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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人念叨着的“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只是被人们强调得够多的一个方面。在中国，女性文化自有它不可摇撼的地位，尤其是世俗文化。可以说越世俗，女性的色彩越浓。即以最受国人尊重、影响覆盖面最广的神——观音菩萨而论，就是一位女同志。其实“她”以前在印度本是个男的。侨居中国后，为了增强在民众中的亲和力，以适应普渡众生的需要，毅然做了变性手术。果然深入人心。解救苦难，求生贵子，祈保平安……总之事无巨细都去找她。民间的烧香拜菩萨，显然比“临事抱佛脚”更为盛行。
她的老师释迦牟尼先生，几经反思，才算悟出“青胜于蓝”的道理，只好也向她靠拢。虽久经香火熏烤，却日见细皮嫩肉、眉清目秀、体态丰腴，还翘起了兰花指，终于以一副“男人女相”，进驻中国老百姓的心灵。当然比起他那位彻底女性化的弟子，犹逊一筹。
女性在中国神话中的位置，并不因“重男轻女”而稍减，是很奇怪但又无法否认的一件事实。有人（例如童文）为“某些现代知识分子”忘记并且难以接受“我们共同的母亲——女娲”而愤愤不平。但她们却“忘记”了做一项调查，在“现代知识分子”当中，到底是不记得“女娲补天造人”的多呢，还是不记得据说由三国时的文人发明的“盘古开天地”的多？她们同时还“忘记”了，如果没有包括《封神榜》和《红楼梦》的作者在内的“文人的发明”和记载，作为同样是“现代知识分子”的现代女性主义者们，又到哪里去搜寻中国人“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脱离的”那个“子宫”呢？
恰恰是，中国人“花了九牛二虎之力”仍未能“脱离我们的子宫”。女性们在强大的夫权及父权压迫下，几千年来顽强地坚守着她们建造的另一种体系，形成男子社会不可忽视的制衡力量。她们一直没中断过积极的地下活动——在帷帐后、在枕头边、在锅台旁，尽一切可能施展和渗透她们治家治国的影响和权力。当制衡的力量足够大的时候，她们就索性发动“政变”，走到前台直接支配甚至取代男子的地位。
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多到不胜枚举。佼佼者如吕后、武则天和慈禧，分别出现在中国最强盛的三个王朝（汉、唐、清）的初期、中期和末期，主宰政局都多达数十年。所谓“牝鸡司晨”的功过，自有学者们评说。女人是不是“祸水”，本文也无兴趣去探讨。这里想说明的只是，女性最强大最锐利的武器，既非姿色亦非名位，而是她们的“子宫”。
道理很简单，姿色会衰退，名位则干脆掌握在男人手中。只有“子宫”才永远属于她们自己。无论出于理性抑或本性，她们都应该而且也确实倾尽全能去增强它的张力与韧性，夸大“子宫”的独创神话与孕育意义，无限制地扩展它的空间与时间的包容量（现代女性主义者们好像也不能免俗），以达到网罗一切的目的。
这是“父系社会”取代更为原始的“母系社会”必须付出的代价，也是失去乐园的女性所作的抵抗和报复。只要男权还存在一天，这种抵抗和报复就不会消亡。
曹雪芹笔下的贾府，是中国旧式家族体制和社会形态的缩影。如果这种说法不错，我们看到的正好是一幅女性化社会的完备图景。贾府的上上下下内内外外，都得围绕和凭借着女性的操纵来运作。从它的最高统治者贾母和手握实权的王熙凤，到各山头派系的代表人物，以及在“一荣俱荣”的四大家族间互相走动的老少亲戚，乃至维系贾府基本生活方式的大大小小的老妈子和丫环们，清一色都是女性。男人却个个愚蠢可笑，丑态百出。不是被女人所支配，就是为女色所诱惑，不是惧内，就是畏母。
贾氏家族固然以“荣国公”和“宁国公”这两个由男人世袭的爵位为栋梁，但实际上它们早已摇摇欲坠。之所以尚能维持暂时的表面的繁荣，靠的还是一个女人——元妃。如果没她在宫里撑着，所谓“白玉为堂金作马”的贾府倾刻即可土崩瓦解。后来元妃一死，果然便被抄了个底朝天。
