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孚调查员把几百张美孚赊购发票放在爸爸面前。每一张上都是我模仿的他的签名。“他怎么会这么做？为什么要这么做？”爸爸惊呼道。
“我不知道，”美孚代理人说。“我们何不去问问他呢？”
他们就来问我了。我说我对这场骗局一无所知，他俩都不相信我的话。我以为爸爸会大发雷霆，但他与其说是生气，还不如说是迷惑。“听着，儿子，你只要告诉我们你是怎么做的，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们就原谅你。我来付清账单，你不会受到任何惩罚。”他提出条件。
我个人认为，我爸爸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他一辈子都没对我说过谎话。我立刻避重就轻地承认了错误。“都怪那些姑娘，爸爸，”我叹了口气，说。“她们对我产生了奇怪的影响。我解释不清。”
爸爸和美孚调查员善解人意地点了点头。爸爸把一只表示同情的手放在我肩膀上。“别为这个发愁了，孩子。这种事儿爱因斯坦也无法解释。”他说。
就算爸爸原谅了我，妈妈却不依不饶。这件事弄得她忧心忡忡，她把我的不良行为怪罪于父亲管教不严。我母亲对我仍然是有法定监护权，她决定使我摆脱父亲的影响。 ； ；下期我在学校待满一年后，他来接我回家时，已经成了一个邮局职员。妈妈发了慈悲，同意我回来跟爸爸一起生活。我被爸爸突如其来的厄运惊呆了，并隐隐有一种负罪感。
5、那时我不知道我是谁
更糟糕的是，我父亲的一位朋友在天主教的慈善机构工作，我母亲也经常参加这些机构的活动，她听从这位朋友的忠告，把我送进了纽约切斯特堡的一家专收问题男孩的天主教慈善私立学校。
这学校作为一个管教所，在各方面还说得过去。它不像一个治疗机构，而更像一个时髦的营地。我和另外6个男孩住在一座干干净净的木屋里，除了不许走出校园，并且随时受到监督外，我在其他方面没有遭什么罪。
开办学校的那家兄弟非常和蔼仁慈。他们的生活方式与住校生差不多。我们都在一个公用大食堂里吃饭，饭菜很讲究、很丰盛。学校里有一家影剧院，一间电视房，一个娱乐厅，一个游泳池和一个体操房。我从来没有使用过这些娱乐和运动设施。从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早晨8点到下午3点上课，其他时间都是自己的，爱做什么就做什么。对我们的不端行为，两兄弟从不没完没了地训斥，也不用盛气凌人的口吻对我们进行说教，除非您真的闯了大祸，才会受到惩罚，那也就是在自己的小屋关上一两天。我从来没有遇到像这所学校这样的地方，直到被关进一家美国监狱。从那以后我经常怀疑联邦监狱是由天主教慈善机构暗中操办的。
但是，这种修道院般的生活使我非常厌烦。我忍受着，但总觉得被关在这所学校里是一种惩罚，而且是我不应该受的惩罚。不管怎么说，爸爸已经原谅了我，而他是我犯罪行为的惟一受害者。既然这样，为什么要把我关在这里？我经常这样问自己。不过，这所学校最令我不满的一点，就是没有姑娘。它完全是一种男性的气氛。即使看见一个修女，也会使我想入非非。
如果我知道在我住校期间父亲的遭遇，心情还会更加沮丧。他始终不肯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我，我只知道，在住校期间，他在经济上遇到几次严重的困难，失去了自己的公司。
他一下子就完蛋了。他不得不变卖住房、两辆大卡迪拉克和其他值钱的东西。在短短几个月里，爸爸的生活水平从百万富翁一下子沦为一个邮局职员。
我在学校待满一年后，他来接我回家时，已经成了一个邮局职员。妈妈发了慈悲，同意我回来跟爸爸一起生活。我被爸爸突如其来的厄运惊呆了，并隐隐有一种负罪感。但是爸爸不允许我自责。他安慰我说，我从他那里敲去的3400美元跟他公司破产毫无关系。“别再想这个了，孩子，那只是九牛一毛。”他欢快地说。
他的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一落千丈，他似乎不太在乎，但我却很烦恼。我不是为自己发愁，而是为爸爸。他原来有权有势，在政界和生意场上一呼百应，为所欲为，如今却为一点可怜的工资卖命。我试着追问事情的原委。“您的那些朋友呢，爸爸？”我问。“我记得您总是把他们从困境中拉出来。难道他们谁也没有提出帮您一把？”
