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未知
书屋絮语
？ 编辑部
书屋絮语
近年来，常常也做一些所谓扪心自问的工作了——当然还未达到拷问灵魂的地步——譬如半辈子过去，做人究竟做得怎样？
记得是十年前吧，一位至今我仍敬重的同学对我曾有过一次误解，当即便跑到宿舍楼上去找她解释，情绪好像还有些激动。具体说些什么记不太清了，大意是说自己是不想当英雄的人，可也更不愿当狗熊之类的话（那一阵子想当英雄的人很多）。当然，这一切早就时过境迁了。
不过有时仍不免想，当真正的英雄是一回事，“逞英雄”可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在千万人当中登高一呼并非难事，可倘若真有一个歹徒，将刀刃按在你的颈动脉处，你还敢把胸脯拍得山响么？
我不得不说，在如此境地中，出现狗熊的概率比出现英雄的概率恐怕要高出许多。
真正的英雄是不好当的。毕竟每个人的生命只有一次。
鲁迅先生说过国人生来就有做奴隶的习惯。而另一面，我以为国人又有特别喜欢扎脚捋手“逞英雄”的毛病。其实，阿Q在这一点上也颇为典型，开口闭口老子老子的，一但挨揍，颈根当即便短了，事后却又伸得老长，说什么儿子打老子的。
委实，国人当中喜欢说“老子怕什么”的英雄很多，然而事到临头，“什么都怕”的狗熊更不少。
我又常想，什么是最理想的世界呢？至少，一个既不必当英雄，又无须当狗熊的世界，一个可以安安心心、本本分分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的世界，应该算是一个理想的世界吧？
说了上面这些话，还未对扪心自问的工作做个总结。细细评估，还好，自己似乎还不算个狗熊。至于上面所说的某类英雄呢，打个拱手，您好自尊重罢。
文澜阁
徐雁 文、图
是清代乾隆皇帝当年为收藏《四库全书》而建造于江浙的“南三阁”中硕果仅存的一处藏书阁，位于杭州。其余两阁，镇江文宗阁与扬州文汇阁于道光二十年和咸丰三年先后毁于兵火。
文澜阁由原来收藏《古今图书集成》的藏经阁改建而成。经过复勘校正的《四库全书》钞本正式入藏于此。阁凡三层，第一层中间位置收藏的是《古今图书集成》，从背后和两旁开始，收藏的是《四库全书》的经部书籍；第二层收藏的是史部书籍；第三层收藏的是子集两部书籍。
文澜阁是允许读书人到阁看书、钞书的。如清代江苏上元（今南京）籍藏书家朱绪曾在浙西做地方官的时候，就曾经到此抄录过不少宋元时代人撰著的秘籍。
文澜阁建筑曾经于一八六○年被太平天国兵火所毁，其藏书也随之散失。杭州藏书家丁丙丁申兄弟竭力搜集，并辅之以抄录，日渐恢复其旧。二十年后，当地地方官员集资在原地原样复建，即此照片上的文澜阁。
主义之不存，遑论乎传统——闲话自由主义和中国知识分子的关系
？ 雷池月
说长论短
在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的拨乱反正阶段，中国知识分子的地位经历了一个很大的转折，这一转折的特点之一是，全社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卷入了一出美化知识分子的喜剧。要清算极左路线，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当然就要为在极左专制下受害最烈的知识分子平反，把他们划进工人阶级队伍，担当反左的主力——这是简单不过的政治逻辑；而大多数的知识分子，他们在遭受到那么多的折磨和屈辱之后，自然也需要一种情感上的宣泄和补偿。当时，所有的文艺形式在这方面都有着积极而踊跃的表现，从美学意义上说，传统悠久的那种黑白分明的审美原则再次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作为坏人（极左分子）对立面而出现的知识分子代表人物，无不是对党忠心耿耿，对工作兢兢业业，面对着“四人帮”及其爪牙的淫威，他们如果不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地被“迫害致死”，就一定是对未来充满信心，洞察“四人帮”之倾覆为期不远，并与之进行了勇敢、机智而卓有成效的斗争。
历史又前进了几年之后，文化界开始对“文革”之类灾难产生的根源进行反思。有些人认识到，没有什么从天上掉下来的坏人，坏人产生于我们生存的这方土壤，就成长在我们的身边，或者甚至可以说，就是我们自己。因为只要有勇气真诚地面对历史，实在很少有人能宣称自己有一双绝对干净的手——从未落井下石，从未助纣为虐。特别在像巴金这样的大师和智者发表了自己的忏悔之后，反省者终究还是陆续出现了，证明先圣“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所言之不谬。无论“反右”也好，“文革”也好，不要忘了，那可都是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运动”中的群众身上表现的革命积极性，曾经受到伟大导师的高度赞扬。少数人可能心里不情愿，或违心无奈地摇旗呐喊，或乔装作秀地虚张声势，但多数人血脉为之偾张的发自内心的积极却毋庸置疑。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对这一点谁都心里有数，所以，虽然不断有人为自己涂脂抹粉，力图篡改历史真相，但大都闪烁其词、底气不足。这个时期知识分子的良知所导致的反省共识大概接近于《霸王别姬》里张国荣的几句台词：“从前我们总以为是坏人造孽，现在才明白，造孽的就是我们自己……”
