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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了新朋友，是吗？”
格列洛夫只是点了一下头表示回答。他坐着，脸色很难看，高高的个子，颧骨突起，穿着揉皱了的时装，蓬乱的头发垂覆在前额上，黑色的大眼睛里已没有了那种挑衅的光芒。
“是啊，您的父亲已经不和您在一起了，”左托夫十分沉痛地继续说道，“可是您还保留有他的来信，应该说这是些很有价值的信，我在其中读到这么一段。”他戴上眼镜，从文件夹里抽出一张写满了字的纸，不慌不忙地读了用红铅笔划出来的那几行：“……儿呀，要记住，我们现在正进行着骇人听闻的、殊死的战斗。正在为祖国、为光明的未来、为幸福和自由而战斗。可是，我的未来——就是你。我现在没有比你更亲近、更心爱的人啦。我希望看到你生活得健康而幸福。学习吧，孩子，要好好学习，成为一个勇敢、正直、有本领的人。现在我给你讲……”再后面是一个极富教育意义的战斗故事。左托夫一面把信放到一边，一面摘下眼镜说：“瞧，您父亲对您说了些什么。”
他看了格列洛夫一眼。后者伛偻地坐着，低垂着头，无声地啜泣着。
谢尔盖听着，不由想道：“生活是多么复杂呀。要在生活中选出一条正确而又光明的道路，有时又是多么不容易呀。”同时他也想道：“要能像左托夫那样和人们谈话，洞察别人的肺腑，就得去了解、亲身体验并反复考虑多少事情呀。”
“格列洛夫，我们无论如何也必须知道，和您一起坐车的那位姑娘是谁。”左托夫轻声地，但却十分坚决地说。
“她什么也不知道，她和案子一点儿关系也没有。”格列洛夫头也不抬地回答。
“这是她吗？”左托夫一面把瓦伦丁娜·阿莫索娃的照片指给他看，一面问道。
谢尔盖屏住呼吸，两眼死盯着格列洛夫的脸。他觉得现在好像就要决定他自己的命运了。
格列洛夫抬起头，冷笑了一下说：“你们这里没有她的照片，而且将来也不会有。和我们在一起的是我那个学院的瓦利雅·别洛娃。我邀她来坐汽车是为了转移查依契柯夫的视线。”
审讯继续进行着。格列洛夫回答着所有的问题。而且可以感觉到，他说的是实话。他那恶毒的意志已经被摧毁了。
可是每当左托夫提到“老爷子”的时候，格列洛夫的脸上就泛起了红晕，同时他还粗暴地、几乎是疯狂地拒绝回答。
最后，格列洛夫终于被带走了。这时，左托夫疲倦地靠到椅背上，开始抽起一天中的最后一支烟来（这是他早就保存着以便此刻享用的）。他说：“朋友们，案件算是结束了。罪行的真相已经大白了。”
“可是这个‘老爷子’也太狡猾了，”谢尔盖勉强笑着说，“瞧他把小伙计们吓成了什么样子呀，自己却招财进宝、坐享其成。”
谢尔盖由于自己的失败沮丧极了，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将这一点掩盖住，不让周围的人知道。
左托夫皱着眉头看了谢尔盖一眼，随即严厉地强调说：“谢尔盖，在和同志们谈工作时，特别是在其它场合，不要使用罪犯们的黑话。我希望以后再也听不见您说这样的字眼！明白吗？”
“明白了，少校同志。”谢尔盖红着脸回答。
“至于这个‘老爷子’，事情可不那么简单。”左托夫沉思着指出来，“格朗宁，您怎么看？”
“我也是这么想。”响起了科斯加的男低音，“这是个有趣的怪人。”
“有趣的——这个字眼用得不恰当。”左托夫意味深长地纠正他说。
晚上相当晚的时候，谢尔盖传瓦伦丁娜·阿莫索娃来作最后一次审讯。正当他准备进行时，桑德列尔跨进了房间，谢尔盖站起身来。
“您问吧，科尔舒诺夫，我来听一听。”桑德列尔一边说，一边坐到格朗宁的位子上。
谢尔盖坐下来，把审问记录向面前挪了挪，严厉地看了一下瓦伦丁娜微微发白的、哭过的脸。
“阿莫索娃，真正的凶手已经被查明、破获了。”他说，“您解释一下吧，为什么要三番五次地撒谎，妨碍审讯工作？”
瓦伦丁娜呜咽着，低下了头，不作回答。
“为什么您要撒谎，捏造出一些到莫斯科来的旅伴？”
“好让你们容易相信些。”阿莫索娃轻声回答。
“关于手绢的事为什么要欺骗果利科娃？”
