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彼得·拉姆赛，来自马赛的美国领事馆，”瘦男人把手绢从脸上挪开，回答道。“你怎么样？”
我吃惊地瞪着他。上帝啊，看他这副样子，就好像我们是在马赛的街头咖啡馆里，端着一杯葡萄酒聊天！话语像开了闸的淤泥一样，从我嘴里滔滔不绝地涌出来。
“我怎么样？”我用几乎歇斯底里的口吻重复他的问话。“我来告诉你我怎么样。我病了，我全身都疼，我光着身子，我饿，我身上都是虱子。我没有床，没有厕所，没有洗脸盆。我睡在我自己的粪便里。我没有电灯，没有剃须刀，没有牙刷，什么也没有。我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时间，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不知道现在是几月，甚至不知道今年是哪一年，看在上帝的份上……他们像对待一条疯狗一样对待我。如果我再在这里待下去，大概真的要发疯了。我会死在这里。这就是我现在的情况！”
我瘫倒在门上，因这番长篇大论的激烈演说而精疲力竭。
拉姆赛除了被我牢房里散发的臭气熏得蹙眉皱眼外，他的面部表情并没有丝毫变化。我说完后，他无动于衷地点点头。
“我明白了，”他平静地说。“这样吧，也许我应该解释一下我此行的目的。你明白吗，我每年两次巡视我的管区，拜访这片地区的美国人，我最近才听说你在这里。慢着，在你燃起希望的火苗之前，先让我告诉你，我是没有能力帮助你的……我十分清楚这里的条件，以及你所受的待遇。
“正是因为那种待遇，我才无能为力。你明白吗，阿巴纳勒，你受到的待遇和被关押在这里的法国人所受的待遇是完全一样的。他们并没有额外对你做什么，他们怎么对待你，也就怎么对待关押在你两边的犯人，实际上监狱里每个牢房里的犯人的待遇都是一样的。每个牢房里的设施都和你的一样。每个人都生活在同样的肮脏环境中。每个人都吃同样的东西。每个人都像你一样被剥夺了权利。
“你并没有被专门挑出来加以虐待，阿巴纳勒。只要他们对待你的方式和对待他们自己人的一样，我就没有办法帮助你摆脱困境，甚至不能提出抗议。
“只要他们歧视你，或者因为你是美国人、外国人而对你有所区别，我就可以提出干预和申诉。那也不会有什么作用，但我可以代表你进行调解。
“但是如果他们对你执行的惩罚和他们自己人的一样，那就没有办法了。法国监狱就是法国监狱。据我所知，它一直就是这样，而且以后也会永远这样。他们不相信通过感化使犯人悔过自新。他们相信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简单地说，他们认为必须严惩被判有罪的犯人，而你就是一个被判有罪的犯人。说实在的，你的运气还不错。信不信由你，以前的情况比这还要糟糕呢。犯人每天都要被毒打一次。只要没有人专门虐待你，我就无能为力。”
他的话传入我的耳朵，就像鞭子打在我的背上。我觉得我仿佛被宣判了死刑。这时，拉姆赛带着一丝淡淡的微笑，递给我一纸缓刑令。
“据我了解，你在这里只要再待30天就行了，”他说。“当然啦，你不会获得释放。我听说另外一个国家的政府———究竟是哪个国家我不清楚，要把你引渡到那个国家去接受审判。不管你去哪儿，待遇肯定比这里要好。好了，如果你想让我给你父母写信，告诉他们你的下落，或者想让我与其他人联系，我都乐意效劳。”
这是一个很仁慈的姿态，实际上他没必要这么做的，我觉得他的提议很诱人，但我很快就克制住了自己。“不用了，没有那个必要，”我说。“谢谢你，拉姆赛先生。”
他又点了点头。“祝你好运，阿巴纳勒。”他说。他转过身，似乎消失在一片突然迸射的强光中。我赶紧往后一跳，捂住眼睛，痛苦地尖叫起来。我后来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走廊里灯光的亮度是可调节的。当一个牢房的门或窥视孔被打开时，光线就被调暗了，暗得不足以对囚犯的眼睛造成伤害，因为他们终日像鼹鼠一样生活在毫无光线的地洞里。当某个像拉姆赛先生这样的拜访者光临时，灯光就被调得很亮，使他能够看清脚下的路。
