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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左派朋友大多文风晦涩芜杂，行文充塞半生不熟的舶来概念，一些论辩文字似乎下决心不让普通读者读懂。文风生涩，食洋不化是一个原因，但更重要的是，恐怕是想不清楚才说不清楚？只要想清楚了，说点家常白话又何妨？反而能让更多人听个明白。“深入”者“浅出”，“浅入”者“深出”，成了很普遍的现象。无庸讳言，某些持自由主义学术立场的朋友也在不同程度上沾染有这一毛病。其实，一时想不清楚是常有的事，可以将自己的困惑公之于众，邀对方一起讨论；说不清楚也不要紧，对方提出具体问题，迎着问题讨论就是了；不愿将自己的困惑公之于众，也不要紧，但不能强词夺理，反过来给对方扣帽子。这样强词夺理，是会说出破绽的。比如这篇《新年答客问》，把主张市场经济产权私有的观点夸大为“私有制万岁”，写下“致私有制万岁的‘朋友们’”这样耸动人心的标题，文学激情是足够了，但一不小心，却捅出了一个纰漏：
跨国资本一方面加强了民族国家压迫的一面，另一方面则迫使民族国家修改法律，杜绝罢工来维护他们的投资安全。
这段文字在原文中是以黑体出现的，以标示醒目。虽然没有明示中国，但从上下文辱骂本土自由主义者是在维护化公为私和腐败有理（？）判断，没有理由不是在说中国。目前的社会不公和压制异己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三年前我给何清涟一书作序，明确反对腐败有理，并最早把社会不公和化公为私称为“政治之癌”，因此而不能放在国内版，只能附于海外版。但若将社会不公、化公为私、压制异己等丑恶现象，归结于“跨国资本入侵”，能符合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的正常感受吗？即以事实而论，法律条文中删去罢工权，是在跨国资本进来之前，还是在此之后？八十年代初删去这一条款时，市场经济在宪法中连个影都没有，跨国资本则远拒于国门之外。不是说市场经济、跨国资本不能批，而是说总要分个前后时序，轻重利弊，不能白菜、豆腐一锅煮。我是宁可相信上述纰漏是毓海兄一时情急，笔下出乱。但如此张冠李戴，就不怕再次印证人们对新左派的这一不满吗：只敢批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却刻意回避踩在市场经济上那只“看得见的脚”？有勇气批判固然好，但这样的批判所向，哪怕是胸脯拍得山响，也算不得英雄。说句不好听的，这叫“柿子拣软的捏”。
承毓海兄美意，行文中两次表达对我的善意，心领了。但同时不能理解的是，既然任剑涛文章《解读新左派》被说成是和我一起“党同伐异”，那么称我之善意，又是从何而来呢？同一篇文章不能对同一个所指作出截然相反的判断，这也是常识。我是欣赏毓海兄才气的，从文字中看出，他也是性情中人。既是文字之交，不妨直道而行，不必拉一个，打一个，搞分而治之。这样进行论战反而有悖性情，不够诚恳了。
我是与所有的读者在同一时间读到《天涯》今年第一期任剑涛文章的，事先毫不知晓。任在广州，我在上海，文章发表时，任本人已去哈佛，我到现在也不知道他对毓海兄文章的反应。能因为他的文章与我观点相近，就说是“党同伐异”吗？这个逻辑如能成立，以后再有学术论辩，谁还敢参加呢？再说了，人们又该如何理解毓海兄这一时期每文必称汪晖，这一次更不得了，一口气说了几十个人的名字，连费孝通和张承志也拉上？别人是否更有理由反赠一顶“党同伐异”的帽子呢？再这样说下去，就有点无聊了。幸运的是，还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我也不希望发生。
说任文是“打人的棍子”，也有欠思考。此前毓海兄在《天涯》杂志上发表《在自由主义姿态的背后》长文，不分清红皂白，一篙打翻一船人，这场论辩就是这样开的头。我与汪晖兄在电话中交换看法，他也认为打击面太大，应该有区别。但我还是欣赏毓海兄之才情与坦率，可以与之耐心讨论。同时冀望于他以后写文章能端正一下文风，有所克制，没想到今天越演越烈。为什么自己挑战时可以任意呵斥，别人一回应，就成了一根“打人棍子”？任剑涛观点也没什么了不得，完全可以批评。但读者可以对比双方的文章，到底是谁在平心讲道理，哪怕讲得道理如韩毓海蔑称的那样是“一连串的胡言乱语”“一厢情愿的滑稽表演”，又是谁在以气势压人，蛮不讲理，任意羞辱对方人格？