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会自己也喜欢起自己了！怎么说才能说得更清楚呢？仿佛哺乳期的母亲，她觉得她的乳汁饱满得要命。她觉得发胀。她渴望被一个孩子吮咂。而这时恰恰有一个断乳期的孩子。她就将他抱在怀里奶他了。我想我当时的情形可能就是那样。我想我当时可能还是在扮演织女、七仙女或珍珠姑娘什么的。我想既然是我心甘情愿地扮演使我感到自己整个人都变得生动起来了的角色，我干吗不呢？我干吗不好好扮演呢？我说我扮演，你别以为我是在做戏。我不是在做戏。我不是一个善于做戏的女孩儿。我是想说，我不知怎么的，一下子就进入角色了。我和某一类戏剧角色合二为一了。我没法儿将自己从那样一种角色中分离出来。再说，当时我对自己也认识不了这么透彻……”
“而现在你极想将自己从那样一种角色中分离出来了，是不是？”
她眯起眼睛看了我半天，好像思考我的话符不符合她现在的实际情况，但是却没有正面回答。
“我讲的是当时。我还没讲到现在呢！”她怨怨地说，似乎对我打断她的话不无抗议，“当时我真是从内心里关怀他。我不吝啬给他很多很多的温柔。我想，如果他不是个毫无良心的人，那么他任何时候也不会否认这一点的……”
我说：“是这样。起码在我面前，他一再肯定你是个非常非常好非常非常善良的女孩儿。他说如果没有你出现在他的生命里，他也许会自杀。真的。”
她又眯起眼看了我半天。
我说：“索瑶，你得相信。我对他没有任何义务。我没必要替他取悦于你。”
她垂下目光，喃喃地说：“这我当然相信。他对你说过的话，也曾当着我的面，亲口对我说过。他说他的确产生过好几次自杀的念头。他说他有时候对自己十分困惑。说在家乡的时候，无论生活多么苦，多么没快乐，却从未产生过不想活的念头。他说他那个村子里，六十年代饿死了十几口人，以后二十多年内病死了不少人。怎么死的都有。有把从乡卫生所偷的酒精兑上井水当酒喝醉死的。有因为被水蛭叮了感染而死的。有吃地瓜噎死的。就是没有自杀的。他说尽管他们那儿的人，命都很不值钱，却都很怕死。一旦知道自己要死了，或者怀疑自己要死了，连平时最刚强的男子汉，都会怕得像孩子一样哭起来。他说他不明白为什么自己来到了大都市成了大学生，反而常常不想活下去了。我知道，他自己非常清楚为什么。有一次，我让他陪我到一座饭店去看望我爸爸的一位老首长，我正在大厅打电话，一转身他不见了。他连告诉我一声都不，就撇下我走掉了。我回到学校只不过责备了他几句，他却对我大发脾气，说我不该带他到那么豪华的地方去。就像我是带他到一个什么下流的场所去了似的。而那不过是一座三星级的饭店，如今哪个大城市没有几座三星级的饭店？‘你怎么不替我想想，在那种地方，我是一种什么感觉？’他对我直吼，‘我觉得我好像一只苍蝇！苍蝇！一只苍蝇你懂吗你？我根本就不想知道中国有那么豪华的地方！苍蝇配出现在那么豪华的地方吗？’还有一次，我在街上偶然看见了一个收旧家具的，平板车上摆着一台收到的旧电视机。十四英寸，黑白的。正好那天我身上带着钱，是我平时从自己的生活费里节省下来，准备去买一台中档录音机的。我就用二百七十元，将那台旧电视机买了下来。捧着那么大那么沉一台电视机，转了几次车才回到学校，衣服都被汗湿透了。我一换下衣服，顾上不洗把脸，就这儿那儿找他。找到他，高高兴兴地告诉他，我给他买了一台电视机。他却无动于衷，问我为什么要买。我说：‘是给你家买的。再放假，你无论如何也该回去探一次家啦！带回一台电视机，尽管是黑白的，尽管才十四英寸，家里人也会喜出望外的！’你能想到他是怎么说的吗？他反而板起面孔问我：‘让他们从电视机里看看，外面的世界很精彩？然后使他们绝望，自己们的命运很无奈？这未免太冷酷了吧？’我说：‘你怎么可以这样想呢？有了一台电视，起码可以使他们的生活增添一些娱乐吧？’他说：‘把两种现实差距比照在一起，你认为他们在穷困之中，会从别人的五彩缤纷的生活中获得什么娱乐吗？’我说：‘是黑白的，谈得上什么五彩缤纷吗？’他说：‘你还把他们当人不当人？你以为他们像些动物似的连一点儿想像力都没有？他们就不能从黑白中想像出彩色来？如果近在眼前，看得见则可望不可及，那么想像是不是一种变相的虐待？’我气得再说不出一句话来。而他一说完就走了。