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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目的地果然是巴黎。宪兵拉我站了起来，向三位姑娘道别，然后粗暴地拉着我下了火车。但我还是抽空向姑娘们告了个别。
当我被拉着走出隔间的门时，我扭过脑袋，朝三位年轻教师露出一个色迷迷的微笑。
“替我向费城的每个人问好。”我用最正宗的布朗克斯口音说。她们脸上的表情使我沮丧的自我大大振作起来。
我被带往巴黎的警察局监狱，交给了警察局长，那是一个胖乎乎的秃顶男人，双下巴油光光的，一双眼睛冷冰冰的毫无感情。然而，看到我的模样，即使这双眼睛也流露出震惊和厌恶的神色，他立刻设法拯救我的形象。一位警官押送我去洗了个澡，我身上厚厚的污垢洗净之后，一位犯人理发师又被召来替我剪头发、刮胡子。然后我被押往一间牢房，那不过是一个十分朴素的小房间，但与我以前的监狱设施相比简直是非常奢侈了。
房间里有一张狭窄的铁皮床，上面铺着薄薄的床垫和粗糙而干净的床单，还有一个小小的洗脸盆和一个名副其实的厕所。房间里还有一盏电灯，开关由外面控制。“你可以读书一直读到晚上9点，然后就关灯了。”看守告诉我。
我没有东西可读。“你看，我病着呢，”我说。“求求你，能给我请一个医生吗？”
“我去问问，”他说。一小时后他回来了，端着一个托盘，上面放着一碗烩菜、一块面包和一罐咖啡。“对不起，”他说。“没有医生。”我想他说的是真话。
烩菜里有肉，这对我来说是一顿货真价实的美餐。实际上，那点少得可怜的肉对我的肠胃来说太油腻了，它们已经不习惯接受这样营养丰富的东西。我吃完后不到一小时就吐了个精光。
我仍然对我的境况一无所知。我不知道我是否又要在巴黎面临审判，也不知道我将要在这里服刑，还是被送交给其他国家的政府。我的所有提问都遭到断然拒绝。
我并没有留在巴黎。第二天早上，吃过一顿由咖啡、面包和奶酪组成的早饭———总算没有吐出来，我就被带出牢房，又像野兽一样被拴上镣铐和锁链。两位宪兵把我押进一辆带窗户的大篷车，我的双脚被链条拴在地上的一个螺栓上。上路以后，我很快就认出了我们要去哪里。他们要把我送到奥利机场。
到了机场，他们把我带出大篷车，押着我穿过大厅，朝斯堪的纳维亚航空公司的柜台走去。我经过大厅时吸引了许多人的注意，当我拖着锁链，哗啦哗啦走过时，有人甚至从咖啡馆和酒吧里跑出来看我。
我认出了斯堪的纳维亚航空公司柜台后面的一位职员。她曾经为我兑换过一张假支票。我现在记不清那张支票上的数额了。不知她有没有认出我，从她脸上丝毫看不出来。这也难怪，当初请她兑换支票的男人是一个体重200磅的大汉，皮肤黧黑，体格强健。而现在她面前的这个戴锁链的犯人是一具病病歪歪、脸色苍白的骷髅，眼窝凹陷，躬腰驼背，实际上，她看了我一眼就赶紧把目光移开了。
下期我被解除了链子。“我想把一些事情向你解释清楚，弗兰克，”女警说。“在瑞典我们一般不使用手铐和其它链锁，我也从不携带这些。在旅途当中我不会用任何一种方法去限制你。”
54、去瑞典接受审讯
“咳，你们告诉我是怎么回事吧，这对你们不会有什么妨碍的。”我向两位宪兵恳求道，他们正扫视着售票柜台附近来往的人流。
“我们在等瑞典警察，”其中一个用生硬的口气说。“好了，闭上嘴巴。不要再对我们说话了。”
他面前突然出现一位身材娇小匀称的年轻女子，长长的金黄色秀发，明亮闪烁的蓝眼睛，裁剪合体的蓝色制服，外面罩着一件款式时髦的男士战壕雨衣，显得十分潇洒。她胳膊下夹着一只薄薄的皮包。从她身后闪出一位年轻的、个子较高的女警察，穿着同样的服装，胳膊下也夹着公文包。
“这位是弗兰克·阿巴纳勒吗？”个头较小的那个问我左边的宪兵。宪兵一步跨到我前面，伸出手去。
“这事与你无关，”他很不客气地说。“他不得与任何来访者接触。如果此人是你们的朋友，你们不许跟他说话。”
蓝眼睛闪烁了一下，小小的肩膀挺了起来。“我要跟他说话，警官，而且你还要把这些锁链从他身上解下来，现在就解！”她的口气专横傲慢，不容置疑。然后她朝我露出笑容，目光温柔，神情和蔼。