找遍毓海兄全文，没有一句在反驳对方的具体观点，却是居高临下地说别人是“以自由主义的代言人而自利”、“别有用心”，并颐指气使地说，这是“一篇极其拙劣的胡言乱语，建议有兴趣的人找来看看，‘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稍有阅历者都会觉得似曾相似，这样的语言像某一位伟人的口气，那两句唐诗，与“文革”派战和大批判的记忆联系过于密切，能不引用则尽量回避。说新左派体系是出口转内销，就如踩着他们的痛脚，一碰就跳。当年“文革”理论漂洋过海，经过杰姆逊这些饱吸“文革”鸦片的洋左派学术化阐释，如今衣锦还乡。要别人不说自己与“文革”有精神血缘，也可以，但至少在行文落句时，不要露出“文革”遗风的蛛丝马迹。
至于“对中国社会科学的公然玷污”，这样吓死人的大帽子，也不知道是怎么推理出来的。毓海兄在质问别人是否读过一些学者的“重要研究成果”时，共列有十三个人的名字，然后武断对方没有读过这十三个人的研究成果，因为没有读过，就是“对中国社会科学公然玷污”。这样的逻辑推理能成立吗？你怎么知道别人没有读过呢？不引用，就是没读过？此其一；其二，这十三家的学术成果什么时候一下子成为“中国社会科学”标准了呢？幸亏仅是十三家，还不是十三经。何氏一书海外版虽印有我一序（不得已，我是在这里第一次坦白交代），但也犯不着每文必引何氏书：任剑涛就算没有读过十三家，错过一些好文章，但再怎么也不会因此而构成“公然玷污中国社会科学”啊！如果我如法炮制，开列十三个毓海兄不知道的外国名字，然后说因为你没有读过，就是“公然玷污世界社会科学”，合适吗？这就不是与人为善，也不像个讨论问题的样子了。请出毓海兄列举的那十三家中任何一位，都不会同意对其学术成果冠以如此隆重的评介：不读其作品，就是“对中国社会科学的公然玷污”。更何况，这十三个人的观点也未必个个与韩观点接近，如果有一个出来说，我不属于韩毓海这一派，那又该怎么办呢？这是在讨论学术，不是街头吵架，犯不着拉上那么多人来给自己壮声势。
在上述奇怪说法的后面，还有一段更让人吃惊的，在原文中也以黑体标出：
我不是说这些研究中已经包含了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现成答案，但是，这不能成为抹杀和打击这些研究的意义的借口，更不能成为类似于《解读新左派》这样的不负责任的胡言乱语可以公然存在的理由。
人家的文章没有提到上述十三家，又成了“抹杀和打击这些研究的意义”。这中间跳过了多少逻辑环节？这是一个连中学生都知道的逻辑推不出，怎么会出现在堂堂北大博士的笔下？我为毓海兄可惜。至于说别人的反驳文章不能“公然存在”，恨不得置于死地而后快，这就更让人惊骇了。你辱称不同意见是“吆喝”，那么人家也会问，你这样的说法是学者讨论呢，还是警察的“吆喝”？虽说“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坚决捍卫你发表观点的权力”是自由主义的名言，但也应该成为所有知识分子的共识。从八十年代以来，我目睹知识界不少论战，有情绪激动者，有气急败坏者，也有偶尔失态者，但从来没有看到如此蛮横的说法。联想到上述对《南方周末》劈头盖脸的指责，你今天还只是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日后若当了宣传部长，还叫我们底下这些人怎么活呢？我不是同意新左派观点的，但新左派中有我不少好朋友。出现这样的情况我没有理由幸灾乐祸，而是为包括毓海兄在内的那些朋友难过，同时也为我们共同承担的这场讨论难过。今天的这场讨论，多少是会留下一点文字的。如果后人检索这些文字时，平静浏览不同意见的正常交流，突然听到还有刺耳的警察“吆喝”夹杂其间，他们觉得惊诧莫名，我们这些参与者的脸上又何尝会有光彩呢？
新左派也好，自由主义者也罢，不同意这样分类的朋友也可以，最好不要有一个争输赢的心态。关键不是输赢，而是把道理说清，步步深入，双方共有长进。能否将这场分歧保持在讨论状态呢？偶有走火，也要克制在争论状态？需要讨论的问题，实在是太多了，能否守着问题发言，重论据，有逻辑，守规范，讲风度，躁释矜平？至于场外的情绪、个人被某些流言包围的苦恼、以及那些表态性的文字，凡是与议题无关的，就不要带进来了。这样，也许我们讨论不出结果，也争不出一个输赢，但至少还能留下一两句文明交流的段子，不至于让后人讪笑。如果连争论都难以保持，流于街头对骂，那还不如趁早收场，各干各的去。
我们仍然在仰望星空——世纪之交的回望
