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的账上。这使他们费用账户的登录账目变得简单了。
下期负责调查支票诈骗细节的警官，其工作量之大，是任何警察局的任何侦探都难以比拟的。假支票诈骗是一种最常见的犯罪行为，职业的支票诈骗犯是所有罪犯中最狡猾、最难抓获的。
16、越来越熟练的小骗子
世界各地各航空公司之间的免费搭乘制度，也是以互利互惠的商业惯例为基础的。这不仅仅是出于礼貌，它使飞行员和副驾驶员在遇到紧急情况或执行主要任务时具有最大限度的机动性。
然而，与免费搭乘的协议和制度相关的监督、审查及其他监控手续，却是非常松散、马虎，甚至根本不存在的，至少在那个时期是这样。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当时机场的保安人员很少。恐怖分子袭击机场、歹徒劫机等做法还没有流行。机场本身作为一个个小城市，当时的犯罪率很低，其最常见的问题是盗窃。
看来，除非万不得已，没有人深入粉红色“搭机”单子的背后，调查一下提出要求的飞行员是否有良好的信誉。免费搭乘的表格有一份原件和两份复印件。原件作为登机牌给了我，我把它交给负责登机的空中小姐。我知道，地面指挥部的职员每次都打电话给联邦航空局塔台，告诉那里的工作人员某某航班上将有一位搭机的乘客，但我不知道粉红色单子中的一联要转到联邦航空局那里。据我推测，单子的第三联存在该航空公司的指挥部档案中。一个向警察报告我有越轨行为的航空公司官员，提出了一个他认为合乎逻辑的解释：“一个人穿着飞行员制服，带着合适的证件，而且显然对搭机手续非常熟悉，你怎么可能想到他是一个冒牌货呢，见鬼！”
但我总是怀疑我填写的大部分搭机单最后都进了垃圾箱，不管是原件还是后面两联复印件。
对我有利的因素还有两点。我开始行骗时胃口不大。我在汽车旅馆、旅店和航空公司售票柜台开支票时，总把数额限制在100美元以内，对方还经常对我说他们手头现金不够，最多只能兑换50或75美元。我的一张无效支票通过银行的票据交换所回到纽约，通常需要好几天，当支票被打上“资金不够”的戳记退回原处时，我早已远走高飞了。我有一个合法的账户（至少表面上是如此），这也是我屡屡得手的一个有利因素。而且银行退回我的支票时，上面盖的戳记不是“无效”、“支票诈骗”或“伪造票据”。支票退回来时，上面只标着“资金不够”的字样。
航空公司和旅馆每天经手无数张支票。因为资金不够而退回的支票，大多数都不是蓄意行骗。通常只是提供支票的人一时资金短缺，开出了空头支票。在大多数情形下，人们会找到这些人，使他们的支票变得有效。至于我开出的那些支票，在许多情况下它们首先被收集起来，然后人们才着手通过泛美查找我的下落。我可以肯定在另外许多情况下，受害的商家干脆把这笔损失勾销，不再追究。
那些坚持刨根究底的人，通常把事情汇报给当地的警察局，而这反而助长和鼓励了我。警察机关很少配备人员充足的打假小分队或专门打击支票诈骗的部门，就连大都市的警察局也是这样。
负责调查支票诈骗细节的警官，其工作量之大，是任何警察局的任何侦探都难以比拟的。假支票诈骗是一种最常见的犯罪行为，职业的支票诈骗犯是所有罪犯中最狡猾、最难抓获的。今天是这样，当年也是这样，这并不能反映有关警官的能力和决心。如果考虑到他们每天经手的投诉数量，您会觉得他们的成功率值得称赞呢。有些警察通常只抓大案要案。比如，一组侦探正在全力侦破一起用假工资支票行骗的活动，罪犯每星期都从当地商人手里骗取10000美元，显然是一个犯罪团伙所为。他们还接到一个珠宝商的投诉，一个骗子用假支票从他那里骗走了一枚3000美元的戒指。还有一个银行家也来报案，说他的银行为一张伪造的本票兑换了7500美元现金。另外他们还要处理几十个牵涉本地骗客的案子。就在这时他们接到一个汽车旅馆老板的投诉，说一个骗子冒充航空公司的飞行员，从他那里骗走了100美元。而这个犯罪行为还是两星期前发生的。