“我当时就把这条手绢搞丢了，又怕承认这件事。”
“好，那么关于冬大衣的事为什么又撒谎呢？”
“我本来是想把这件大衣卖掉，在出了凶杀案以后，我以为叔父会可怜我，替我买件新的。”
“阿莫索娃，您处处都在撒谎。”桑德列尔参加到谈话里来，“讲讲看，大概您过去也是经常骗人的吧？”
瓦伦丁娜转过头来，碰上了他的眼光，突然十分疲倦而悲伤地说：“我一向都觉得，人在说谎的时候就活得轻松些。这次得了一个很好的教训，一辈子的教训。”
“我们以后再看这次教训对您是否有益吧。”桑德列尔沉思着说，接着又转身对谢尔盖加了一句：“给她开一张出门通行证，让她回家吧。”
等到阿莫索娃走出房间后，桑德列尔看了看谢尔盖怏怏不乐的脸，不由得大笑起来。
“不要灰心丧气，科尔舒诺夫，您只不过是缺乏经验罢了。可是，干我们这一行的人所必须有的主要品质您都具备。这一点我很喜欢。”
桑德列尔沉默了片刻，后来再说话时，已经完全换了一种语调，他忧心忡忡地指出：“请注意：这个案子并没有因为逮捕了格列洛夫而告结束。现在我们面前出现了一个更加危险的人物——这就是‘老爷子’。能够把格列洛夫这样的坏蛋吓唬住，并迫使他去杀人，这可不是闹着玩儿的。您明白吗？然而，眼下有关他的线索却一点儿也没有。‘老爷子’……”他思索着又重复了一遍，“不，我不知道这个绰号。真奇怪，按说他该是个惯匪了！真的，很奇怪。”
第三章 初遇沙伏龙·罗什金
莫斯科城内热得喘不过气来。火辣辣的太阳晒化了地面上的柏油。从早到晚在市中心区的街道上，都可以看见天蓝色的洒水汽车，在它那扇形的清凉的水流中不时映出片断彩虹，但丝毫也没有减轻这酷暑的威力。水落到灼热的柏油上，几乎立刻就变成了一股股温暖的水汽。在卖汽水的小摊和车厢旁总是排着长长的一队人。
夜晚也没有一点儿凉意。沉闷而干燥的空气似乎更加浓厚了，使人简直无法呼吸。
谢尔盖、格朗宁和罗巴诺夫三个人，在涅斯库花园深处最僻静的一个地方休息。他们躺在草地上，懒洋洋地交谈着。
“哎哟，”谢尔盖侧转身子，不由得呻吟了一声，“浑身的肌肉都在发痛！”
“自卫角力——是很有用的东西。”罗巴诺夫嚼着一根草杆，教训式地说，“干我们这一行的人绝对少不了它。我记得，沃龙错夫曾经有过这么一回事。”
一提到沃龙错夫，谢尔盖就不由得皱起了眉头。近来他们的关系更加恶化了。谢尔盖极其痛楚地忍受了自己的头一次失败。正因为当时沃龙错夫比别人更厉害地嘲笑了他的论点，而结果又显得完全正确，所以谢尔盖也就更加不喜欢他了。但在这互相之间的不愉快的气氛中，最主要的还是沃龙错夫对新同事的轻视态度。
因此，沃龙错夫在谢尔盖眼里就成了刻薄、吹毛求疵而又自负的人，这就必然要激起谢尔盖的愤怒。
“我在你们的沃龙错夫身上就看不出一点儿长处来。”他忿忿地说。
“嘿，你的这个看法是不对的，”罗巴诺夫心平气和地反驳说，“其实维克多是个不坏的小伙子，真的！”
“他是个爱找茬儿的小人，狗肚鸡肠的家伙！”谢尔盖发火了，“你们只不过是怕他那张嘴罢了。”
“哈，哈，哈！”罗巴诺夫大笑起来，“你听见没有，科斯加？爱找茬儿的小人……这说的是维克多！”
一直闷声不响的格朗宁听了谢尔盖最后的几句话，侧过身来，望着罗巴诺夫，生气地问：
“你高兴些什么？”他压了压火，很有分寸地又说：“科尔舒诺夫，您这是诽谤！由于个人恩怨，您的成见实在太深了。”
大家都默不作声地呆了一会儿。格朗宁重重地翻过身去，再也不看谢尔盖一眼。罗巴诺夫收敛了笑容，脸色也变得严肃起来。
谢尔盖由于他们的一致反对感到很不自在，“个人恩怨”——这几个字深深地刺痛了他。之所以刺痛。也正因为这批评是正确的。谢尔盖心里立刻就承认了这一点。他习惯于深厚而坦率的友谊，也喜欢以诚恳、爽直的态度待人，因此不由得为自己的激愤和显然不公正的论断而深感惭愧。同时他也觉得有些对不起人，这些人一贯被他当成自己的朋友，而他们也的确是他的朋友。
谢尔盖站起身来，踱过草地，走到格朗宁面前站住了。
“对，我承认，是我过激了。”他低声说，“我收回自己说的话。”
“这才像话。”科斯加扭过头来，半躺着把手伸给他，“在这种情况下，老弟，自尊心应当收到口袋里去。”
