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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学，或人文经济学，亦即速成经济学，或蛋糕经济学，可以用随笔形式撰述，配有浅显的图解，很形象，很生动，也就是很“文学”。
新经济学既奚落文学，又悄悄从后门把文学请回来，其所取于文学者，盖不止于“文笔漂亮”也。它实在就是文学的一个变种，但做了变种手术后，失去的只是文学在今日社会惨遭奚落的地位，获得的却是领袖学界，类似文学曾经拥有的那种一呼百应的声势。这种变种手术在文学领域也确实屡见不鲜，上述考证“经济”的词源而急于和新经济学攀亲的就是。这在新经济学方面，是俯下来，在文学方面，是迎上去，宜其相拥相抱之速也。
俯下来，迎上去，目的地都并非对方，而是那根晃动不已的中间线：形势的需要。
过去二十年，每隔一段时间，总有某种配合当前形势的文化样式或学术趋向炫耀于一时。形势每个阶段都不相同，文化界也就相应地呈现出阶段式推进。一会儿文学高潮来了，不仅回到“五四”，还要超越“五四”，现在则是集体疲软，人人可得而奚落之。一会儿后现代、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来了，什么都必须纳入后学分析模式，有敢于质疑者马上就要被当众讥哂。无奈去年一场大水，后学与反后学的声音同时淹没，令人觉得学说也像王八蛋工程一样害怕大水。一会儿是二十一世纪将是中国的世纪的理论来了，但听说洋人莎缪尔·亨廷顿也有类似说法，甚有碍于中国的国际形象，于是群起而攻之，据说还特地出了一本讨论专集，自己先前类似的理论自然也就趁人不备，悄悄藏了起来。如此虎头蛇尾，不知是否得了反腐真传，比如都快问成死罪了，公布出来却只是两块手表，几元美钞。或者究竟也只好模糊过去的吧。现在轮到速成经济学来了，然而它除了面红耳赤地端出蛋糕，接二连三地印刷随笔，就是以震动耳目的社会新闻代替无法获取的精确统计，以学习西方经济学著作的读书笔记代替针对自己经济现实的理论探索，甚至不惜用备受自己奚落的文学来修饰羽毛，“吸引更多的读者”。
经济发展和经济学繁荣本不是一回事。现在坊间大行哈耶克的书，但哈氏在世，英国经济明显衰落了，而亚洲四小龙却未闻有什么了不起的经济学家。这倒不是说经济和经济学毫无关系。关系肯定有的，但绝对不是抱了“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想头、为着应时而速成的经济学一厢情愿地要和经济攀上的那种关系。也不是说经济学就不能以随笔出之，更不是说经济学不该有人文关怀。不是的。经济学一开始就关心国计民生，一开始就和整个人文传统（自然也包括随笔）紧紧相连，但这个“人文”，倘要跟那个将文学理解为“文笔漂亮”的人文经济学的“人文”沟通起来，大概很难吧。
近代以来，中国的读书人先是从文化本位立场俯就西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人文”是内家心法，“师夷之长技”则为外家横炼。后来发现不行，遂激变为强调改造自己的本位文化，强调文化改造是本，船坚炮利乃至政治经济体制是末。梁启超著《新民说》，大声疾呼倘不以道德建设为本，“恐今后智育愈盛而德育愈衰，泰西物质文明尽输入中国，而四万万人且相率而为禽兽也”。降至“五四”，则有陈独秀所谓伦理觉悟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说。梁陈之道德伦理各有所指，注重“人文”则无差别。这种共识确实深深制约了中国现代化进程，有人说现代中国盛行道德主义以及和道德主义紧相连属的文学主义，也不为无稽之谈。问题在于，看重道德和文学而且把它们上升到主义的高度，是否意味着道德和文学真的就来了，“我欲仁斯仁至矣”，甚至道德和文学真的就过剩了，真的就压抑了其他学问的生长？道德主义和文学主义盛行的现代，道德虚无和文学滑离本位的现象不是始终存在的吗？像鲁迅那样名副其实道德高尚文采斐然的有几个？而且“五四”或近代人物强调道德文学的重要性，是否就逻辑地包含了压抑道德文学之外其他部门的意向？