下期 我赶紧跌跌撞撞地离开那个恶臭的牢房。我走路很困难，像一只喝得半醉的鸭子一样摇摇摆摆地跟在看守后面，有时必须用手扶住墙壁才不会摔倒。他领我下楼，走进一个空荡荡的房间。
52、犯人被押向别处
他离开时，一个看守过早地扭动了调光开关。照顾犯人们的视觉，这是佩皮尼昂监狱对犯人表现出的惟一的体贴行为。
拉姆赛走后，我靠坐在墙边，等眼睛的疼痛缓解后，开始思索他刚才透露的那个消息。难道我的刑期真的要结束了？难道我被投进这个可怕的地牢真的有11个月了？我不知道，我已完全失去了时间概念，但我觉得他对我说的不会有错。
从那以后，我试着计算日子，想在我脑子里的月份牌中清点那30个日子，后来发现这不可能。在一个满是污秽、没有光线的封闭的空间里，即使有任何支离破碎的时间存在，也都被用来挣扎着存活下去，在这样的境况里，根本不可能记清日子。我相信过不了几天，我就只能勉强维系理智，不让自己发疯了。
然而，时间还是在一天天过去。一天，牢房的门被拉开，透进来昏昏的光线，除了上次的例外情况，这些日子以来我只见过这种光线。
“转过身去，把脸冲着牢房的后面，闭上眼睛。”一个声音粗暴地命令道。我照他说的做了，心跳得像敲鼓似的。难道今天我就要被释放了？还是有别的厄运等待着我？
“别转身，慢慢睁开眼睛，让它们适应光线，”那声音指示道。“我让门开着一小时，然后我再回来。”
我慢慢睁开眼睛，发现周围是一道刺眼的金黄色强光，它对我那脆弱的眼球来说太强烈了。我只好赶紧又把眼睛闭上。然后慢慢地，我的瞳孔适应了这种光线，我能够四下张望，不用眯着眼睛，眼球也不再刺痛了。即便如此，牢房里仍然是昏暗的，就像雨天黄昏时的微光。一小时后，那个看守回来了，至少声音听上去是同一个人。
“再把眼睛闭上，”他吩咐道。“我要把光钱再调亮一些。”我照办了，然后他命令我把眼睛睁开，我慢慢地、小心翼翼地抬起眼皮。狭小的牢房里洒满了明亮的光线，我赶紧又眯上了眼睛。那强光像罩在一颗黑星星周围的光环一样笼罩着我的牢房，第一次照亮了这个小洞穴内部的一切。墙壁潮乎乎的，表面覆盖着一层黏滑的霉。天花板上也湿漉漉地发亮。地板上满是秽物，肮脏不堪，那只木桶有一段时间没有倒空了，里面爬满了蛆。地板上也蠕动着这些令人作呕的虫子。
我吐了。
约莫又过了一个小时，看守回来了。这次他把门打开了。“跟我来。”他命令道。我赶紧跌跌撞撞地离开那个恶臭的牢房，没有丝毫迟疑，这是我来到这里后第一次挺直身子，感到脖子、肩膀、胳膊和大腿一阵强烈的刺痛。我走路很困难，像一只喝得半醉的鸭子一样摇摇摆摆地跟在看守后面，有时必须用手扶住墙壁才不会摔倒。
他领我下楼，走进一个空荡荡的房间。
“站在这里。”他命令道，然后走进通往另一个房间的一扇敞开的门。我转过身，打量着这个房间，在发霉的洞穴里囚禁那么长时间后，我由衷地惊叹这里的宽敞和空旷，然后我猛地停住脚步，因为面前突然出现了一个我平生见过的最可怕的怪物。
那是一个男人。肯定是一个男人，可是老天在上，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男人啊？他个子很高，瘦得皮包骨头，脑袋上是一堆肮脏的、乱蓬蓬的枯草般的头发，一直拖到腰际，他的脸隐藏在一片脏兮兮的纠结的胡子后面，那胡子一直垂到他的肚子上。口水从那个是嘴又有点不像嘴的裂口里流淌下来，眼睛在深陷的眼窝里，像烧得通红的煤球一样放出狂乱的光。他一丝不挂，皮肤上覆盖着秽物、疥疮、伤疤，看上去就像得了麻风病一般。他的手指甲和脚趾甲都疯长了，像鹰的爪子一样弯曲起来。实际上，他的样子就像一只鹰。我望着这个怪物，不寒而栗。当我慢慢认出他时，我颤抖得更厉害了。
我面对的是镜子里的自己。
我被我的样子吓住了，看守回来时，我仍然惊魂未定。看守胳膊上搭着衣服，手上拎着一双鞋子。
我认出那身衣服是我自己的，是我被关进这家监狱时穿的。“把它们穿上，”看守生硬地说，把衣服递给我，把鞋子扔在地板上。“求求你，我能不能先洗个澡，刮刮胡子？”我问道。
“不行，把衣服穿上。”他恶狠狠地看我一眼，说道。我赶紧把肮脏的身体套进衣服里，这些衣服现在穿在我身上大了好几号。我的皮带不见了，我抓住瘪塌塌的肚子周围的裤腰，望着看守。他走进隔壁的房间，拿回来一截棉绳。我就用棉绳把裤腰束住了。