？ 何清涟／李 辉
人物访谈
经济学的人文关怀传统
李辉（以下简称“李”）：读你的《现代化的陷阱》，觉得虽然是谈经济问题，但实际上还是从社会批判、文化批判这大的角度来谈，所以引起我的兴趣，因为在我看来它不是一个单纯经济学的东西。
何清涟（以下简称“何”）：经济学近几十年崛起了一个制度学派，其中有几个著名的大师，这个学派的始祖是凡勃仑，他写了一本《有闲阶级论》，这本书将研究眼光延伸到经济学以外的领域去了。其实经济学研究一向就具有人文传统，被尊为“经济学之父”的亚当·斯密一生有两本得意之作，一本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严复翻译的时候译成《国富论》；另外一本就是大家没太注意的《道德情操论》。他在《国富论》中建立了“富国裕民”的经济学体系，已为我国经济学界与思想界所熟悉，而在《道德情操论》中阐明的以“公民的幸福生活”为目标的伦理思想，却很少引起我国经济学界与思想界的关注。
李：过去只强调他的《国富论》里面的东西。
何：亚当·斯密这两部著作之间的关系，长期以来未被人们正确理解。早在十九世纪中叶，德国历史学派的经济学家就提出著名的“亚当·斯密问题”，即《道德情操论》中把人们的行为归结于同情，而《国富论》却把人们的行为归结为自私。其实这两部著作，在论述的语气、论及范围及着重点上虽有不同，如对利己主义行为的控制上，《道德情操论》寄托于同情心与正义感，而在《国富论》中，则寄希望于竞争机制。但对自利行为动机的论述，在本质上却是一致的。
凡勃仑的《有闲阶级论》在问世之初，很多人都是将他当作讽刺家而不是经济学家看待。在《读书》杂志（1998年10期）上我有一篇文章《适者生存与有闲阶级》，谈到他当时的处境。当时与凡勃仑同一时期的经济学著作根本无法反映美国的经济生活，克拉克的《财富的分配》根本不能反映美国已成为充斥着许多百万富翁的国度；陶西格的《经济学》也不能让人知晓美国垄断的股票市场；劳芙林在《大西洋月刊》所写的文章告诉人们，当时美国还是以牺牲、努力和技艺作为赚钱的不二途径，“每一个人都有权力去尽情享受其努力的成果”。简言之，这时美国的正统经济学是现状的维护者，因此它们没有发现问题的锐利眼光，对当时美国景况的本质——放纵无度与极度奢华完全熟视无睹，只以形式上的线条与没有光泽的色彩去描绘一种“原型”。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美国经济学家们“囿于情势与利益的不自觉偏见”，它需要一种异乡人的眼光，这种眼光有一种独特的清晰性与透视性，而凡勃仑正好具有这种眼光。他的《有闲阶级论》刚一问世，立即造成轰动，成为当时知识分子人手一册的风行之作。当时一位社会学家告诉凡勃仑：“这部大作引起了东海岸的震惊。”这本书引起广泛的震惊与其独特视角及行文风格有关系，因为过去从未有过一本书以如此尖锐的用语，对社会作如此冷静的剖析。
李：直到后来才把他归入经济学家行列里面。
何：其实他本来就是一个杰出的经济学家。
李：但是读这本书的人们不把他作为经济学家，而是作为社会批判家。
何：以反潮流著称的瑞典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的巨著《亚洲的戏剧》刚出版时，经济学界也是一片反对声音，并将他说成是一个社会学家。号称“经济学界奇才”的加尔布雷斯，受到了更为粗暴的对待，当时占主流地位的权力体制经济学家甚至将他称之为“一个新闻工作者”。但是，这些人的成就后来都得到了承认，缪尔达尔后来与哈耶克同时获得一九七四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两个经济学家同时获奖是件趣事，哈耶克是著名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而缪尔达尔却是反自由主义的。有一本台湾出版的《改变历史的经济学家》，有助于非经济学专业人士了解一般的经济思想史。
李：我见过这本《改变历史的经济学家》。
何：还有一本《他们为什么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也是台湾出版的一个通俗读本。这两位经济学家得奖的理由有一点是同样的，因为他们在货币和经济波动理论中的先驱工作，并且因为他们对经济、社会和制度现象之间依赖关系的深刻分析。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