“你是弗兰克·阿巴纳勒，是吗？”她用纯正的英语问道。“我可以叫你弗兰克吗？”
两个宪兵像两只大灰熊突然被一只小花鼠挑战一样，完全呆住了。我自己也呆看着注定要将我从磨难之中解救出来的那个可爱的“幽灵”命令发呆的宪兵把我从链子中释放出来。
她伸出一只纤细的手放在我的胳膊上，“我是瑞典国家警察局的巡官简·伦德斯托姆。”她说，然后指了指身后那个漂亮姑娘。
“这是我的助手，巡警克丝敦·博格伦德，我们是来护送你返回瑞典的，我想你知道，你将在那里面临审讯。”
她一边说一边从她的口袋里拿出一个皮夹子，打开来，向那两个法国宪兵出示了她的证件和一个小小的金徽章。
那个满脸疑惑的呆宪兵看着他的同伴，而他的同伴拿出一摞文件。“他是这位女士的犯人了，”他耸耸肩说，“把链子取下来。”
我被解除了链子，围观的群众为我鼓掌并伴随着哨声和跺脚声。伦德斯托姆巡官把我拉到一边。
“我想把一些事情向你解释清楚，弗兰克，”她说，“在瑞典我们一般不使用手铐和其他链锁，我也从不携带这些。在旅途当中我不会用任何一种方法去限制你。但我们的航班将在丹麦稍作停留，所以我国将与丹麦签一个协议以确保你顺利通过丹麦。这只是一个例行手续而已。
“我们在丹麦地面只逗留一个小时，弗兰克，但我要对法国政府、丹麦政府以及我国政府负责，以确保你被安全护送到我国而不逃跑。现在，我要告诉你瑞典的监狱和法国的监狱截然不同。我认为我国监狱对待犯人更富有人道主义。
“弗兰克，我想告诉你我是有枪的，我同伴克丝敦同样有枪，我们枪法都很准。如果你试图逃跑，我们将不得不开枪。弗兰克，如果我们向你射击，你将必死无疑。你理解吗？”
她说这些话很平静，事实上很有点像向陌生人解释去某地怎么走，态度是合作的但也不是那么地友好。她打开肩挎的一个大皮包，里面赫然有一支45口径半自动手枪。
我看看她的同伴巡警博格伦德，她给我一个天使般的微笑并拍拍她自己的皮包。
“是，我知道。”我说。我真的以为她是吓唬我的。
巡官伦德斯托姆转身向售票台的服务员说，“我们可以出发了。”女服务员点点头，招呼她身后房间里一个年轻的男服务员，让他领着我们通过了柜台后面的一间办公室，通过了行李区，检票处，一直到达登机台阶处。
除了我破旧的穿着以外，我们很像三个普通的乘客。从别人对我的衣着不感兴趣来看，我很可能被他们看成又一个嬉皮士而已。
在着陆哥本哈根之前飞机上提供了一餐，这只是普通的一份分量很少的航空餐，但很可口，是我自从被抓以来吃的第一顿像样的饭食。对我来说，可谓是美味佳肴，两位护送警官要把她们的那两份给我，我不得不强迫自己去拒绝。
我们在丹麦呆了两个小时，超过预期。两个年轻的护送官迅速带我到机场的一个餐厅，尽管我肯定她俩不可能这么快就又饿了，她们还是要了一份很足量的午餐。我感觉她俩是为了饥饿的胃，我也就不多说了。在我们再次登机之前，她俩为我买了许多糖果和一些英文杂志。
整个旅途中她们把我当作朋友而不是犯人看待。她们坚持要我直呼其名，并像朋友一样和我说话，询问我的家庭、好恶和其他一般性话题。她们只简单地涉及我的犯罪生涯，那也只是打听我在佩皮尼昂监狱遭受的可怕待遇。我吃惊地听说我在那个鬼地方只待了六个月。我完全失去了时间概念。
“你是外国人，不能得到假释，但是法官有权裁定减刑，他给你减了，”简说。我突然对判我刑的那位铁面法官产生了感激之情。得知自己只服了六个月徒刑后，我料定我在佩皮尼昂熬不了一年，很少有犯人能熬过来。
离开哥本哈根半小时后，飞机降落在瑞典的马尔默。令我惊讶的是，我们在马尔默下了飞机，取了行李，简和克丝敦带我走到一辆有标记的警车前，这是辆黑白相间的瑞典警车，停在机场的停车处，一位穿制服的警官坐在驾驶座上。他帮我们把行李放进行李箱（实际上是两位女士的行李，我一件也没有），然后把车开到离马尔默不远的克里潘村警察局。克里潘村警察局很有趣。它更像一个古色古香的小旅馆，而不像是警察驻所。
下期那医生和蔼可亲，但做事干脆利索。“请脱光衣服，”他用英语说。我犹豫了一下，但简没有要走的意思，我便剥去了身上那点衣服。赤身裸体站在她面前还真有些难为情。