几乎立刻就出现了两个宪兵，其中一个拿着一套镣铐。然后，他们一个把一条前面带螺栓的厚皮带系在我的腰间，另一个把沉重的镣铐戴在我的脚踝上。然后他们给我戴上了手铐，长长的钢链绕过我脖子和手铐上链条，穿过皮带上的螺栓，由一把锁与连接我脚铐的链条锁在一起。宪兵们摆弄我时，谁也没有说话。然后，其中一个指着门，轻轻推了我一下，他的同伴领头走了出去。
我拖着脚步跟在他后面，脚镣太沉重，而且前路未卜，这使我步履艰难。我以前从未戴上这样的镣铐。我以为这样的约束只是对付那些危险的、有暴力倾向的犯人的。
“我们上哪儿去，你们把我带到哪儿去？”我问，下午四五点钟的阳光刺得我睁不开眼睛。它甚至比里面的灯光还要耀眼。他们都不屑于回答我。
他们一言不发地把我塞进一辆没有标志的双排座轿车的后座，然后其中一个钻到驾驶座上，另一个坐在了我的身边。
他们开车把我押往火车站。尽管我坐在车里，下午的阳光仍使我感到眩晕和恶心。我知道我并不是因为幽禁这么多月之后突然暴露在日光下感到恶心的。在过去的这一个月里，我一直病着———发烧、呕吐、腹泻，经常因为着凉而病倒。我没有对佩皮尼昂的看守诉苦。他们不会理睬我的，正如他们不理睬我的其他任何请求和呼吁一样。
下期火车行驶了一段时间后，我尽管身体不舒服，却感到肚子饿了。姑娘们从她们的购物袋里拿出奶酪和面包，还有罐装的馅饼和葡萄酒，美美地吃了起来，并把这些美妙的食物与宪兵们一起分享。
53、到巴黎洗澡吃肉
到了火车站，我从汽车里被带出来，一个宪兵把一根较细的链条的一端拴在我的皮带上，另一端缠在他的一只手上，然后就像牵着一条狗似的，拽着我穿过火车站聚集的人群，把我推上火车。售票员示意我们进入一个玻璃密封的隔间，里面有两条板凳，门上贴着一个招牌，说明这个隔间是司法部专用的。我们经过时，车上的其他乘客都带着恐惧、震惊和反感望着我，有人闻到了我身上的气味，厌恶地往后退缩着。我早就对我自己的秽物失去了嗅觉，但我能够理解他们，我一定像一群受到激怒的臭鼬一样恶臭难闻。
隔间很大，可以容纳八个人，火车里人越来越多，所有的座位都坐满了，几位粗壮的农民在不同的时间出现，要求准许他们与我们合用一个隔间。他们似乎并不在乎我臭气熏天的状况。每次宪兵都挥挥手，不容置疑地把他们打发走了。
然后，三个漂亮的、活泼可爱的美国姑娘出现了，穿着极薄极少的丝绸和尼龙衣裙，拎着装满纪念品、礼物、葡萄酒和食物的购物袋。
她们散发着昂贵的香水气味，脸上笑得很灿烂，一位宪兵站起身，殷勤地邀请她们坐在对面的板凳上。她们刚一坐下，就试图跟警官搭话，想知道我是谁，犯了什么罪。显然，她们看到我被锁链这样牢牢栓着，以为我肯定是一个臭名昭著的、凶残的杀人犯。她们似乎感兴趣更胜于害怕，并且热烈地讨论着我身上那股熏人的恶臭。“他的气味太难闻了，好像他们一直把他关在下水道里一样。”一位姑娘评论道，其他人哈哈大笑着表示赞同。
我不想让她们知道我是个美国人。我这副模样出现在她们面前，我感到羞愧得无地自容。宪兵最后使三位年轻女子明白，他们既不会说也听不懂英语，于是当火车驶离站台后，三位姑娘就自己聊起天来。
我不知道我们要到哪里去。我当时还没有方向感，而且我认为要向宪兵打听我的目的地是白费口舌。我可怜巴巴地蜷缩在两位宪兵中间，病恹恹的，垂头丧气，偶尔望望窗外一闪而过的风景，或偷偷打量那些姑娘。我从她们的谈话中听出，她们是来自费城地区的学校教师，正在欧洲度假。她们去了西班牙、葡萄牙和比利牛斯山，现在正要游览另外某个迷人景点。
难道我们要去巴黎？我猜想道。
火车行驶了一段时间后，我尽管身体不舒服，却感到肚子饿了。姑娘们从她们的购物袋里拿出奶酪和面包，还有罐装的馅饼和葡萄酒，美美地吃了起来，并把这些美妙的食物与宪兵们一起分享。一位姑娘想喂我吃一小片三明治（我的双手被铐住了，即使允许我吃东西也没法吃），但一位宪兵轻轻抓住她的手腕。
“不。”他坚决地说。我们离开佩皮尼昂几小时后，三位年轻姑娘确信我和宪兵都听不懂英语，就开始谈论她们度假期间的爱情经历，其中涉及许多隐私的细节，我听了大为惊讶。她们用那样生动的语言比较她们每一位情人身体上的优点、力量和杰出表现，我听了都觉得脸红。我从来没有听姑娘讲过这样的下流话，里面满是脏话粗话和色情的评论。看来，我对女人的了解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