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老五不动声色，背在身后的一只手，以摊底牌的动作，缓而慢之且稳操胜券地移到了身前。
手里握着一卷绳子，一截绳头悠悠地摇着。
“支书，听话，啊？听我五哥的话，回去吧，啊？还是听话的好，不听我五哥的话，那像什么样子呢？……”
韩喜奎劝说着，如同哄一个犯拧脾气的孩子。
“对，对。别不懂事理。支书也得懂事理呀，不回去是不行的！”
“杀人抵命，欠债还钱，古往今来……”
“住口！”男人愤怒了，“我与麻老五之间的事，与你们有什么相干？我只欠麻老五一人的钱，没欠下你们几个的？帮狗吃屎的东西！……”
“你骂我是狗？”
麻老五手中的绳头不摇了，语气中充满了威胁。
“我……我没骂你……”
这当支书的男人，顿时气馁了。
“骂我们也不行！老五的事，就是我们的事，我们就是愿意为他两肋插刀！”
“你别惹爷们儿不耐烦！……”
麻老五垂下握着绳子的那只手，举起了另一只手，于是两个“帮狗吃屎的东西”立刻缄口了。麻老五的威严，在逃债的这一个男人面前，在曾有过至高无上的权力的这一个男人面前，在此时此刻，体现得那么恰当又那么令人信服。
企图逃债的这一个男人的最后一点自尊心，彻底崩溃瓦解了。“耿福全，你得把刚才那句话解释清楚了！你不是骂我，是骂谁？”
“……”
“五哥，叫他承认，是骂他自己！”
“对！非叫他承认是骂他自己不可！欠了你两万元，想一逃了之，还……”
麻老五的手又一举。
说话的嘴巴闭得比眨眼睛还快。
他痛苦地耷拉下了他的脑袋。
从前，他也曾有过如此这般的威严。而现在，尤其此时此刻，他一点儿也没有了。他曾有过的威严，是被麻老五偷去了抢去了！就这么回事儿！
“听见了？你得承认你是骂你自己。”
冷冰冰的毫无怜悯之心的话。
“我……我……”他无可奈何地嘟哝，“算，算我骂我自己……”
喋血（13）
“算吗？”
“是……”
“这还差不多。那么，请回吧！”
“我……你高抬贵手，放我一条路……”
“唉！……”麻老五居然叹了一大口气，仿佛更其进退两难的是自己，“你呀，你这人怎么这样糊涂！我若放你一条路，我那条退路不就等于没了吗？”
对方叹那一大口气，使他于绝望之中产生了一线希望。他那耷拉着的脑袋，马上就抬了起来。
他急急地说：“你放我这一条路。你放我这一条路对你有好处！我到异地他乡去，不是为了逃你的债，是为了还你的债！我要带着妻儿老小，闯世界，舍得全家人的命挣钱，攒钱……”
“中国这么大，三十多个省，千儿八百个县，现如今，没户口也能活人了，你就是吉星高照，发了，我哪儿找你呀？”
“我若发了，仙山神地，我也不留恋！我耿福全一定一定揣着两万元回村来见你！你得相信我！”
“我凭什么相信你？”
“我起誓！”
“这年头，谁信谁的誓呀？”
“我……我以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党支部书记……”
“得啦得啦！”
麻老五终于厌烦起来。
“我以我祖宗八代……”
“真NB023唆，不信就是不信！”
“我……我……”
这一个企图逃债的男人，这一个村党支部书记，再也无话可说，双膝一弯，分明地，他给当年受他任意摆布的村民麻老五跪了下去。
一时间，山谷变得那么寂静。世界变得那么寂静。
连栖在老树上的乌鸦们，想叫，都不叫了。
麻老五等，大为出乎意料，怔怔地，低头瞧着跪在他们面前的这一个男人，简直都有点不能相信那就是他，那就是从前凌驾于他们之上，如同一尊佛爷似的，头顶笼罩着某种神圣光圈的那个人。
“哎呀，支书，您这……您这是何苦呢？犯不着这样子嘛！快起来，有话好商量，快起来……”
韩喜奎第一个动了恻隐之心，他慌慌地弯下腰，想扶起他的党支书。可他的手刚碰到他的入党介绍人的身体，顾忌到了什么，扭头看麻老五一眼，见麻老五并没有明显的允许他这样做的意思，双手不由得畏缩回去了。
“我……我是觉得……”
他欲解释什么，因为倏忽间，他感到在他的“五哥”面前，自己已然丧失了立场。而且很可能由此永远地丢掉了对方的信任。
他识趣地直起腰，尴尬地后退了一步。
“嗤……”
四人中，有一个人打鼻孔里喷出一声讥笑。
最不敢相信眼前情形的，还是那个女人。她生平第一次意识到，她的男人从此真的再也不足以依恃了。她似乎明白了，前面已经没有一步好走的道路了。