有论者认为，《红楼梦》的主人公贾宝玉这一形象，代表了中国男性“阳刚的堕沉”。不知他们是不记得还是忽略了，其实打从娘胎里起，他就没有“阳刚”过。他住着大观园，成天混迹于闺房，吃吃胭脂，耍耍脾气，斗斗心眼，看不出跟那些钗裙粉黛们有什么区别。他的毛病倒并不在于怎么的女里女气，而是“长不大”。换句话说，也就是始终走不出“子宫”，总离不开姐姐妹妹的簇拥、疼爱，离不开众多丫环的陪伴、伺候，离不开母亲和祖母的呵护、娇纵。他能够这么“不像个男人”的原因只有一个：因为他是个男人。
现在我们可以好好地看一看，传统式的中国男人究竟是在怎样恶劣的环境中成长的，以至于他们当中的觉醒者都不得不自认“阴盛阳衰”、疲弱无能，自认“孬种”、“尿脬”、无奈和无赖？
他们从一生下来就被规定为传宗接代的工具，而且是处于长辈及朋辈监视督察下的这种工具。性交只是生殖的需要。从传统伦理到中医学说，都把“房中之乐”视为不得已而为之的脏事、丑事。纵欲是最不可饶恕的罪孽，阳萎则是道行最高深的表现。
他们的童年不外乎这两个极端——祖母式的呵护或严父式的管束。倘若二者兼备，效果便更佳。他们得既擅长发嗲、撒娇甚至撒泼，又善于假扮少年老成、乖巧内秀，目的自然是为了讨“大人”们的一个夸赞。
他们规定了女人的生活圈子，自己又被这种圈子所规定。他们必须习惯和周旋于姑嫂、婆媳、妯娌（以前还有妻妾）之间的矛盾纷争，或多或少学会像女人那样嚼舌头、管闲事、包打听、使心计、挑是非，并把这一套照搬到“父系社会的政治运作”中去。
他们必须尊崇祖制，尊重活着的或是死去的长辈。无论自己年纪多大、地位多高、知识多丰富、成就多辉煌，在长辈面前“永远只是孩子”。他们俯首，他们跪拜，他们匍匐在老人或权贵脚下，模仿蜷缩在子宫里的模样，以示自己的软弱、柔顺。强悍、锋芒毕露为人忌恨；表面的谦和受人推重。
他们虚伪，假惺惺的；他们阴柔，深藏不露（谁露了就不是好汉）；他们“谁人背后不说人，谁人背后无人说”；他们缺乏逻辑训练，而擅长“形象思维”，他们常依赖于直觉；他们猜疑，“防人之心不可无”；他们不敢大胆展现真实个性，宁可大智若愚，大巧若拙，大勇若怯。
他们拉关系，讲义气，“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就是不想靠自己。他们的宗派往往建立在女性化的情感基础上，而不是凭借理性的纽带来维系。他们把好朋友称作“哥们”，——大家亲亲热热，情同手足，以便一道重温共享同一个“子宫”的情谊。
中国王权的悠久、神圣与至高无上，在世界上绝无仅有。但中国的君王，却藏在深“闺”人未识，整日与人数庞大的太监和后宫为伍。举目四望，只有自己一个男人。耳濡目染，尽是莺声燕语和扭捏女态。不用说因为时代和环境的局限，那些后妃宫女们的见识抱负、修养情趣，自然不可与现代女性主义者相提并论。她们对于“父系社会的政治运作”，整体上显然不会产生什么良性影响。
后宫政治（或称“内眷政治”）和太监政治（或称“褓姆政治”），正是这种病态的女性化环境的必然产物。
一个民族的阴盛阳衰，是整个民族的不幸。正如精神和肉体的阳萎，是男人的悲哀，同样也是女人的悲哀。走出“子宫”，脱离幼态人格，更不止是男人才要完成的任务。在软性的市民文化流行的今天，光是恨恨地骂几声“操你妈”，也丝毫无济无事——顺便提一下，这句国骂，现在越来越流行于时髦女郎之口。可见“操”本是虚的，“你妈”才是实的。中国的女性化，从这里亦可见一斑。
最酷的作家
？ 周泽雄
——————裁书刀下
把天下的嘴堵死
谈论余秋雨越来越成了一件危险的事。我不得不顾虑这样两种可怕的责难：其一、我是一个妄图借批评余秋雨提高自己声名的小人；其二、我是一个专事盗版营生的家伙，为使所盗之书在市场上一路横行，遂借助对余秋雨的大肆批判以牟取暴利。如果是后者，我当然是个更恶的小人。读者只消稍稍浏览余秋雨《山居笔记》及新著《霜冷长河》中的前言后语，即不难发现这两种指责乃余秋雨以自己的生花妙笔为衮衮批评者所预设的。惹眼的事实是，由于国内一时很难找到比余秋雨名声更大的人，所以我的“顾虑一”经余先生在《山居笔记·自序》中强黄宗江先生之口隆重推出（“骂余秋雨，是当今文坛一大时髦”），国内余秋雨的批评者便很难幸免，名头藉藉如我者，更是只有一头撞上南墙的苦命。我们当然还能感觉到，余先生的快意转述，暗示着某种以鲁迅先生自譬的不羁雄心。说到我的“顾虑二”，同样有余秋雨《山居笔记》那篇洋洋两万余言的“自序”作证，在其新著《霜冷长河》的代后记“秋千架”中，余先生更以自己独领风骚的“语长心重”笔法，进一步将盗版者与批评者以“文化盗贼和文化杀手”这一要命句式捆绑在一起，以便提醒读者警惕这一现象：“这批盗版者居然还兼任批判者，每次在实行偷盗的同时总要在门外大声嚷嚷说这个宅子根本没有值钱的东西。”
