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鲁迅写一部传，一部凸现他精神危机和内心痛苦的传。是我久蓄于心的愿望。我曾经那样崇拜他，一直到现在，大概都没有像读他这样，认真而持续地读过其他人的书。
书架上那一套淡绿色封面的《鲁迅全集》，大多数分册的书脊，都被我摩挲得裂了口，我生长在那样一个荒谬的年代，今天的年轻读者也许想象不到，我十六八岁的时候，唯一可以自由阅读的非“领袖”著作的全集，就是《鲁迅全集》偏那里面的思想是如此深刻复杂，文字又那样生动有力，它们自然会深入我的灵魂，在我的意识深处沉淀下来。在差不多十年的时间里，只要有什么事情强烈地触动我，我就多半会想起它们。譬如，从稍懂人事起，我在生活中几乎随处都感觉到人民的盲目和愚昧。
种种大的事情且不去说，就是走在街上，也会看见歹人白昼作恶，周围的人群中却无一人上前喝止；去乘公共汽车罢，车子还没停稳，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已经一哄而上，将下车的老妇人挤得踉踉跄跄。每当这种时候，我都会想起鲁迅那些刻划“麻木的国人的魂灵”的小说，想起他那“愚民的专制”的论断，无论是七十年代中期，我在工厂做工，从广播里听到那些可笑的政治宣传，禁不住心生厌烦；还是八十年代以后，我开始在大学任教，惊讶于知识界中竟有这么多卑琐、狭隘、懦怯和无耻，戏都会记起鲁迅，记起他对形形色色的愚民术的憎恶，记起他那句“中国其实并没有俄国之所谓知识阶级”的沉痛的告白。
不用说，我选择文学批评作自己的职业，那样忘情地与人议论社会、民族和人生，甚至被若干年轻的学生讥为“理想主义”，也正是因为鲁迅“我以我血荐轩辕”一类的誓词，在我心头回荡得太久了。有时候，我甚至在文章上不自觉地摹仿鲁迅，竭力显出一脸严峻的神色，那就不单是在看待人世的眼光上以他为师，而且在面向人生的姿态，对待自己的期望上，都下意识地与他认同了。
时间飞快地过去，人生体验不断增加，我现在对鲁迅的看怯，自然和先前大不相同。从他对阿Q们的居高临下的批判当中，我愈益体会出一种深陷愚民重围的不自觉的紧张，一种发现自己的呐喊其实如一箭射人大海，并不能激起些微浪花伪悲哀：从他对历代专制统治者的轻蔑背后，我也分明感觉到一种无能为力的痛苦，一种意识到思想和文字远远敌不过屠刀和监狱的沮丧；从他对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对吕纬甫、魏连曼一类颓唐者的剖析当中，我更看到了他对自己的深刻的失望，对心中那挥赶不去的“鬼气”的憎恶；从他那强踊：不舍的社会斗士的姿态背后，我还看到了深藏的文人习气，看到了他和中国文人精神传统的难以切断的血缘联系。
他写过一篇题为《论睁了眼看》的文章，断言“中国的文人，对于人生一至少是对于社会现象，向来就多没有正视的勇气”，因此他呼吁人们“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
可是，我对他的了解越是深入，就越禁不住要认定，他自己也并不能真正实践这个呼吁，面对自己处处碰壁，走投无路的命运，他就不止一次地发生过错觉。这也难怪，一个人要直面人生，也须那人生是可以直面的，倘若这直面竟等同于承认失败，承认人生没有意义，承认自己是个悲剧人物，必然要沉入绝望的深渊，等待无可延宕的毁灭棗你还能够直面吗？不幸的是，鲁迅恰恰遇上了这样的人生，他自然要发生错觉了。孜甚至想，能够懂得这人生的难以直面，大概也就能真正懂得鲁迅了吧。
我不再像先前那样崇拜他了，但我自觉在深层的心理和情感距离上，似乎是离他越来越近；我也不再将他视作一个偶像，他分明就在我们中间，和我们一样在深重的危机中苦苦挣扎。
鲁迅屡次说，他希望自己的文字能够尽早被人遗忘；在一封给青年朋友的信中，他更说，倘若有谁以他为是，他就会觉得悲哀。他辞世已经五十年了，他生活的这块土地上，却还存人与他共鸣，以他为是，他若死而有知，又会作何感想呢？地球已经跨入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世界上各个地区的人类生活都在发生巨大的变化，新的危机取代旧的危机，新的蓝图取代旧的蓝图。可是，就在这样的时刻，依然有人一一绝不仅仅是个别人棗对鲁迅这样一位半个世纪之前的“绝望的抗战”音发生强烈的兴趣，甚至愿意引他为同道和先驱，这又是怎样可悲悯的事情！