她放下了孩子。就放在雪地上。
“别来这一套！……”那男人此时此刻的软弱，不但没能使麻老五动容，反而使他心肠更硬，态度更蛮横，语气更冷：“你这一套是跟我学的！想当初，我女人怀了第三胎，我死活求你，你对我发过一点儿慈悲吗？我不是也给你跪下过吗？我还给你磕过响头；可你却派人生把我老婆捆着绑着送到了医院……结果真是我个儿子！……你害得我断子绝孙！……”他越说越来气，吼道：“你们几个还愣着干什么？给我绑了！今天牵牲口一样，也要把他牵回去！……”
突然，那跪着的男人，听到了一声轰响。同时觉得有些黏乎乎的东西溅了自己一脸。如他一斧劈死他的老狗时，溅在脸上的东西一样。
他微微吃惊地抬起头，见站在他面前的麻老五，没了脑袋。没了脑袋，麻老五那粗壮的身子，却仍叉腿站立着，一只手里，也仍握着那卷预备用来捆绑他的绳子。
一股火药味混合着一股血腥味儿扑入他的鼻孔。
他侧脸看他女人——双筒猎枪端在女人手中，一支枪筒往外冒烟。
枪膛里，还有一颗子弹，也是专用来猎杀野猪的很厉害的“炸子儿”。
又是一声枪响。
女人的脸比方才在“塔头甸子”使他感到可怕时更其可怕。
麻老五那没了脑袋的身体，像被人使劲一推，直挺挺地往后倒去，倒在雪白的地上。
哇！哇哇！……
老树上的群鸦乍起惊飞。
“她！……”
“打死她！打死她！……”
男人跪在雪地上挣扎不起。
他眼见他们扑向了他的女人，耳边听到一阵乱石砸在软物上的闷响——又是那一种黏乎乎的东西溅在了他脸上。
“我……我没动手！没我的事！没我的事！……”
是韩喜奎的叫喊。
“没我的事！没我的事！没我的事！……”
叫喊声渐渐远去，山谷间响着经久的回音。
终于，一切归于宁寂。
终于，男人挣扎了起来。
终于，乌鸦们不知从何处飞回来了，却疑疑惑惑地，不敢重新栖落在那株老树上——树上吊着一个人。
哇！
哇哇！
……
它们在树顶盘旋。
雪地上，那孩子一点儿声息也不发出。
新鲜的血腥味儿在山谷间飘散开去。
喋血（14）
远处，传来了几声狼嚎……
第五部分
每当有人因他的好牙口好胃口而对他刮目相看，他总那么说。说得虔而又诚。他曾是“右派分子”，在某边陲农场改造了二十余年。似乎，他认为，他的好牙口好胃口，以及全方位的健康硬朗，乃是长期被改造的好处，因而自己实际上是“反右”的既得利益者。往往，惟恐别人怀疑他的虔诚，又总是要在感激的话语之后补充两个字——“真的！”
发言（1）
生命纯粹是一次偶然。这观点现在已经被大多数的人们认可了。相对而言，人生却要复杂些，起码来说要麻烦些。倘偶然的生命摊上了必然的时代，人生的历程有时就麻烦得没有什么道理可讲。直至死掉，才算终获解脱。正所谓不速而来，不速而去。仿佛争先恐后前往参加最后的一次重大庆典；仿佛那是名额有限且体现身份的活动，尽管人人手中都预发了一张入场券，但去晚了入场券就作废了因而太可惜了似的。
近五年，平均下来，每年都要参加几个人的追悼会，我心戚戚。今年又送走了两位忘年交，其中一位便是柳先生，我一向尊称他“柳老师”。
柳老师享年七十有三。生前体格硬朗，坚持晨练。熟悉他的人，皆认为他可以活到八十三。努努力，活到九十三以后，似乎也是大有可能之事，因为他是那么健壮啊！
他逝世前不久我还见到过他，在一次出版社举行的新书研讨会上。很平庸的一部小说，到会的都是因名而寂寞之人，与同样平庸又同样偏得浮名的我——为平庸充当炒作之帮闲，说些逢场作戏虚与委蛇的平庸的话。有人连书也不曾翻看一下，却一张口便俨然是在发表权威性的评论。会后备了自助餐，七十三岁的柳老师，仍有一口坚固锐利的、基本上属于原件的好牙；并有一副吸收功能消化功能都极佳的好肠胃。那日他吃得津津有味，大快朵颐。喝起啤酒来如同严重缺氧之人贪婪吸氧，三杯四杯下肚，竟脸也不曾微红一阵。他豪饮。正值暑季，考虑到大多数人胃肠的适应性，没提供冰镇啤酒，提供了一盘子冰块。别人只不过往杯中放一二冰块，他不，他专为自己夹了一小盘冰块。他喝一口啤酒，便放一块冰入口。接着，嚼得嘎嘣嘎嘣响。周围众人看着他一个个目瞪口呆，无不显出羡煞乃至于嫉妒的样子。
而他，咽了以后，连说：“这样才痛快！这样才痛快！”
分明的，也有那么点儿炫耀好牙口和好胃口的意思，满脸的洋洋自得。
于是，众人都对他的好牙口好胃口肃然起敬。
而他亦庄亦谐地说：“感谢从前对我的改造，受益匪浅，受益匪浅……”
