国隐私法的起源。第二，被告不合理地侵犯了一个人独处的权利，比如被告在原告居所设置电子监听设备。比较典型的案件是美国一位“天才少年数学家”，他长大成年后，独来独往，不与任何人联系，行动诡秘，做了隐士。后来他被人发现踪迹，发现者于是写了一篇报道，名为《他现在身处何方》，登载到了《纽约人》上。曾经的天才少年认为作者和杂志社侵犯了他的独处权，以侵犯隐私将作者与杂志告上了法庭。这一类案件，在我国出现得比较少，也没有相关的法律规定。第三，被告公开原告犯罪或者不愿公开的私人秘密，本案就属于这种情况。这种情况在我国现实生活中很常见，但是，法律救济尚未发展到这一步，此类事件被诉诸于法庭的事件不多。第四，被告公开信息的行为使原告处于错误的见解之中。比如，一位年轻的妈妈带着自己的孩子去一家娱乐场所，一阵风吹过，大风将这位女士的裙子吹起缠到了腰上。这个镜头正好被人用照相机拍下，然后，一家报社未经过该女士的同意，把这张在娱乐场所裙子高高系在腰间的照片登在小报上。该女士怒告报社，认为这张照片的登出使她周围的人误解了她，认为她的品行有问题。同样，这种隐私权尚未得到我国法律的保护。
就本案而言，原告是以公开不愿公开的秘密而提起的隐私权诉讼。当然有指控就有抗辩理由。侵犯隐私权的抗辩理由有：被侵犯者已经死亡、原告明示或暗示的同意、原告为公众人物、涉及公共利益新闻或事件的角色。本案中被告成功的抗辩理由就是为了公共利益和新闻自由，不得不报道原告的个人隐私。在这样的情况下，个人的隐私让步于社会公共利益，从而保障言论自由。
第二部分私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