正因为明白了这一点，我才格外认真地来写这一部鲁迅传，写下我所理解的他的一生，也写下我这理解所包含的种种的共鸣。或许这样的写作本身，已经不止是指向他人，也同时是指向自己？或许我最后写下的，已经不止是对鲁迅和他那个时代的理解，也包含对我自己和这个时代的理解了。
1992年8月 上海
第一章 幸运儿
直到经过了最近这一二十年的人生波折，我才渐渐明白了，人世间的确有“命这一样东西。当然不是算命先生说得口沫横飞的那种神秘的主宰，它实际上非常简单，就是指你在什么时候，出生在什么地方。一个人的出生，完全是被动的，没有任何人来征求他的同意，他也完全没有可能为自己作哪怕是一点点的选择，就是由于某个偶然的机缘，甚至他的父母也没有料到，他一下子获得了生命，赤条条的站到了人世间。仔细想想，这实在荒谬，我们每一个人，竟都是这样被胡乱推到了人生的起点，开始长长短短，各不相同的跋涉。当然了，谁都想尽快踏进乐园，享受为人一世的生趣，可人寿那样短暂，倘若你一睁开眼睛，就已经被扔在了废墟的门口，就是身手再怎样矫健，恐怕也跑不了多远，只能遥遥地看着别人奔向乐园，自己在一旁哀怨吧。有多少次，你用力鞭打着生存意志的快马，在人生道上纵兴驰骋，终至于人疲马乏，滚鞍下马，却吃惊地发现，你其实还是在离起点不远的地方打转转，不过像如来佛手掌上的孙行者，自己做一个好梦罢了。你当初的诞生时间和地点，正牢牢地把你攒在手心里：这就是你的命。
不用说，鲁迅①也自有这样的“命”。
一八八一年九月二十五日，他出生在绍兴城内一座周姓南知子里。在绍兴，周家算得上一门望族，做官经商且都不说，单是人丁的繁衍，就相当可观，所以到鲁迅出世的时候，周家已经分居三处，彼此照应，俨然是大户了。鲁迅的祖父周介孚，出身翰林，做过江西一个县的知县老爷，后来又到北京当上内阁中书，成为标准的京官。绍兴城并不大，像周介孚这样既是翰林，又做京官的人，自然能赢得一般市民的敬畏。周家门上那一块“钦点”“翰林”的横匾，正明白无误地宣告了周家的特殊地位。鲁迅真是幸运，他的人生长途的起点，就设在这样一处似乎距乐园相当近便的地方。
这就使鲁迅获得了一系列穷家小户的孩子所无法享受的条件。家里四五十亩水田，就是周介率不从北京汇一文钱回来，日常生计总是绰绰有余，足以将贫困从他身边赶得远远的。周家是讲究读书的，周介率甚至有过让儿孙一起考取翰林，在门上悬一块“祖孙父子兄弟叔侄翰林”的匾额的雄心，那种书香人家的气氛，自然相当浓厚，鲁迅家中有两只大书箱，从《十三经注疏》和《四史》，到《王阳明全集》和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从《古文析义》和《唐诗叩弹集》，到科举专用的《经策统纂》，甚至《三国演义》和《封神榜》那样的小说，都挤挤地堆在其中，不但自己家里有书，众多亲戚本家中，不少人也藏书甚丰，而且不单是那些枯燥难懂的正经书，更有许多使小孩子非常喜欢的好玩的书，从画着插图的《花镜》，到描写少男少女的《红楼梦》，几乎什么都有。一次，一位亲戚甚至允许鲁迅到一间堆满杂书的小屋于里自由翻拣，他推开那房门的一刹那间，脸上的表情会是多么惊喜！从六岁开始，鲁迅就开蒙读书，先是随本家亲戚学，后来又被送到绍兴城内最有名的一家三味书屋去读经书，《论语》、《孟子》……甚至连古旧难懂的训诂书《尔雅直音》，也在塾师的指导下读了一遍。自然，要他自己说，一定不觉得这样读书有什么快乐，但是，一个小孩子初生人世，不愁吃穿，又受着书香门第的熏陶，有傅学的老师指点，能够日日读书，还能用压岁钱自己买喜欢的书来读，这实在是那个时代的小孩子能够享受的最好的条件了。