那么，侦探们会怎么做呢？他们做几个例行公事的姿态，仅此而已。他们证实此人在纽约的地址是假的。他们了解到泛美公司的职员名单上没有这个人。也许他们还会更深入一步，调查到该诈骗犯在某航空公司骗得免费旅行，飞往芝加哥、底特律、费城、洛杉矶或其他遥远的地方。他们用警察局的电传机向各有关城市发出通知，并将这个投诉分类归档，以便今后参考。他们也只能做到这一步了。
于是，我就像大黄蜂一样，继续飞来飞去，顺带着捞点蜂蜜。
如果考虑到我的最后两点主观推测，我这样轻松随便、肆无忌惮地行骗就不足为怪了。在当时，国家犯罪信息中心（NCIC）还没有作为警方的一个办案工具而存在。如果我当时要对付电脑管理的警察连锁机构，它具有丰富得惊人的犯罪事实和数据资源，我的行骗生涯大概就会缩短许多年。最后一点，由于我创造的骗局这样令人难以置信、这样不可思议、这样明目张胆，所以它就奇迹般地成功了。
在我冒险生涯的最后几个月中，有一次碰上了一位大陆航空公司的机长，我以前好几次都免费搭乘过他的飞机。一时间，我感到非常紧张，但他热情地跟我打招呼，消除了我的恐慌。他大声笑着，说，“您知道吗，弗兰克，两个月前我跟一个德尔塔公司的空中小姐聊天，她说您是个冒牌货。我对她说这是不可能的，您开过我的飞机，操作过驾驶盘。小伙子，您对那姑娘做了什么？把她从床上踢下来了？”
这就是我的历险记。对我来说，最初几年真是实实在在的历险。当然了，是犯罪历险记，但不管怎么说也是历险。
我随身带着一个笔记本，在上面偷偷记下许多短语、技术数据、五花八门的信息、人名、日期、地名、电话号码、思想片断和一大堆我认为必要或可能有用的其他资料。
这真是个大杂烩的飞行日志，是一本教科书、小黑名册、日记和航空圣经，我的行骗经历越长，它的内容就越多、越充实。笔记本上最初记录的词汇中有一个“滑翔指示灯”。 下期我通过观察和倾听，熟练掌握了许多有助于巩固我假冒身份的东西。每次别人给我耳机，让我监听空中的交通情况，我都欣然接受，尽管许多飞行员更喜欢一种通话盒，那样就不需要耳机了。
17、联邦调查局派人调查
滑翔指示灯是飞机进场着陆时跑道上的照明灯，作用是引导飞机着陆。我的日记里记下各种各样鸡毛蒜皮的琐碎情报，我要假冒飞行员行骗，这些情报极为宝贵。如果您想扮演飞行员，您就最好了解一下波音707的燃油量（每小时2000加仑），向西的飞行保持高度是偶数（20000英尺，24000英尺，等等），而向东飞机的飞行高度是奇数（19000英尺，27000英尺，等等）；还要了解所有机场都有自己的代码（洛杉矶的是LAX，纽约的是JFX或LGA，等等）。
对一场大骗局来说，小细节是至关重要的。我遇到的每个机组人员的姓名，他们所飞的机种，他们的航线，他们的航空公司和基地，都被我作为十分有用的资料记在了那个本子上。
假设我要免费搭乘国航的班机吧。“你们从哪儿出来的？”“噢，我们的基地在迈阿密。”
我偷偷瞥一眼笔记本，然后说道：“对了，莱德现在怎么样了？你们肯定有人认识莱德·奥戴吧。那个爱尔兰人怎么样了？”
他们三个人都认识莱德·奥戴。“哦，您认识莱德，嗯？”
“是啊，我搭过两次莱德的飞机。他真是个很不错的家伙。”
这样的交流巩固了我作为飞行员的形象，而且通常消除和转移了人们一开始对我的盘问。
我通过观察和倾听，熟练掌握了许多有助于巩固我假冒身份的东西。在第二次飞行之后，每次别人给我耳机，让我监听空中的交通情况，我都欣然接受，尽管许多飞行员更喜欢一种通话盒，那样就不需要耳机了。
我也必须经常随机应变。
每隔一段时间，为了后勤上的原因，我会在一个城市暂住两三个星期。我会在一家，比如说吧，圣地亚哥的银行，或休斯敦的银行开一个账户，给出我临时租住的一套公寓的地址（我总是租一种按月付钱的公寓），当我的那一小盒支票簿寄来了，我就打起行装，再次启程。
我知道有人要抓我，但在最初两年，我始终不清楚追踪离我有多近，也不清楚有哪些人参加了对我的搜寻。任何一个江湖骗子都偶尔会感到惶恐不安，觉得自己肯定要被抓住了，我也不例外。每当我差点穿帮，担心阴谋败露时，我就躲到地下，像一只狐狸一样。
或者和一个狐狸精在一起。在我交往的姑娘中，有一些特别热情，她们显然认为我是个理想的结婚对象。其中几个邀请我随时到她们家去小住几天，认识一下她们的父母。当我觉得需要躲起来时，我就登门拜访离我最近的一个姑娘，在她家里住上几天或一星期，休整休整，养精蓄锐。每一次，我都和她们的父母相处不错。他们始终没有发现他们是在支持和怂恿一个少年犯。