两方面难道也像鱼与熊掌不可得兼？国人经济思想或体制意识之不发达，是否就得算在“五四”的帐上？“五四”道德主义或文学主义（如果确实存在的话）是铁板一块的吗？这些问题并没有弄清楚，现在就又变化到惟“实学”（科技经济之类）是崇，宣传叫嚷犹嫌不足，还要反过来批评以往过于注重道德文学之误，一些海外学者（如林毓生先生）甚至认定自己预先塞给“五四”的所谓“以思想文化解决问题的方法”主要受了“儒家思想模式（即儒家传统中强调‘心’的理智与道德功能的社会历史整体观）的影响所致”，应予否定自然不成问题。这和前两年以为大叫几声“道德理想主义”就可以集道德理想于一身的文坛慷慨党，在“思想模式”上相隔也只有一张纸，即都是受了早就被“五四”一辈人深刻批判过的同样属于中国传统的“名教”的“影响所致”不肯“循名责实”，习惯于听到什么东西叫得响，就以为什么东西一定已经“来了”，而如果这“来了”的东西仍然不能“从整体上改造社会”，就马上加以种种谥号，宣布无效，又转过身来，呼唤或等待新的救世法宝的到来。似这般身中“名教”剧毒而吠影吠声的“思想模式”，必然会“扶东倒西”（梁启超语），刚刚有所肯定，旋即又加以否定，如此反复，结果什么也没肯定，什么也没否定，只有一些用于攻击对方或用于肯定自己因而似乎在否定什么又似乎在肯定什么的精致的谥号，也就是“什么什么主义”、“什么什么学”之类，来了又去，去了又来，永远不会穷尽。
《卡拉马佐夫兄弟》写伊凡和德米特里就当时俄国社会思想状况发生争执，一个主张以欧洲蒸蒸日上的自然科学衡量一切，包括上帝的信仰；一个并无定见，却看准了对方的偏执，施以辛辣的讽刺，说他的想法无非“化学来了，诸位请挪挪位”！我们这里的速成经济学家们激动地宣布经济学时代来了，一切都将重新开始，都将接受经济分析的检验，其声态形容，与这位化学决定论者颇相类似。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啻给所有断定自己的理论杠杆能够撬起地球的人画了一幅标准像。
也有不同。以化学为终极真理的那个小卡拉马佐夫确实让自己的化学和“诸位”激烈而痛苦地交战了，我们这里的新经济学却和刚刚还被自己奚落的文学迅速抱在一起。崇拜化学的人所以崇拜化学，因为他天真地相信化学能够解释一切，但崇拜经济学的人所以崇拜经济学，并不说明他确实相信经济学可以解释一切，相信诸如“广大农村的消费潜力亟待挖掘”之类酒醉饭饱后的灵感迸发可以创造九十年代或两千年后的经济奇迹。他多半是崇拜经济学在目前形势下足以扫荡其他一切学问的威势。
九十多年前，一个中国青年在日本学医，看过一次幻灯片后，决定放弃专业，认为“第一要著”应该是文学，而且真的就干起来了，终生未渝。但他那时候并没有怎样张扬，事后回想起来，还带着一种苦涩的自嘲。现在这样的文学据说已经“过去”了，因为更灵光的东西——经济学——“来了”。
但愿这回来的真是经济学，而不只是“来了”，则文学就算过去，又何足道哉。
女性化的中国
？ 赵无眠
——————无事生非
近几年，国内文化界很流行一种“阴盛阳衰”说。意思是，女人比男人强——女歌星比男歌星窜红，女影星比男影星出彩，女作家比男作家走俏，女运动员比男运动员拿金牌多得多……连女人做起生意来，据说也比男人的手笔要大：前一阵子频频有报道，女明星某和某女明星投资房地产，一甩手都是数以亿计。还有的更把大生意做到了国外，例如“曼哈顿的中国女人”。想想也是，曼哈顿的中国男人要算也不少，却不见一个能够出息到把自己的发财故事写成通俗小说的。即使写了，大概也没有谁爱看。因为女人发了财，不免觉得她“绚烂”；而男人有了几个钱，无非多添了些铜臭而已。
不断传来的好消息，使得“女性主义”者们大受鼓舞；认为创造“女性文化”的时机到了。有两点要说明的：一、所谓“女性主义”，以前通称“女权主义”，或叫作女权主义之一种。女权主义有很多种，小至“恋爱自由”、“婚姻自主”，大至妇女参政、与男性抗衡乃至反过来凌驾于男性之上等等。女性主义则以创造一种完全不同于“男性文化”的“女性文化”为己任。二、中国的女性主义者，多属留学海外的文科学生，是为一种时髦，而国内暂未形成风气。但实际上，却有很多没打旗号的女性主义者，绝对人数远非海外所能比。只要有人登高一呼，保准应者如云。