为了弄明白“孽”根的所在，于是便有人以不同的考察角度和立论依据开始清算中国的文化传统，因为任何“孽”都必须植根于它所需要的特定的土壤。但由于涉及的材料大体相同，最后难免形成近似的结论，即旧的中国文化传统只能熏陶出驯良的臣民，换句话说，数千年来我们这里存在的是一种以奴性为基调的文明。这个结论并不新鲜，因为鲁迅早就说过，历史上的中国人只有两种生存状态，即做稳了奴隶或求做奴隶而不可得。在这样的文明系统中，个人和个人的权利从来都是被漠视的。做忠实臣民的心理是如此根深蒂固，甚至一切对现存秩序的反抗行为其最终目的仍然是实现在新秩序下做一个好臣民的愿望。在这种文化传统下成长的知识分子，即使偶尔产生出令人激动或感动的表现，那也只能是一种非逻辑的个人行为。
也许是为了把知识分子从这种尴尬中解救出来，也许是为了鼓励和鞭策知识分子朝自尊自强的方向努力，这两年来，配合着对自由主义的宣传，一些研究者努力从二三十年代以来知识分子头面人物身上发掘理想化人格，用以证明自西学东渐，自由主义在中国已经形成一种传统。于是，许多出版物里便闪耀着一串用智慧和崇高包装起来的名字，其中最典型者如陈寅恪、胡适、吴宓、梁漱溟以及梁实秋、林语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与此相应，还有对“三十年代”、对“西南联大”等一系列专题研究。然而，中国知识分子身上果真有一种自由主义传统吗？
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思潮，确实曾经被引入中国并在知识分子中有一定影响。然而它不仅从未取得过主流的地位，甚至根本无法维持长久固定的形态——总是很快地分化到激进主义或保守主义这两个极端去，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形，是由中国的特殊国情所决定的——这话得从头说起：
第一，自由主义的精髓和本质就在于承认别人和自己拥有一份同样的权利。这种利他和利己兼顾的原则，决定了它在哲学上、政治上的中庸立场。而极端主义（无论是保守的或激进的）却总是认定维护自身（本阶级）权利、剥夺他人权利是一件天经地义、相反相成、别无选择的事。自由主义的本质决定它只能产生并形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确立并迅速扩展的西方，因为在那里，人身的自由（彻底摆脱封建依附关系）、商品的自由（平等开放的市场）等等，都是需要倡导和维护的权利；而在半封建、半奴隶制的东方国家，由于现实的残酷性；自由主义奢谈权利平等则常常被沦为笑料。他们只能被迫迅速地向激进主义或者保守主义转化。
第二，自由主义是以人的解放为出发点和归宿的，为此，它致力维护一切“天赋的人权”，而最充分的个人权利实际上却不可避免地包含着对恶的纵容（比如在不侵害他人条件下的“自甘堕落”，从人权理论上说便很难指责）。既然如此，自由主义从来不去刻意追求人类精神上的完美，而在儒家文化为主导的理想主义占统治地位的中国，这便成为它发展中一道很难逾越的障碍。一切理想主义都是把净化人的灵魂列为改造社会的第一目标，为此哪怕要付出牺牲自由的代价也在所不惜。所以，对于儒家“大同世界”的理想，立宪保皇党人、三民主义者、共产主义者都能产生程度不同的共鸣，而真正的自由主义，对此则无论如何也是格格不入的。
第三，“不患寡而患不均”是一种源远流长根深蒂固的民族思维模式——越穷便越觉得平均的可亲可贵。自由主义虽然并不一般地反对均富，但反对通过暴力手段重新分配社会财富来达到均富的目的。而在中国历史上，财产和权力的强制再分配却已经成为一种循环规律，对于广大的衣食不继的赤贫大众，自由主义者所宣传的通过发展生产实现均富的理论，只能是一堆不着边际、无关痛痒的废话，自然不如“吃大户”、“*？杆子”那样直接而痛快，那样慑人心魄。