中国是个讲究父权的国家，独多那种粗暴专横，将子女认为私产的父母，你就是生在再富裕的家庭里，倘遇上这样的父母，你的童年仍然会被糟蹋得暗淡无光。鲁迅的运气如何呢？周介孚虽然脾气暴躁，有时候要打骂孩子，但在教鲁迅读书这件事上，却显得相当开通。那时一般人家的孩子，开蒙总是直接就读四书五经，叫一个六岁的孩子天天去念“学而时习之”，他会多么痛苦？周介孚却不这样，他让鲁迅先读历史，从《鉴略》开始，然后是《诗经》，再然后是《西游记》，都是选小孩子比较感兴趣的书。即使读唐诗，也是先选白居易那些比较浅直的诗，然后再读李自和杜甫，这就大大减轻了鲁迅开蒙的苦闷。祖母更是特别疼爱他，每每在夏天的夜晚，让鲁迅躺在大桂树下的小板桌上，摇着芭蕉扇，在习习的凉风中给他讲故事，什么猫是老虎的师父啦，什么许仙救白蛇啦，鲁迅直到晚年，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的兴味和惬意。鲁迅的父亲周伯宜，神态一本正经，却比祖父更为温和。他家教虽严，却从不打小孩子。鲁迅在《朝花夕拾》的那一篇《五猖会》中，记过他一件事，就是在小鲁迅那样快乐的时刻，偏偏逼他去背书。可实际上，周伯宜平时对儿子们的读书，监督得并不紧。在日常管教上，更常常很宽容。有一次鲁迅和弟弟偷偷买回来一本《花经》，被周伯宜发现了，他们又害怕又绝望，因为这是属于闲书，一般人家都不许小孩子看的：“糟了，这下子肯定要没收了！”谁料周伯宜翻了几页，一声不响地还给了他们，使他们喜出望外，从此放心大胆地买闲书，再不用提心吊胆，像做贼似的。至于母亲鲁瑞，对他的挚爱就更不必说了，几个孩子当中，她最喜欢的就是鲁迅。从人情来讲，父母总是爱子女的，可由于中国人祖传的陋习，这种父母之爱竟常常会演化成对幼小心灵的严酷的摧残。当然不能说鲁迅就没有遭过这样的摧残，他后来会写《五猖会》，就说明内心也有深刻的伤痕。但总的来说，他还是相当幸运的，至少在童年，他经常都是沐浴在温和宽厚的长辈之爱中。
这就难怪幼年的鲁迅会那么可爱。他长得很健壮，圆圆的脸，矮墩墩，眉眼又清秀，用绍兴话来说，长得很“体面”事实上，直到后来从日本回家完婚，他都被家乡人看作是一位漂亮人物。他性格活泼，机伶，自然也就调皮。他的曾祖母戴氏，平常不苟言笑，总是一本正经地端坐在门口一张硬梆梆的太师椅上，让人觉得不大好接近。鲁迅却偏偏要去逗她，故意从地面前走过，假装跌跟头倒在地上，引得老大太惊叫：“阿呀，阿宝，衣裳弄脏了呀……过一会儿又从她面前走过，又假装跌，要引她再作那样的惊呼。②那么个小小孩，就会如此去和一脸严正相的曾祖母寻开心，倘在别的场合，你想他会有多顽皮！
顽皮似乎成了他的一种天性。随着年龄增长，小小孩的顽皮也就逐渐发展成少年人的鬼脑筋，甚至是恶作剧。三味书屋里有一项必修的功课，叫作“对裸”，老师出一句“红花”，让学生按照词义和平仄，选相对的两字棗譬如“绿叶”、“紫荆”来回答。鲁迅的对课成绩相当不错，屡次得到塾师寿镜吾先生的称赞。有一回，一位姓高的同学偷看了寿先生的对课题目，是“独角兽”，就悄悄地来问他：“你说我对什么好？”鲁迅说：“你对‘四眼狗’好了。”那人也真是呆子，上课时竟真以“四眼狗”回答寿先生，寿先生是近视眼，正戴着眼镜，听了自然大怒，把那同学狠狠地骂了一顿，再看鲁迅，却在一旁用书遮着脸，憋不住要“咕咕”地笑出声来。⑤
一个健康顽皮的男孩子，往往有几分野性。鲁迅虽是长在城里，却没有一般城市中少年人的孱弱相。他七八岁的时候，常受到另一个比他大几岁的名叫沈八斤的亲戚的威吓，心中非常生气，可是家中有规矩，不许与别人打架，他就只好用画画来发泄，画一个人躺在地上：胸口刺着一枝箭，上面写着：“射死八斤！”进入三味书屋以后，他的好斗的性情更有发展，有一次不知听什么人说，城中另一家私塾的老师，绰号“矮癞胡”的，竟然虐待学生，连撒尿都要从他手上领一枝竹签才能走，鲁迅不禁大怒，放学后就和几个同学一起，冲到那“矮癞胡”的私塾里，正巧里面没有人，他们便打翻砚台，折断竹签，大大地造了一通反。还有一次，也是听到一个传闻，说有位姓贺的武秀才，经常在家门口打骂过路的小学生，鲁迅们便相约着埋伏在那人的家门口，预备揍他一顿。他们都还是小孩子，那姓贺的却是武秀才，为了保证必胜，鲁迅特地取了祖父的一腰刀，藏在大褂底下带去，幸亏那武秀才听到风声，不愿意来和小孩子们惹麻烦，否则，我相信鲁迅一定会拔出那柄刀，给那武秀才尝尝厉害的。
鲁迅是个聪明的孩子，四书五经之类的正经书并不能满足他的求知欲，他对这些枯燥乏味的说教，从心里不感兴趣。因此，他从很小的时候起，就自己来开辟另外的求知途径。首先是看杂书，从画着奇形怪状的神话人物的《山海经》，到《封神演义》和《西游记》之类的神话传说，凡是他觉得有趣的，都千方百计搜来读。其次是抄杂书，从陆羽的《茶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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