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是‘求荣取辱’，始终跳不出王朝兴替的周期率。建国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对法律的价值和作用是忽略甚至否定的。如毛泽东就曾说：‘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民法刑法那么多条谁记得了。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可以说，正是在法治问题上的偏颇，加上其它一些复杂原因，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巨大灾难。”毛泽东这里所表达的，正是一种典型的人治思想。在一个本质上是人治的社会里，在一个从最低级的官吏到最高的领导，都认定“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的社会里，法制再健全，也不过徒具其表了。”
中国正处于一个很严峻的时期。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改革一旦失败，后果不堪设想。而改革的诸多阻力中，传统文化是最强大者之一。在这种情形下，居然还有那么多人整天把“弘扬传统文化”挂在嘴上，居然还有人宣称中国的传统文化将在二十一世纪雄视世界。如果是因为对中国现状的无知，那便意味着昏聩。如果知晓中国的实情却仍要高唱这种论调，则不知是何种心肝了。
大禹的子孙们
？ 余 杰
——————末世温馨
中华文明是“水”的文明，治水从古到今就是中国的头等大事。不管怎样腐败的朝代，都不会忘记治水。黄河既是中国人的母亲，又是中国人的敌人。中国的整个政治架构都与治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讲求水利的中国人，早早地建立起一整套的官僚体制，其发达程度远远超过了其他文明古国。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对这个问题已经有了一些片断的分析。本世纪以来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们，也极为强调这种理论，认为灌溉对东方、对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要讲求水利，便要求有一大批具有特殊才能的技术人才，于是产生了专制国家，产生了有学问的治水工程师，即官僚。苏联学者瓦尔加、马扎亚尔等人均持这样的观点。
而《东方专制主义》一书的作者、研究中国问题的权威学者魏特夫有更加深入的论述，他写道：“黄河与扬子江……自古即促成河道工程官僚政治……支配中国的自然力，是大河巨川，所以，随着农业的发达，河道工程官吏的势力不能不增加起来。名声啧啧的禹，其最大功绩，即在于调制河流，整顿山川。”当然，这些学者的观点有所偏颇，过分地夸大了水患对中国政治的影响，但是，他们也说出了一个真理：中华文明是在水边成长起来的，而且在水边发展成熟。“治水”在中国既是形而下意义的、操作意义上的工程技术科学，也是形而上意义的、高度抽象的统治术。中国的统治者喜欢用“治水”来比喻对国家的治理。从《老子》到《贞观政要》，关于这一类的表达举不胜举。
明清两代，将治水的成败提高到统治者自身生存的命脉上来。明武宗正德年间，设总督河道御史，后又加提督军务衔。清代设江南河道总督一人，驻清江浦；山东、河南河道总督一人，驻济宁。前者简称为南河，后者简称为东河。另有直隶河道总督，简称北河，由直隶总督兼任。河道总督掌治河渠，固堤浚流，相当于封疆大吏，简称河督、河台。然而，恰恰是在清代，河督代表了贪污腐败的顶峰，在清末裁撤这个职位时，连皇帝也对河督们的行径惊叹不已。关于河督豪奢的生活，在笔记中有大量的记载，最生动的是张海沤所著《曼陀罗轩闲话》中“某河督”一则。
该笔记记载，清代河督穷奢极欲，声色犬马，珠玉玩好，搜之民间，求之异域，动辄数十万金。河督有堂而皇之的理由：因为我担负着治理大河的神圣使命，而治水需要花费巨额的资金。在没有严格的监督机制的情况下，贪污便成了理所当然的选择。笔记中最触目惊心的不是贪污数量的巨大，而是河督可怕的饮食嗜好。“其求所以遂口腹之欲者，亦无所不至。而惨刻酷毒，尤无人理者，百出其计以遂一餐饱，真野蛮之极度。”