会不会还有个“其三”呢？即批评余秋雨也可望得到余先生的感谢。有这可能，因为擅长把话语写得滴溜溜乱转的余先生也提供过证明。只是，或许由于“感谢都感谢不过来的缘故”，余秋雨的批评者便极难得到感谢的待遇，除非你的批评带有明显的“小骂大帮忙”意味，使余秋雨对你的感谢不仅可使自己的学养毫发无损，还能在人格领域额外地赚上一笔。在《山居笔记·酣睡寒风中》一文里，余秋雨曾讲述了一个关于“抬来抬去，抬进抬出，辛苦你们了”的故事，旗帜鲜明地表明了对批评者的无比憎恶。在那个以“文革”为背景的故事中，可怜的批评者都被谈不上影射地描写成了“打砸抢分子”，而我们的余秋雨当然是一派众人皆狂我独睡的美妙德行，迷人不可方物。
中国愿意赞美自己的作家多如牛毛，平心而论，谁又能做得像余秋雨那样老练和从容，自信和潇洒？幽邈的用心隐含在大气磅礴的文化袍袖之下，微微一抬，秋光乍泄，就可以把人撩得远远。余秋雨真不愧是余秋雨！我原来应该想到，他高雅的名字其实早已透露了若干底里消息：秋雨，字面上的诗意自是充沛得无以复加，实际感受起来则完全是一派愁煞人的风景，何况它还鼓荡出一阵紧似一阵的秋风。
附带说一句，将朋友（或读者、编辑下级、关系户）信中对自己的赞美拿出来抖上一抖，是颇需要一些勇气的。对我来说，几乎是一种变节的勇气。我认为，有两类谀词最不可信，最应该让它随风飘去，一类出现在追悼会上，一类出现在信中。追悼会上的事我管不了，我只能先把信管住，决不把朋友信中任何对自己的夸赞拿出来现世。这对我既是一种世故，也算得上一项原则。当然，这只是我一介“小人”的原则，余秋雨自另当别论。
把自己的嘴吼开
在动用自己非凡的话语权威将批评者的嘴堵死之后，文坛便是余秋雨的了。有余先生为嚼舌者预制的大瓮在，有头顶高悬的“文化盗贼”、“文化杀手”、“嘲弄建设者”的利剑在，批评被迫缺席，只能缺席。余秋雨粲然一笑，便以一副无后顾之忧的态势，开始颠颠倒倒地神化起自己来，稍带着歪歪扭扭地美化自己的爱妻。
坦白地说，由于我平素的阅读并不以国内报刊和出版物为侧重，又性喜躲避文坛，故所谓文坛风雨，我总是视如瘟坛疯语，懒得理会。作为一个“自雇”的文字工作者，我不仅同意余秋雨的意见，也许贯彻得还要不折不扣些。余先生曾劝某位朋友“文坛上的事，最好看也不要看，想也不要想”。我正是这么做的，可以说若非余秋雨一唱三叹的提醒，我根本不可能知道他的著作在中国有那么猖獗的盗版，更不会知道他一本“没有书名的书，订购量为全国文艺书籍之冠”。由于很少打听“文坛上的事”，事实上我所知道的关于余秋雨如何伟大、多么成功的种种信息，都由余秋雨本人慷慨提供。考虑到余秋雨的确不同凡响，他的妻子想来也很棒（虽然，若非余先生执意介绍，我本来竟蠢得不知马兰何人），他用热情的笔墨对自己和妻子唱几句颂词，亦属人情之常。您请尽情歌唱吧，如果这么润润嗓子会使您心情愉快些。没人说过一位作家不能在作品自序里夸夸自己，也没人说过一位作家不应该把散文集的后记写成一篇关于妻子的报告文学。判断一位作家的自夸是否诚实，是否与臭美无关，我有这样三个私人性的判断标准，这里仅供读者审阅：首先，他的自夸是否还在正常人性的范畴，其次，他抬高自己的同时是否能注意不踹踏他人，第三，貌似无关而实则非常紧要的是，他自夸的笔墨里是否好歹带点幽默感。
我的私人答案令人遗憾：余秋雨犯规了。逐条略述如下：
在《霜冷长河》的“自序”里，余秋雨借助一双“异人”的法眼，稍事扭捏之后，立刻便向我们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难道，上一辈子，我曾坐着狗拉雪橇驶行在冰封的黑龙江上？也许我在半道上冻僵了。”不必介意这个“难道”，那只是余秋雨“修辞立其伪”的又一变相罢了，只要读到序末余先生对“异人”的真诚感谢，就会知道这个“难道”里本没有“难道”可言，正如那个“也许”也属多余一样。余秋雨对自己妖魔化后的结论是：“我的上辈子竟然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