“好极了，太好了。”萨沙半戏谑，半郑重其事地说，“现在我可以再给我们年轻的同事讲一件事，作为教训。这是我的亲身经历。”
“你怎么这么爱吹牛！”格朗宁闷闷地说。
“没有的事，我只不过爱谈往事罢了。”罗巴诺夫抱屈地回答。
又是一阵沉默。
后来格朗宁站起来，抖了抖土，看了看闪光的表盘，说道：“走吧，伙计，要不然我的两肋都得躺出疮来了。”
他们穿过公园，科斯加在出口处和朋友们告了别。
谢尔盖忽然变得闷闷不乐起来。
多么想知道，莲娜现在在干什么呀！她正好在度暑假，大概已经离开莫斯科了。不过，也可能没有走吧？
“听我说，萨沙，”他突如其来地转身对罗巴诺夫说，“你愿意我给你介绍一个非常美丽的姑娘吗？”
“为了什么？”罗巴诺夫小心起来，“你自己想看见她了吧？”
“不，不为什么，随便说说。”谢尔盖没料到自己的朋友会这样明察秋毫，以致一下子茫然失措了。
“那有什么，行。”罗巴诺夫同意说。
他们找到了公用电话，一起进了四面镶着玻璃的电话亭。谢尔盖拨了号码，听见一阵长长的铃声，可是他突然又坚决地把电话挂上了。
“我不给她打电话了。”他忧郁地说道。
罗巴诺夫惊讶地看了谢尔盖一眼，显然已经明白，是什么在他心中翻腾不安了。于是肯定地说：“那就别打电话吧。要知道，感情是不能勉强的。”
第二天晚上七点钟左右，莫斯科刑侦局的值班员向左托夫报告说：“在您这一区发生了重大的住宅失窃事件，请记下地址。汽车停在大门口。”
……
一个区民警分局的工作人员，在别象街的一幢新建的大楼内，在宽敞的、陈设华丽的住宅前厅里，迎接了刑侦局的值勤工作组。他把左托夫请到一边，简短地报告说：“现场的一切都保持着原状，住宅的主人是建筑事务委员会的负责人、总工程师舒宾斯基。他现在身体状况很不好，躺在饭厅的沙发上，我已经请过医生了。此外，”他压低声音又说：“根据他的要求，我已经给国家安全委员会打过电话，看样子，他这儿保存有机密文件。”
“委员会的人还没有来吗？”
“还没有呢，这就来。”
“舒宾斯基怎么样？”
“我看，不太好。”
左托夫吩咐他的随员开始视察住宅，但暂时不要到饭厅去，以免惊动病人。
这时，前厅的电铃响了。两个穿着便服的陌生人走进屋来，打听谁是工作组的负责人。有人把左托夫指给了他们。
“国家安全委员会佛洛诺夫大尉。”其中一个人一面向左托夫自我介绍说，一面把证件递过来，“请问您怎么称呼？”
“民警少校左托夫。请到饭厅来吧，大尉同志。我们先问问失主丢了些什么东西，然后再决定我们之间应该由谁来处理这个案件。”
左托夫一跨进饭厅就看见了躺在沙发上的舒宾斯基。他是一个胖胖的、头发斑白、胡子理得很整齐的人。一个穿着白大褂的妇女坐在他身旁的椅子上。她一面捏着他无力的手，一面看着表，显然正在试脉搏。女人看见有人进来，便小心地放下舒宾斯基的手，很爽快地说：
“好了，一切已经正常，安东·查哈洛维奇已经没有什么危险了。但是要躺两三天，严格遵守卧床制度，也不能经受任何刺激。”
“可这是绝对不行的！我得去向部长汇报。”舒宾斯基连忙反对。
“我什么都不想知道。您的健康最重要！”
“唉！好吧，好吧。”舒宾斯基痛得皱着眉头，顺从地叹了一口气。
女人带着担忧的神情转身对进屋的人说：“同志们，请不要使病人过于疲劳。现在对他来说，最主要的就是安静。”
“好，我们尽力做到，尽力做到，医生同志。”左托夫一面回答，一面走近沙发，对舒宾斯基说，“我是左托夫，是莫斯科刑事侦查局的。这位是佛洛诺夫大尉，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舒宾斯基同志，首先请您告诉我们，匪徒们抢走了些什么东西。”
“请坐，我的朋友们。”舒宾斯基回答。
他有气无力地用手势指了一下椅子，然后看了医生一眼。医生已懂得了这眼光的含意。
“只是不要过于激动，也不要说太多的话。”她恳切地、好像是在请求似地说完后便走出了房间。
舒宾斯基侧过身来，这一动作使他痛得脸都变了样。
“瞧，心脏开始出毛病了。”他喃喃地抱怨说，“一着急，就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