有一次，一位钦差前来视察河督的工作，河督挖空心思想讨好钦差，在饮食上做的文章远远超过了他在治水上所花的功夫。他向钦差摆开大宴，宴席之丰盛自然是不必说的了。席间，下人用大金炉生火，置案头，等火烧旺了，便搬进几个小笼子，笼子中装着小猴子。差役们把猴子的头拉出笼口。仔细一看，原来猴子全身的毛已经剃得干干净净。猴子的眼睛灼灼地转着，打量席上的人们，一点也不知道自己悲惨的命运即将来临。于是，把笼子放在炭火之上，每个客人的面前放上一套小金盏，里面盛着酱、醋、桂、椒、姜、芥之类的调料，另外还放着金匙、金羹杯各一个，客人都不知道有什么用处，也不知道这样活生生的猴子该怎样来吃。这时，猴子被烤在炭火上，辗转叫号，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万分痛苦。主人看到这种情况，反而非常高兴。猴子越悲惨，主人越高兴，仿佛在观赏一件有趣的事情。大约过了十多分钟，猴子奄奄一息，皮肉都已经被烧焦了。差人于是拿来一个小金槌，将猴子的头顶盖骨敲一个小洞，大约可以把小金匙伸进去。然后客人们用小金匙舀猴子的脑髓分而食之。猴脑的滋味鲜嫩异常，钦差大臣赞不绝口，感叹说，当河督比当钦差大臣还要有意思。河督解释说，猴子死了以后脑子已经不灵，味道也变了，所以必须在猴子活着的时候吃。
河督还有一绝：专食鞭猪。什么叫鞭猪呢？这是一种专门饲养的猪，平时将用细米煮熟，浸以鸡鸭汁作饲料，使其肉鲜嫩而且干净。怎么“鞭”呢？把猪放出猪圈，让差人们轮流奔跑着用竹杆鞭打猪，而且必须保持极快的速度，直到将猪活活累死为止。猪狂奔号叫，半日乃得死。据说，鞭打猪能使它的血聚集到腹部，它奔走号叫以后，筋骨皆疲，肉皆离骨，肉味愈鲜。其他还有种种惨酷的虐吃之法。
张海沤的笔记秉承了佛家的思想，最后给河督安排了一个报应的结局，不知实有其事还是他编造出来的，不过我总觉得有些巧合。河督后来以不法赐死，杀身于菜市口，妻子和儿子皆发配边疆，途中遇强盗，妻子被侮辱，儿子被惨杀。张氏在末尾发了一番议论：“予记此非搀以因果报应说，盖野蛮行为已将天地间发扬生长和气耗残尽绝。万物生天地间，无非一气所鼓铸，所以人多忧则易老，多乐则常泰，盖一则其气郁，一则其气舒也。果报之说，犹为中下人说法耳。欧美人虫蚁尚有保护，动物不许苛待，立之专条，联以会众，何其仁也。”从这个角度进行文化比较，张氏算是第一人。他敢于抛弃所谓的“民族自豪感”，实事求是地说出自己的想法，难能而可贵。在世纪之初，民不聊生的中国，人且不能保全，哪有精力去关心动物？而张海沤从揭露“禹的子孙们”的贪污和残暴入手，进而谈到动物保护的问题，堪称本世纪动物保护的第一人。
无独有偶，易宗夔的《新世说》也有一则关于“治河总督之饮食”的记载。鲜美的猪肉的制作方法，与上面的记载大同而小异。这里是把猪关在一间密室里，也是让人持一杆，逐而挞之。到猪累死的时候，立即将它背上的肉割下来。“盖其背受挞，以全力护背，则全体精华，皆萃于背，甘腴无比，余肉腥恶失味也。”这是与上面记载不同的地方。因此，一小盘猪肉，花去了五十头猪。吃猴脑的方法，也是大同而小异。这里是将猴子穿上棉衣，在餐桌中间造一个小洞，如猴脑的大小，让猴子站在中间，脑袋刚好从小洞中露出来。于是用开水灌猴子的头顶，再用铁锤敲开猴子的颅骨，然后大家分而食之。
《新世说》中最为特别的是关于驼峰的吃法。“有食驼峰者，选壮健骆驼，缚于柱，以沸汤浇其背，立死，精华皆在一峰，一席所需，恒三四驼。”看来，这些家伙还懂得点辩证法，所谓“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也。庞大无比的骆驼被这样吃掉，是那些游牧民族的野蛮人所无法想象的，他们是野蛮人，哪里懂得我们伟大的文明呢？可是我心里发毛地想：到底谁更野蛮呢？他们在茹毛饮血的时候，我们已经食不厌精了，我们能够以此而骄傲吗？易宗夔写道：“他如食一豆腐，制法有数十种之多，且须数月前购集材料，选派工人，统计所需，非数百金不能餐来其一器也。食品既繁，一夕之宴，恒历三昼夜不能毕。往往酒阑人倦，各自引去，从未有终席者。”
以上情形，在李孟符之《春冰室野乘》中也有所表现。李氏为晚清著名的学者和维新派人物，与出版业巨子张元济关系亲密，阅历丰富，对晚清世情有深刻的认识。他同样指出：“方道光中叶，天下无事，物力丰厚，南河岁修经费，每年五六百万金，然实用之工程者，不及十分之一，其余悉以供官吏之挥霍。一时饮食衣服，车马玩好，莫不斗奇逞巧，其奢汰有帝王所不及者。”说帝王不及，倒也是实话，道光是个节俭的皇帝，在清代的皇帝中是出了名的。但在那样的体制下，皇帝的节俭不可能影响臣下，皇帝个人的品格远远不能影响一时之风气。道光皇帝的节俭之于整个帝国官僚的奢侈来显得有些荒唐可笑。皇帝的品质再崇高，河督们是不会以为然的。李氏所记猪、猴、骆驼的吃法，均与以上笔记相似，他还介绍了河督们的另一种关于鹅的吃法。“其烹鹅掌之法，用铁笼笼鹅于地，而炽炭其下，旁置酱汁之属。有顷地热，鹅环走不胜痛，辄饮酱汁自救。及其死，则全身脂膏萃于两掌，厚可数寸，而余肉悉不堪食矣。”没有丰富的想象力，怎么会发明这样的吃法呢？谁说我们中华民族缺乏想象力呢？这样的想象力，会让西方人叹为观止的。