55、瑞典的监狱像宾馆
一位脸色红润、笑容可掬的巡佐接待了我们，他对简和克丝敦说的是瑞典语，对我说的是只带一点口音的英语。他像接待客人一样同我握手，“阿巴纳勒先生，我在等你。我这儿有你的全部文件。”
“巡佐，弗兰克需要一位大夫，”简用英语说。“他病得不轻，需要立即治疗。”
当时大约已是晚上九点，但巡佐只是点了点头。“马上就办，伦德斯托姆巡官，”说完，他朝旁边一位穿制服的年轻警官招了招手。“卡尔，请把这位犯人带到他的住处去。”
“是，先生，”年轻警官说着，朝我一笑。“请跟我来。”我有些茫然地跟在后面。如果瑞典是这样对待犯人的，他们对诚实的人又怎么样呢？
他带我穿过大厅，来到一扇栎木大门跟前。他开了锁，打开大门，站在一旁让我进去。进去之后我惊呆了。这哪是牢房，整个是一间公寓。房间非常宽敞，有一扇大窗户可以眺望村中景色。屋里有张大床，床头和床脚都雕着花，铺着彩色的床单。还有乡村风味的家具和单独的浴室，带浴缸和淋浴装置。墙上装饰着描绘瑞典昔日骑士风采的版画。雅致的窗帘目前是拉上的，可挡住屋外行人的视线。
“祝您早日恢复健康，先生。”卡尔在关门之前用带口音的英语说道。
“谢谢你，”我想不出其他的话，尽管我很想多说两句。他走后，我仔细打量这间屋子。窗户上装着厚玻璃板，不能打开，门也不能从里面打开。不过没关系，我没想从这个监狱逃走。
那天夜里我没睡觉。没过几分钟房门又开了，简带着一位谢顶的医生走进来。
那医生和蔼可亲，但做事干脆利索。“请脱光衣服，”他用英语说。我犹豫了一下，但简没有要走的意思，我便剥去了身上那点衣服。赤身裸体站在她面前还真有些难为情，可她的脸上除了关切之外没有任何表情。我了解到，裸体对于瑞典人来说只在一定情况下是和性有关的。
医生一言不发地捣捣戳戳，看看听听，用了各种仪器，叩叩拍拍，摸摸按按，然后收起仪器和听诊器，点头说道，“严重营养不良和维生素缺乏，更严重的是，据我看，他还患有双侧肺炎。巡官，我建议你叫一辆救护车。”
“是，医生。”简马上跑了出去。
半小时不到，我已被安置在一所干净而高效率的小医院的单人病房里。我在那里疗养了一个月。一位穿制服的警官时刻守在我的门外，但更像是陪伴而不是看守。
每天简或克丝敦、巡佐或卡尔来看我，每次都带来一点东西，花束、糖果、杂志或其他小礼物。
我住院期间没人问到我的罪行，也没人提到我将要接受的审判或对我的指控。
一个月后我被送回了“牢房”，中午时卡尔拿来一份菜单。“我们没有厨房，”他抱歉地说，“这上面的你随便点，我们从酒吧间给你端来。我向你保证，饭菜是很好的。”
确实很好。不到一个月我的体重便回升到两百磅。
我出院的第二天简来看我，旁边跟着一位瘦男子，五官很生动。
“我是瑞典国家警察局的简·伦德斯托姆巡官，”她正式地说。“我有责任告诉你，你将被扣留一段时间，我还有责任对你进行审问。这是一位牧师，他将担任翻译。他的英语很流利，并且熟悉你的所有那些美国俚语和成语。”
我目瞪口呆。“哦，得啦，简，你的英语就很流利呀。”我抗议道。“这是干吗？”
“瑞典法律规定，讯问外籍犯人时，要有一位熟悉犯人本国语言的翻译在场。”简依然用那种正式的语调说道，仿佛以前不认识我似的。
“法律还规定你有权请律师，审问时你的律师必须始终在场。由于你没钱聘请律师，瑞典政府为你指定了一名辩护律师。她叫艾尔莎·克里斯蒂安森。今天她会和你见面。我说的你都明白吗？”
“完全明白。”我说。“那么明天见。”她告辞离开。
一小时后我的房门被敲响，门开了，一名看守带来了我的晚餐。他把丰盛可口的菜肴摆在一张便携式小桌上，仿佛他是一位侍者而不是看守。
他回来收餐具时，朝我笑了一下。“你想散散步吗？”他问。“只能在楼里走走，在我巡察的时候。但我想你关在屋里可能呆闷了。”
我跟他走到厨房，来自附近餐馆的一位侍者从他手里接过托盘和用过的餐具。厨房其实算不上是厨房，只是看守们煮咖啡的一个角落。然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