细观女性主义的宣言，其实并不新鲜。要创造女性文化（或曰“创造女性传统”）吗？毛泽东早说过：“妇女也有半边天。”摩登的女性主义者们讲到天上去，也还是没能超越毛的境界与气度。在共产党内，的确也不乏表现突出的女性。早期就有蔡畅、邓颖超，及孙夫人宋庆龄。平心而论，解放以后，女部长、女委员、女省长、女市长……实在够多，举世很难再找到哪个国家能与之抗衡。要说这些女同志全是花瓶，恐怕太牵强，除非我们把所有的男同志都同时定义为花瓶。
中共历史上，最非凡的女党员当然莫过于江青。她就是名副其实的一位“女性主义者”。不仅仅到处发表宣言，还真的动了手创造“女性文化”（或曰“女性传统”）。她亲自培育的革命样板戏，设计反“男性规定”的女式服装，身体力行争取女性解放，可谓成果累累。
更重要的，她还“勇于摧毁父系社会诸多层层相扣的政治运作，敏锐地批判之，”并且“她够勇敢”，竟力图“炸毁它”。“她是一个热情的革命者，因为在每一件人事上，甚至每一张绘画、每本书中，她看到了革命的必要与契机。……她只需要一双眼、一张嘴与一只笔，整个世界就在她面前开始变动、重整，直到她所建造的世界足以和现有的抗衡，慢慢更正，终至替代它。”（本段引句见《□□中国》第13期童若雯《女性主义者的悲剧》。童的这些女性主义宣言用来形容江青再贴切不过。）
当然，她的勇气和勇气所寄附的巨大权力还是来自于男人。但她敢于向一切挑战的狠劲儿，甚至连男人也不能及。她慢了一步，到底没能斗过“父系社会的政治运作”。主要是时间和人手不够，我们也就没能看到现有的“整个世界”怎样终至被替代。但已经替代的部分我们曾有幸领教过，那真是妙不可言。
革命样板戏为我们塑造的一批女性形象，没一个“反面人物”，一律的光彩夺目。吴琼华、柯湘、江水英、方海珍、阿庆嫂、李铁梅、小常宝……个个都不是男人的传统文化所规定的角色。撇开因剧情需要套在她们头上的政治信念不说，就很符合女性主义者的定义（好在女性主义者们也并无统一的政治信念）。
作为一种典型的女性文化，样板戏曾影响了整整一代中国人。当然也包括中国的男人。男人们见了柯湘、李铁梅、阿庆嫂一类的女人，大抵是不会有什么非分之念的。只有喜儿（白毛女）例外。土财主黄世仁对她进行性骚扰，结果被捉起来枪毙掉了。
而样板戏的男人形象，不是脂粉味很浓，便是孩子气十足。或者更确切些说，与女性（尤其是动辄“批判之”、“炸毁它”的“女性主义者”）相比，看不出什么“性差”来。明眸皓齿，皮肤白皙光铴，红扑扑的娃娃脸，感情细腻缠绵，泪花闪闪，见了长辈及当官的即作娇憨状、扭捏状、羞涩状、绕膝承欢状……凡此种种，不仅不恶心，反而成了审美男性的标准。
然而在对男性的精神阉割上，中国传统戏曲也并非没有担当过十分吃重的角色，而坐视革命样板戏专美于后。京剧为“北派”戏剧的代表，其最大的特点是男人扮女人；“南派”戏剧的代表越剧则恰恰相反，是女人扮男人。不论哪种扮法，都为削减男人的雄性荷尔蒙作出了重大贡献。
鲁迅曾描述国民沉湎于梅兰芳式的表演：男人看到的是“扮女人”，女人看到的是“男人扮”。其实例并不尽然。男人对于女人的细致入微地诠释和惟妙惟肖地模仿，自有其魅力与趣味，甚至亦不妨有它的艺术价值。问题是，“男人能够扮女人”，并且“男人扮的女人比女人还女人（更够味）”这一事实，在积弱与病态的文化背景下，早已超出一般的观赏意义，为大众所接受、认同、着迷，以致竞相效尤、推波助澜、蔚为风尚。所谓“戏台小社会，社会大戏台”，真是一点不假。四位男扮女妆的专家——“四大名旦”（梅兰芳、程砚秋、荀慧生、尚小云），也得以“雄踞”国剧艺术的峰巅。
女人扮男人，虽远不及男人扮女人的成就辉煌，但也可圈可点，别有一种风韵。除少数挂须的老生之外，大多为儒雅白净的相公。他（她）们的一颦一笑、举手投足，既男又女，雌雄莫辨；而且成天与豪门的小姐、丫环混在一起，英雄气短儿女情长，汗巾子上一把诗一把血一把泪一把鼻涕的，卿卿我我凄凄惨惨切切。偏偏又是这种孱弱的软蛋能够金榜题名，做上大官儿衣锦还乡。久而久之，民间逐渐形成一种概念：他（她）们即为男人出息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