从上到下，整个治水体系漏洞百出，“禹的子孙们”没有继承祖先的业绩，而以蛀虫自居，他们对大堤的伤害，比自然的风雨还要可怕。有清一代，花在治水上的资金不计其数，而大堤却一决再决，百姓生死飘忽，流离失所。清代财政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河督花费巨大，帝国不胜重负，于是把开支转移到百姓身上，结果酿成一次又一次的起义。依靠个人的道德素质来约束河督，简直就是天方夜谈，而满清的皇帝们无一例外地都喜欢拿道德去谴责不争气的臣下们。林则徐贬官后，曾戴罪去帮助治水，成效显著，而且所花费的资金也比原来少得多。但是，这只是一个个案，榜样的力量并不是无穷的。林则徐做了他能做的一切，而河督们依然我行我素。易宗夔在按语中说：“治河总督当铜瓦厢河决以前，有南北二缺，驻山东济宁者事简费绌，远不如南督之繁巨也。南督驻江苏之清江浦，以有岁修费金五六百万金，治河官吏常干没其十之九，骄奢淫佚，遂著称于道光时。即饮食一端，已如上述，几有非帝王所可及者。”李孟符则说：“各厅署自元旦迄除夕，非国忌无日不演剧。每署幕客数十百人，游客或困顿无聊，乞得上官一刺，以投厅汛各署，无不立即延请。有宾主数年曾未一谋面者，幕友终岁无所事事。主人夏馈冰金，冬馈炭金，佳节馈节敬，逾旬月必馈宴席。幕中人为赌博者，得赴帐房支费，皆有常例。防汛紧急时，有一人得赴工次三、五日者，同人争羡，以为至荣。其归也，主人必有酬劳，百金至数百金不等。其久驻工次，与署中有执事之幕客，沾润尤肥，非主人所亲厚者，不能得也。新翰林携朝贵一纸书谒河帅，河帅为之登高一呼，万金可立致。举人拔贡，携京官一纸书，谒库道者，千金可立致也。骄奢淫逸，一至于此。此真有史以来所未闻者，酿成大劫，不亦宜乎！”
僵化的体制，不仅不惩罚贪污腐败，反而成为贪污腐败的保护伞；烂熟的文化，不仅没有净化自身的能力，反而将丑陋的那一面发展到极至。河督们的虐吃，暴露出我们文明的病根所在：这是一种缺乏爱、缺乏怜悯之心的文明，这是一种把残暴当作美、把浪费当作光荣的文明。这种文明已经烂熟了，创造力和想象力没有其他的孔道发挥，只好在“怎样吃”上面做大文章。“禹”向“禹的子孙们”的堕落，是文明堕落的一个标志。治水的官僚带来的危害，甚至超过了水患本身。文明成为一套源源不断地产生白蚁的庞大机制，而“禹的子孙们”正是文明所产生的白蚁中的一类。说河督们没有人性，太抬举他们了；他们连兽性、动物性也不具备。
同样作为“禹的子孙们”，我们如何面对先辈的罪恶？我们如何面对残存的文明？
吉卜赛情结
？ 张远山
——————万千说法
我不知道把钱锺书的小说《围城》称为“流浪汉小说”的具体依据是什么，因为众多甚至是大部分成功的长篇小说都是以广义的流浪为主题的。荷马史诗以及一切史诗，骑士文学，海盗文学，冒险小说，流放小说；司各特、大仲马、康拉德、海明威；杰克·伦敦的航海小说；凡尔纳的幻想小说、吉卜林的印度小说；玛·杜拉的西贡小说；《堂·吉诃德》《卡冈杜亚与庞大固埃》《格列佛游记》《艾丽斯漫游奇境记》《尼尔斯骑鹅旅行记》……等等，这个书单是开不完的。西方作家甚至在以城市或定居者为主题的小说中，也每每充满热情地加入流浪的吉卜赛人的形象，著名的有雨果的《巴黎圣母院》和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更不必说直接讴歌流浪的浪漫主义作品：拜伦的《堂·璜》和《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以及直接赞颂吉卜赛人的文学双璧：普希金的《茨冈》和梅里美的《卡门》。当然并非没有反例。如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小仲马的《茶花女》以及毛姆的《刀锋》，包括所有以城市或沙龙为基本舞台的小说，但这些例外反而更坐实了定居民族对流浪的渴望。因为流浪型小说中的流浪主人公几乎都是作家心目中的英雄或理想人物，而定居型小说中的客厅主人公几乎都是作家批判和挖苦的对象。这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