第四，自由主义者的立身之本是基于人权立场的社会批判，或者可以说，社会批判是自由主义与生俱来的特征和能力，是它存在的必要条件。在人类历史上，只有资本主义首先提供了批评所必要的客观环境（如受到法律保护的开放的媒体），并且第一个使社会从批评中收益而不是在批评中动摇、崩溃（以美国为例，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南北战争以前到本世纪六十年代《民权法案》通过以后，百多年来，对种族歧视问题的批判就是自由主义长盛不衰的一个重要契因，不能否认，这种批评有益于美国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同时，只有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成长的中产阶级具有自由主义批判所必需的独立人格。而数千年来的封建政治、文化传统的控制和影响，一方面使历史上中国的文网之严密独步世界、无与伦比，另一方面自然也窒息了中国知识分子主观上的批判精神，他们内心向往的永远是圣主明时，实在是时不我与，最多就是玩点“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的小把戏，即使偶尔有正面批评以“微言大义”的方式表达，也断不能同自由主义的社会批判相提并论。
第五，自由主义者一般不主张用暴力手段改造社会（法国大革命所反映的“积极的自由主义”是一个例外）。而与此相反，近代以来，国家的积贫积弱使中国的许多知识分子不得不认同“武器的批判”确实比“批判的武器”更为当世所必需。革命，无论他们参加与否，都终将成为他们甘心接受并由衷拥戴的现实。革命需要统一的意志，统一的意志必然要求有集中的权力，集中的权力就必须取缔一切动摇人心的批评。所以，无论从主观或者客观方面考量，批评自由在一定历史阶段不免成为社会的奢侈品，而自由主义当然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前提。
二三十年代从英美留学归来的知识分子，无疑是当时稚嫩的自由主义队伍的中坚，“清华预备班”或“庚款留英”是这个群体的重要出身背景。他们也有过较松散的派系组织，如新月社。这些人中，政治上最具代表性的当数丁文江和罗隆基。他们曾经鼓吹过“好人政府”——这在当时的中国可以算是最具自由主义色彩的政治主张，但这种鼓吹除了招致空洞的同情和辛辣的嘲骂，没有产生任何实际意义。这些自由主义者只能迅速地向两极分化，向右转的丁文江不久死于煤气中毒，而罗隆基则日渐演变成激进的左派。右转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自然还有不少，如胡适、梁实秋、林语堂、傅斯年等（罗家伦、王世杰、朱家骅等更成为忠实的国民党员）。但是，更多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是在国难当头的四十年代随着世界潮流开始了一次向左的阵地大转移，诸如“闻一多夫”、“西曼诺夫”之类谑称固然可以视为特务分子的恶意中伤，另一方面，何尝又不可以理解为左翼群众给他们心目中的英雄所加的革命桂冠？
西南联大这种地方，在抗战后期，已经绝对不是什么自由主义的堡垒，而基本上是左倾力量控制下的“准解放区”。其间当然有一个演化过程，但这是一个自觉的、符合当时历史发展客观形势的过程，即使没有全世界知识界的左倾这一外部影响的存在，中国的许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发现自己信奉的思想原则与现实生活的距离实在太大因而丧失信心之余，除了选择认同用暴力改造旧有的社会结构，不可能再找到别的出路。艾奇逊在外交白皮书里对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者（大体相当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所寄予的希望，实在是出于对他们的思想和政治状况的错误估计，当艾奇逊、马歇尔和别的西方政治家害着可怜的单相思病的时候，这些“民主个人主义者”已经不可更改地站到了与“美帝国主义”相敌对的立场。
这些转向了革命立场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自己的选择大都还具有一种九死不悔的精神。他们既然已经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是一个“必然的历史范畴”（陈新桂语），当然也就放弃了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他们心甘情愿（虽然并非毫无痛苦）地接受了以人格为代价的思想改造运动，由衷地拥护“三大运动、三大改造”所带来的社会变化。当他们满怀豪情地自认为已经“过了社会主义关”的时候，反右派斗争开始了。这场斗争对他们的打击是沉重的：原来知识分子有一种永远也无法赎清的“原罪”！即使如此，似乎也并未使他们回归到自由主义的立场。这里还是可以拿罗隆基为例，他在反右中被点名批判时，匆匆从斯里兰卡赶回国，宣称：“就是把我的骨头烧成灰，也绝对找不到一丝反社会主义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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