等我觉得事态淡化、局势平静了，我就又出发了，我向那个姑娘保证，我很快就会回来，共同商议两人的未来。当然啦，我是黄鹤一去不复返。我害怕婚姻。
而且，我母亲也不会允许的。我才17岁啊。
我了解到，在华盛顿特区，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员肖恩·奥里莱接到命令，要他放下手中的所有其他案子，集中精力专门逮捕我。奥里莱是一个表情冷峻的高个子男人，
他的神情像一个爱尔兰主教，但性格却像艾尔谷大猎犬一样坚韧固执，他是一位出色的执法官，尽职敬业，同时又是一位从各方面来说都很不错的男人。
我渐渐地十分欣赏奥里莱，同时又千方百计地阻挠他的工作，给他的职业带来麻烦。如果奥里莱对我有什么个人感情的话，我可以肯定这些情感中决没有憎恨。奥里莱不是一个心胸狭窄的人。
当然啦，我当时并不知道奥里莱的存在，即使是在我离开亚特兰大的时候，我也对此一无所知。除了迈阿密那个年轻的联邦局特工和我在戴德里遇到的那几位警官外，在我的头脑里，涉及我案子的执法官还都只是虚幻的影子。
我决定在南部另一个州的省会城市待上一个月左右。像往常一模一样，促使我做出选择的又是因为我认识那里的一位空姐。我发现，没有什么比一位可爱女人更令人愉快地影响我的行动了。
她名叫狄安妮，我曾断断续续与她交往了一年。我没有与她同机飞行过，我是在亚特兰大机场遇见她的，她知道我叫罗伯特·F·康纳德，泛美副驾驶员，这是我偶尔使用的一个名字。和她在一起时，我不得不维持这个假名字，因为我们形成了一种亲密的、令人愉快的关系，在此期间，她起初曾盘查过我的个人背景，包括我的受教育历史。大多数飞行员都有大学文凭，但并不一定都是航空学专业的。我对狄安妮说，我拿过一个法律文凭，但一直没有开业，因为作为一名飞机驾驶员不仅更加多姿多彩，而且比当律师挣钱多得多。
她还记得我随口编造的法律文凭。我到达她那个城市后没几天，她带我去参加一个由她一位朋友举办的晚会，在那里把我介绍给一个名叫杰森·威考克斯的性情随和的家伙。
“你们俩应该能谈得来。杰森是我们州的一位助理检察官，”狄安妮对我说。她又转向威考克斯。“这位鲍勃是一个从未挂牌的律师。他后来当了一名飞行员。”
威考克斯一下子就了兴趣。“您好，您在哪里学的法律？”
“哈佛。”我说。我想，既然我要拥有一个法律文凭，就不妨让一个大名鼎鼎的学校给我发文凭。
“但您一直没有开业？”他问。
“没有，”我说。“就在我获得法律硕士学位的那个星期，我拿到商业飞行员的证书，泛美给了我一个随机工程师的工作。由于飞行员一年挣3万到4万美元，而且我喜欢飞行，就接受了这份工作。说不定哪一天我还会回到法律界，但现在我一个月只飞80个小时。开业律师能这么休闲自在的并不多。”
下期成绩单一共有四张法律文书大小的横格纸，实际上是经正式证明的她大学四年成绩的复印件，由教务主任作了公证和证明。第一页顶上用黑体字印着大学的校名，下面是俄亥俄州的州印。
18、赶制哈佛假文凭
我摇了摇头。“眼下我不飞了，”我说。“我被放了长假，上个月公司搞了一次裁员，而我的资历太浅了。大概半年或一年以后他们再叫我回去。现在我无所事事，东游西逛，领取失业救济金。我喜欢这样。”
威考克斯用沉思的目光打量着我。“您在哈佛成绩如何？”他问。我觉得他在盘算着什么事情。
“我想应该是很不错的，”我回答。“我毕业时的平均成绩是3。8分。怎么啦？”
“噢，检察总长正在寻找律师为他干活，”威考克斯回答道。“说实在的，他真是焦头烂额了。您为何不在这里和我们一起当律师呢？我会为您作推荐。当然啦，当律师的收入比不上飞行员的工资，但总比拿失业救济金强。而且您还可以获得一些当律师的实践经验，这对您决没有害处。”
我几乎当场拒绝他的提议。但我越往深里想，就越觉得这件事很有吸引力。又是一次挑战。我耸了耸肩膀。“我怎样才能获得这个州的律师资格呢？”我问。
“实际上很简单，”威考克斯说。“只需把你在哈佛的成绩单寄到本州律师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