爸爸只是幽默地笑了笑。“你会明白的，弗兰克，你得势的时候，数不清的人都会自称是你的朋友。一旦你落魄了，他们之中只要有一个赏你一杯咖啡，就算你幸运了。如果我能从头再来，一定要更谨慎地选择朋友。我确定有一两个很不错的朋友。他们不很有钱，但其中一个替我在邮局找到了这份工作。”
他不愿老是想着自己的不幸，也不愿过多地谈论它们，但这些事情总是纠缠着我，特别是我和他一起坐在他的车里时。这辆车还不如我的那辆福特。爸爸替我卖掉了福特车，把钱存入我的名下。他现在的车是一辆破破烂烂的雪佛兰老爷车。“爸爸，您开这辆破车，心里一点儿也不难受？”我有一天问他。
“我的意思是，它跟卡迪拉克相比，真是一落千丈啊，是不是？”
爸爸大笑起来。“弗兰克，您这样看问题是不对的。一个人拥有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是个什么样的人。我觉得这辆车挺好。我可以开着它到处跑。我知道我是谁，是个什么样的人，这才是最要紧的，至于别人怎么想，那都是次要的。我觉得我是一个正直的人，这比拥有一辆好车更重要……一个人只要知道自己是谁，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就问心无愧。”
麻烦的是，我当时还不知道我是谁，是个什么样的人。
在短短三年后，我找到了答案。“您是谁？”在迈阿密海滩上，当我一屁股坐在一位性感的黑美人身边时，她这样问我。
我十六岁离开家，寻找自我。
并没有任何压力迫使我出走，尽管我不快活。一分为二的家庭格局没有改变。爸爸仍然想把妈妈争取回来，而妈妈坚决不肯动摇。爸爸仍然把我当成他向妈妈第二次求婚的调解员，妈妈则一如既往地讨厌爸爸让我扮演丘比特的角色。我自己也不喜欢。妈妈已从牙科学校毕业，在拉奇蒙的一位牙医手下工作。她似乎对她崭新的、独立的生活感到很满意。
我并没有离家出走的计划。但每次爸爸穿上邮局职员的制服，开着破旧的老爷车去上班，我都感到心灰意懒。我无法忘记他过去穿名牌西服、开豪华轿车的那副派头。
1964年6月的一天早晨，我从梦中醒来，知道自己该离开了。世界某个遥远的角落似乎在低声召唤，“来吧。”于是我就去了。
我没有跟任何人告别，也没有留下短信什么的。我有一个200美元的支票活期存款账户，是大通曼哈顿银行西切斯特支行的，这是爸爸一年前为我开设的，我一直没有用。我翻出我的支票簿，把几件最好的衣服装进一只旅行箱，搭上了一辆开往纽约市的火车。确切地说，纽约并不是地球的某个遥远角落，但我认为它会成为一个很好的起点站。如果我是从堪萨斯或内布拉斯加逃出来的，到了纽约，看到混乱不堪的地铁，高耸吓人的摩天大楼，拥挤嘈杂的交通，还有人们整天为生计操心，没完没了地奔波忙碌，我一定会被吓得赶紧逃回大草原去。
下期不到一星期，我的幻想就破灭了。我意识到，每星期单靠60美元是不可能在纽约生活下去的，即使我住在最破烂的鸡毛旅店，吃自动售货机出售的垃圾食品，这点钱也不够我花的。
6、我开始了支票诈骗
下了火车不到一小时，我就遇到一个和我年龄相仿的男孩，我花言巧语地哄骗他把我带回了家。我对他的父母说，我来自纽约州的北部地区，父母双亡，我想出来自己闯荡，在找到工作之前需要一个落脚的地方。他们对我说，我尽管住在他们家，要住多久就住多久。
我并不打算滥用他们的好意。我急于赚到一笔本钱，然后离开纽约，尽管我还不知道将来要去哪里，想做什么。
但我有一个明确目标：一定要在某个领域出人头地。我要到达某座山的顶峰，而且一旦成功，就没有任何人、任何东西能把我从那个顶峰驱逐下来。我不会犯我爸爸那样的错误。在这一点上我的决心是很坚定的。
很快，我就发现纽约这个大苹果并不是那么甜美多汁，即使在一个出生于本州的人看来也是如此。找工作倒不成问题。我以前在父亲手下做过仓库发货员、零售商店送货员，在文具店管理方面也积累了一些经验。我开始拜访一家家大文具公司，非常坦诚地介绍自己。我说，我只有16岁，是个中学退学生，但我对文具业务非常精通。我拜访的第三家公司的经理雇用了我，薪水是每小时1。50美元。我当时天真得很，以为这点钱就够我花的了。
不到一星期，我的幻想就破灭了。我意识到，每星期单靠60美元是不可能在纽约生活下去的，即使我住在最破烂的鸡毛旅店，吃自动售货机出售的垃圾食品，这点钱也不够我花的。更让我灰心沮丧的是，如今我在泡妞的游戏中只能干饱眼福了。在我认识的这么多姑娘看来，仅在中央公园散散步，吃一个从街头小贩手推车上买来的热狗，根本算不上是一个美妙的夜晚。我自己对这种无聊的调情也不感兴趣，而且我吃了热狗总爱打嗝。