只留给我四个字是‘恕不感谢！’那天我哭了一场。如今那台电视机还摆在我宿舍。六个人同宿舍。三个人共一张桌子。谁也不同意把电视摆在桌上，嫌占地方。我只好摆在我的床上。摆在床上占的是我自己睡觉的地方。得斜着躺，躺在床对角线上，才能伸开脚。平时同学不想看的时候，我不敢开，怕影响别人。大家想看的时候，我不能不开，怕令大家不愉快。他从没接受过我的任何实质性的帮助。钱、饭票，或者，哪怕是一袋儿奶粉。只吃过我几袋方便面。他好像非常怕欠下我什么。他好像其实并不需要我这个具体的人。需要的仅只是一份儿预备在那儿的温柔。一份儿情。似乎越纯粹越好。似乎纯粹到抽象更好。似乎内容再多了一点儿，便不是他想要的了。归根结底，我不知道他究竟需要什么。还是我刚才举过的那个例子，他好比是一个孩子，他明明在断乳的状态下，却不要乳汁，仅仅能偎在一个类乎母亲的女人的怀里就行了。而且须得是在他想那样的时候。如果不是他想那样的时候，你主动将他抱在怀里，他会哭闹，甚至会咬你。他这样，使我原先那种良好的自我感觉，渐渐的烟消云散，渐渐的不存在了，没了。到如今，一丁点儿也没了。如今我倒是在做戏了。我也不清楚他是否明白了这一点。他明白不明白，对我都无所谓了。我是由他，才无形中学会做戏的。我的角色还没完成。我还不能摘下行头。我还卸不了装。如今我才知道，有时候，从某一种角色中退出，要比继续扮演难多了！因为现在，我似乎不仅仅是他的女朋友了。在别人眼里，早已经是‘一对儿’了！我当初真蠢，其实并不像我想像的那样，有很多女孩子嫉妒我。这真荒唐！好比花市上的一盆什么花草，被许多人围着看，你便以为那肯定是奇花异草。其实人们之所以围着看，也许仅仅因为那花盆儿样式有些特别。你以为大家都想买。其实并没谁真想买。你一时受到了蛊惑。你惟恐会属于了别人，而你连再凑近的权利和机会都没有了。于是你不加思考，你迫不及待地买下了。而别人呢，故意用嫉妒的目光看你。故意说几句嫉妒的酸溜溜的话给你听。于是你暗暗喜悦，不禁地面有得意。其实人们不过是成全你的兴致。既然你最有兴致，人们干吗不成全你呢？那对于别人是没什么损失的啊！结果呢，你终于意识到，那根本不是你所喜欢的一种花草。而最重要的，是你不知怎么侍弄它，你养不活它。它原本怎么样，还怎么样，并不因为你浇水啦，上花肥啦，它便多长出一片叶子来。也根本没有芳香。你又不能不管它了。毕竟是盆花呀！而且已经属于你了！总不能眼看着它渐渐干枯吧！你不关心它你有一种罪过感。别人也会谴责你。你关心它吧，它并不回报你。并不因为你的关心就变得绿了一点儿。最糟糕的是，它已经成了你自作自受的一种尴尬。你不知该把它摆在你生活的什么位置。这一点也由不得你自己了，不是你想把它摆在哪儿，就可以摆在哪儿的。因为摆法是人们约定俗成地确定了的。你也不能藏起它来。你已经是‘一对儿’中的一个了，你想不是就不是了吗？不是你得付出代价。如果他不是他，而是另外的一个男学生，我早就不忍受这种关系了。但他是那样一个人，问题就不那么简单了。如果从我这方面关系有变，‘嫌贫爱富’、‘以貌取人’、‘门当户对的观念作祟’，等等等等，我知道人们早已拟定好了些什么样的罪名，准备扣在我头上。我也不知道我将为此付出什么代价。我其实是个惧怕成为舆论目标的女孩儿。好的或不好的舆论一旦成为目标我都怕。我知道我根本承受不了。我脆弱得很。后来又有同年级的男生向我表示过亲近。暗暗塞给我纸条儿，邀我散步，假期一块儿去旅游，我都不敢有任何暧昧的表示，都一本正经地拒绝了。还装出仿佛受了侮辱的样子，好像我在忠贞地维护着什么似的……完了。全过程。就是这样……就是这样……你听了，认为我坏吗？……”
表弟（25）
我说：“不。你一点儿也不坏。”
她微微苦笑，垂下目光，神态很委屈地说：“你不必想要安慰我。我也并不是问你。我是问我自己。最近我经常独自回想我们之间的事。回想了就这么问问我自己。”说罢，向后一靠，将头仰在沙发背上，撩起目光，望着吸顶灯。
她深长地呼吸了一次。如同练气功的人吐故纳新一样。又仿佛一个溺水者刚被救起，一副四肢瘫软的样子。我想她一定是累了。因为在她诉说的时候，我看得出她始终处在一种亢奋的状态。而且，始终以一种异常端正的姿势坐着。始终以一种一句紧接一句，紧密得仿佛惟恐被打断似的，连绵不绝的语调诉说。