每当有人因他的好牙口好胃口而对他刮目相看，他总那么说。说得虔而又诚。他曾是“右派分子”，在某边陲农场改造了二十余年。似乎，他认为，他的好牙口好胃口，以及全方位的健康硬朗，乃是长期被改造的好处，因而自己实际上是“反右”的既得利益者。往往，惟恐别人怀疑他的虔诚，又总是要在感激的话语之后补充两个字——“真的！”
想想吧，一位七十三岁的老人，举杯豪饮，接着嘎嘣嘎嘣地大嚼冰块，那是一副多么雄壮的情形？
然而半个月后，我竟亲笔为他写讣告和悼词。读者不难想像，听说他死了，熟悉他的人们多么惊讶。其中自然包括我。
他不是死于飞来横祸。
也不是死于什么长期潜伏于他身体内的噬命病毒。
而是——死于一次会议。
确切地说，是死于一次发言。一次他自己的发言。他一生的最后一次发言。
当我从别人的口中，片片断断地获得了他的死因以后，我就不再像起初那等惊讶了。自古人生谁无死呢？对于一位七十三岁的老人，怎么死还不是一样的呢？我甚至觉得，死于自己的一次发言，反而是比死于横祸死于恶症来得幸运的事。不是吗？死于横祸，难免地将死得皮破肉绽，断肢溅血。死于恶症，又每将死亡这一件事拖得旷日持久。直至自己被折磨得不成人样不算，也势必拖累得亲人子女身心交瘁，最终暗祈自己早点咽气，求全体的解脱。以上两种死法，第一种不正常，而且每有责任官司留给亲人子女。第二种太被动，迫人接受惟一的现实，而且每有失于人之作为人的起码尊严。相比较而言，死于自己一生的最后一次发言，毕竟的，总还算死得干净。似乎，更适合于一位知识分子的死法。尽管，那一次发言使他又招致了无尽的烦恼与愤懑，并使他的头脑大面积溢血。但那点子血，却终究没出在头皮外，只溢在脑壳里。既不曾使自己恐慌，也不曾吓着别人。
因为我是他的忘年交，对他一生的大致情况，是有所了解的。正因为有所了解，对于他的死，我渐渐地由惊讶而认为命中注定了。既然他的一生都受发言这种事儿的摆布，死于最后一次发言，不仅符合“中国特色”这一大概念，而且也算是死得一贯了吧？虽然并不一定其所。
柳老师祖籍山东，生于北方，求学于南方。一九五二年大学毕业，专业是社会学。学生时代的他确信社会学是国家的眼，能替国家见所未见，进而想所未想，于是著书立说，畅言治国理念，实现服务于国的抱负。
由于有如此单纯的人生打算，所以他基本上是当时的一名“安分”学生。也就是说，既不曾与大学校园里的地下中国共青团中国共产党组织主动接近过，也不曾被大学校园里的“三青团”之类所物色所拉拢。因为他太安分了，太“以学为主”了，故在大学校园里的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团员们看来，是一名缺乏政治热忱、思想近于迂腐的学生。成功地发展他是不太容易的。向他暴露政治身份是根本不值得的。而“三青团”之类，基于对他的同样的看法，也是那么的不屑于待见他。其实，对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他并非一名完全没有立场的青年。只不过他的立场形成于内心里，不知该以怎样的方式向谁们去表达才妥。在当时的大学校园里，他不但是一名太安分的学生，而且还显得那么离群索居，独往独来。然而，蒋介石政府的腐朽没落朝不保夕，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沉重打击下黔驴技穷节节败退溃不成军的局面，毕竟也昭昭地看在他眼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捷报频传，毕竟也一次次地在他年轻的心里掀起过大的激动。那是正知识化着的青年，对于呈现在自己苦难国家之上空的希望曙光所怀的真切的喜悦。然而这青年一如既往地离群索居；一如既往地独往独来；一如既往地内向；一如既往地沉默寡言；一如既往地埋头研读中外社会学著述；一如既往地既不被校园里的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团员们所理解，也不被国民党的“三青团”之类所相中。他那种不动声色的激动和喜悦，也只不过化作夜深人静之时，日记里的一行行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