我分析局势，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我拿的薪水少，不是因为我中学没念完，而是因为我只有16岁。男孩子当然不可能拿到一个男人的工资。
于是，我一夜之间增长了10岁。人们，特别是妇女听说我还是个10多岁的少年，经常大吃一惊。我想，既然我看上去不止这个岁数，我就不妨真的增加几岁。我在学校里学过书画刻印艺术。我驾驶执照上的出生日期从1948年改成了1938年，效果足以乱真。然后我作为一个26的中学退学生再去劳动市场碰碰运气，皮夹里装着证明我年龄的证书。
后来我才知道，一个没有中学毕业文凭的男人，他的工资标准是不会让“最低工资条例”的制定者觉得尴尬的。没有人对我的新年龄提出疑问，我得到的最高薪水是每小时2。75美元，工作是当一个卡车司机的助手。有几位雇主直言不讳地告诉我，决定一个员工薪水多少的不是年龄，而是受教育程度。受的教育越多，报酬就越高。我悲哀地承认，一个中学没毕业的人就像荒野里一只三条腿的狼。它饿不死，但也只能吃个半饱。我后来才想到，其实文凭和出生日期一样，也是很容易伪造的。
一星期110美元，我可以勉强糊口，但靠这点钱要像像样样地生活是不可能的。我太迷恋女人了，任何一个沉溺于赛马赌博的人都会告诉您，要想破产，最保险的办法就是把赌注下在小牡马上。而我追求的姑娘都是活泼的小牡马，她们真使我破费不少。
我开始动用那200美元的账户了，一缺钱花，我就开支票。
这是一笔我本来不想动用的储备金，所以我开支票时尽量很保守。我兑现的支票金额通常只有10美元，最多20美元，起先我所有的支票交易都是在大通曼哈顿银行的一家支行完成的。后来我发现，商店、旅馆、杂货铺和其他商行也可以兑现个人支票，只要钱数不多，并出示适当的证件。我发现人们都把我那张经过涂改的驾驶执照看作合适的身份证明，于是，每当我需要兑现一张20或25美元的支票时，我便就近在某家旅馆或百货商店停一停。没有人问我什么问题。没有人向银行核实一下我的支票是否有效。我只需把支票和经过润色的驾驶执照一起递过去，对方就会把执照和现金一起还给我。
这非常容易，太容易了。不出几天，我的账户就透支了，继续开出的支票已属无效。可是，每当我需要钱补贴一下可怜的工资，或想和某个漂亮妞儿度过一个美妙的夜晚时，还是照样再开一张支票。由于我的工资总是需要补贴，由于纽约的漂亮妞儿比一家养鸡场的小鸡还多，很快，我每天都要开出两三张空头支票了。
我这样解释我的行为。我想，反正爸爸会解决这些透支的支票的。或者，我就用骗子宽慰自己的话来减轻良心的谴责：既然人们这样愚蠢，不核实一下支票是否有效就给我兑现，那么他们活该被骗。
我还安慰自己说：我是个未成年人。考虑到纽约的未成年人法律这样仁慈，纽约的少年犯法官这样宽容，我即使被抓住也不可能受到严厉的惩罚。我作为初犯大概会被带到父母身边，甚至都不需要我作任何赔偿。
这些为自己开脱的糊涂想法，消除了我良心上的不安。我索性辞去工作，专门靠假支票过日子。我到底递出多少张空头支票，我没有数，但我的生活水平蒸蒸日上。我泡妞儿的档次也大为提高。
我就这样大量地炮制无效支票，两个月后，一些令人不快的事实摆在了我的面前。我是一个骗子，一个地地道道的、不折不扣的骗子。用大街上流行的说法，我成了一个职业的支票诈骗犯。这点倒并不令我担心，因为我是个成功的支票诈骗犯，而当时在我看来，在某一方面获得成功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
我感到烦恼的是支票诈骗犯这个职业带来的危险。我知道父亲已经把我的失踪报告给了警察。一般来说，警察不会花很多时间寻找一个失踪的16岁少年，除非怀疑他有欺诈行为。我的情况无疑是个例外，因为我炮制了大量假支票，构成了地道的欺诈行为。 下期我做个飞行员怎么样？我可不想花许多年的时间学习、培训、上飞行课，重复那些使人适合喷气式班机驾驶舱的单调训练项目。但是如果我弄到了航空公司飞行员的制服和全套服饰呢？
7、想当一名“飞行员”
我知道警察正在寻找我，他们已把我看成一个小偷，而不是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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