回忆是人惟一不能被逐出的天堂。
回忆又是人惟一经常被打入的地狱。
我自己就是一个经常处于回忆之中的人。也经常回忆初恋、情感历程，如果那是苦涩的、无奈的，每回忆一次，便如心灵被剥了一次皮，便如虚脱。何况，我的回忆，都可以说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而她的回忆，还没醇到谈得上是回忆的地步。不过全是一年前的事。并与今天的她连着脐带。这脐带的两端，都是要从现实中再蜕生一遍的骨骼刚刚定型的大婴儿。她是。他也是。她想充当圣母玛丽亚而终于精疲力竭承认自己不能胜任。他的确是反常态的。他是一个被穷困所扭曲的青年。世界上还没有一个人经历了穷困而能幸免未被扭曲。敏锐的人只须十分钟就能从一个人身上发现这种经历，穷困是红斑狼疮。不在脸上，也定在被衣服遮住的什么部位。穷困扭曲人的心灵，这也许便是穷困最主要的丑恶了吧？区别也许仅仅在于，人曾被它扭曲的程度和样式千差万别。何况，从他所走来的地方，穷困的遥远的阴影，仍追踪并笼罩着那孤独敏感的青年。他逃不开它。在这繁华的京都，在似乎云集了天之骄子的时而浮躁时而空虚时而激情荡漾时而纨袴成风的大学校园，那阴影显然更加咄咄逼人。我仿佛看到一片雷云在天空戏耍地追逐并企图吞没一只小小的走投无路的蝴蝶。不，一只蛾子……
我简直不知道更应该先助谁一臂之力，她或他。
而我，除了听，和怜悯，又能实际做什么呢？
我还须严谨地包裹起无论对她，还是对他那种廉价的怜悯。因为倘他们感到了这一点，无异于是感到了一种伤害。
我说：“你坐随便点儿，干吗又变得那么拘束了？”
她便将一支手臂撑在沙发上，身子倾斜着，使自己的姿势懒散了些。
“说了这么多，你究竟打算怎么办呢？”
“我还要对他好。”她不假思索地说，“反正我还要对他好。明年他就毕业了。我曾劝他考研究生。他坚决不考。他说，学中文的，硕士又怎么样？博士又怎么样？将来反而比本科生更难分配。我想也是。六七年前，我们中文系毕业的，大报社、大出版社、文化单位争着要。现在，连一些少年儿童报，少儿出版社都不要我们了。一切文化单位，像连加床都住满了的招待所。想联系工作，跟你说三句话后打发走你，就算给你面子了。两年前考上研究生的，今年都后悔极了。因为连两年前他们觉得屈才的单位，如今都被本科生占满了。所以他毕业时，我要尽全力帮他。调动起我爸爸的一切社会关系。满足他留在北京的愿望，磕头作揖也在所不辞……”
我问：“他非常想留在北京吗？”
她赶紧反问一句：“到时候你也能帮他吗？”
我比她反应更迅速地说：“不，我不是那个意思……不过我能理解……到时候看吧……”
我不忍当面给她一个毫无指望的回答。也不忍给自己留下一种将来根本尽不到的义务。我的话含含糊糊吞吞吐吐。我感到自己脸红了。我觉得我的话很笨。本可以说得更巧妙些，却因仓促防御未免捉襟见肘。我难堪地讪笑着。我想我当时的样子一定很令人讨厌。
她说：“我知道这是难事。你别不好意思。其实，就算是某种义务，也不该轮到你。只能是我自己义不容辞的义务。他倒没对我说过愿不愿意留在北京的话。一次也没说过。但他对我说过好几次——说他一旦分回省里，就前景黯淡了……”
我从难堪的窘况之中爬出来，以劝人宽心的口吻说：“那倒不一定吧？全国每年毕业那么多大学生，总不能年复一年都分配在北京啊！地方也可以大有作为嘛！”
她说：“他一分回省里，肯定就得再由省里分回到县里。如今，县里考出来的，没后门，没关系，想留在省里也相当之难。再说他又是学中文的。到了地方，最不受欢迎的，就是中文系的大学生。”
我说：“现在提倡大学生到基层，从基层干起。基层也更需要。在县里做出成绩了，还可以被调到省嘛！”
她说：“两个月前，他给县里写过信，询问过。县里也不知什么人给他回的信，希望他还是不要回到县里，真回去了也很难安排合适的工作。当秘书，他不是党员。搞宣传，现在搞宣传的人已超编了，还不知该往下裁谁呢！计划生育办公室倒空着一个缺，但要的是女的。接到信后，那一个多月他心情灰到了极点。他曾对我表示，再也不愿碰壁了，听天由命了。他说大不了是从哪儿出来的再回哪儿去，回到他们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