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是、是，皇上天恩臣无事。
这一制联的矛头是对着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的。
咸丰帝此次求言，言路大开，许多官员凭实汇报，说出了许多咸丰帝未曾听闻、不敢相信的事情：各地盗贼蜂起，官员贪污腐败，兵弁懈怠嬉玩，财用困乏不继。美好的场景一下子被这么多的丑恶现象所替代，反倒激起了这位青年天子力挽狂澜的雄心。
可是，最最要紧的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咸丰帝不像是一个没有主见的人，上书房中杜受田十四年教诲发挥了作用。他最为欣赏的是各地官员按照儒家学说、祖宗制度提出的解决办法，甚至引经据典地指责当时的理学大师倭仁的一些意见（这些意见也是从礼教中引申出来），足显示其学识功力。杜受田看到自己的好学生如此办理，心中高兴无比，私下里或许给了一个“优秀”的成绩。这一对君臣相信，只要按照儒家学说、祖宗制度来办理，天下一定大治。
然而问题就出在社会的各种弊端，皆源于儒家学说和祖宗制度，以此去救世，如同以火救火，以水治水。周期性的王朝治乱，被传统史学家荒谬地概括为性理名教的兴废所致，使人们坚信，不是经不好，而是和尚念歪了经。殊不知“治”、“兴”非为念经正，“乱”、“废”亦非不念经。当理论与实际相背离时，经不能不念歪。
一道道谕旨发往各地，官员们纷纷称赞圣旨英明。可政治却没有起色，局势反越来越坏。谁又敢说圣旨无效无用呢，最聪明的方法是用纸将火包起来，等到烧穿了那天再说。
这一段君臣相处的日子，奕裕罄椿匾涞溃骸 �
朕即位后，（杜受田）周谘时政利弊，民生疾苦，亦能尽心献替，启沃良多。每召见时，于用人行政、国计民生，造膝敷陈，深资匡弼。
由此可见杜受田的作用之大。但是，君臣俩一心厘清恶弊的种种举措，纷纷坠落于黑暗政治的潜网中，无声无息地消失了。他们俩竟然对此毫无察觉，问题是谁也不会对他们说。
在咸丰帝登基后的最初两年里，杜受田几乎是随侍左右。当咸丰帝拜谒道光帝陵寝——慕陵以及东陵时，旨命杜受田“留京办事”，很有替天子看家的味道。1852年，因黄河在丰县破坝决口，水漫山东、江苏，百姓生计无着。看来咸丰帝对地方官敷衍草率不好好念经感到气愤，派杜受田亲自前往调查解决。
奉旨出京的杜受田果然实心办实事，一路上风尘仆仆，详查灾情，请旨赈粮。8月，到达江苏清河（今清江市），炎热的天气、潮湿的环境触发旧患肝症，再加劳累过度心力交瘁，于22日病故。
当杜受田去世的消息传到北京时，咸丰帝声泪俱下，悲痛异常，朱笔写下了一段极富个人感情的话：
忆昔在书斋，日承清诲，铭切五中。自前岁春，懔承大宝，方冀赞襄帷幄，谠论常闻。讵料永无晤对之期，十七年情怀付与逝水。呜呼！卿之不幸，实朕之不幸也！
“赞襄帷幄”一语出自被“赞襄”的皇帝本人之口，道出的不仅是对杜受田的赞扬，而且还稍稍流露对杜受田的依赖。这一词语，咸丰帝后来还多次用过。
杜受田的丧事，规格高得异乎寻常：赏陀罗经被、赏银五千两、赠太师大学士、命沿途地方官亲自照料护送灵柩。咸丰帝还打破常规，不待内阁票拟，自行特谥“文正”。11月15日，他亲自到杜受田的家中奠醊，抚棺洒泪，悲悼实深，在场者无不动容。他哭的是杜受田？他是为自己而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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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受田死了，咸丰帝由此体会到了孤独。局势的恶化使纸终于包不住火，于是他更思念这位荩臣。1853年春，他到国子监临雍讲学，特派其五弟奕誴祭奠这位恩师。当日颁下的谕旨明晰地流露其心情：“（杜受田）倘能久在左右，于时事艰虞，多有补救。”他又是多么希望杜受田能帮助他挽救岌岌可危的朝运。
杜受田死了，咸丰帝将他不尽的思念转化为对杜氏家人的隆恩。杜受田的父亲前礼部侍郎杜堮，赏礼部尚书衔，赏食全俸；杜受田的长子杜翰，时以翰林院检讨放湖北学政，15个月就由从五品提升至正二品的侍郎，并进为军机大臣；杜受田的次子杜，亦升至侍郎；杜受田的三个孙子，全都加恩赏给举人，准一体参加会试。
杜受田死了，死得又是那么安详。作为师，造就一代君主；作为臣，做到鞠躬尽瘁。他再也看不到历史的结局。倘若他天上之灵知道亲手培养的奕裕蛩蜕匣饰欢缭缍袅诵悦岵换岷蠡谧栽鹉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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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清史的同行们有一个共识，即清代的皇帝个个励精图治（至于是否能做到当属另一回事），不似明代那几个昏君，居然几年不上朝，放任国运衰败。
造成这一情况的部分原因是清代的制度。
自明太祖朱元璋废除丞相之后，明、清两代都是皇帝亲理政务。虽说天子圣明万能，但一个人毕竟忙不过来，在实际操作中逐渐形成了辅佐班子。这在明代为内阁，到了清代，除沿袭内阁外，康熙时出现了南书房，雍正时又设置军机处。
从性质上讲，明代内阁、清代军机处都是皇帝的秘书班子，工作任务是为皇帝拟旨。明代的内阁大学士、清代的军机大臣，也都是差而不是官，由皇帝钦定，不必循官场之例迁转。但两者之间最大区别在于，明代各地、各衙门的报告先交内阁，由内阁对此提出处理意见，谓“票拟”，再交皇帝审阅，批准后作为谕旨下达。皇帝若懒得动笔，可由司礼、秉笔太监代劳。这就出现一条缝隙，政务可以由内阁、司笔太监转化为谕旨。 清代不同了，沿袭明代的题本制度（同样交内阁票拟），到了勤政的雍正帝手中，大多变为奏折。奏折由具有奏事权的官员 亲封，由皇帝亲拆，皇帝批阅后下发军机处，由军机大臣根据皇帝的朱批或面谕拟旨，再经皇帝批准后下发。在这种体制下，皇帝若不及时发下奏章，政务中枢即梗塞 。至于皇帝批阅奏章专用的朱笔，太监谁也动不得，那可是杀头的罪名。
以一个人的精力和智慧，每天要阅读、研究几万字的奏折，立即形成对策下发，还须召见京内外大臣，这确实超出了平常人的极限，近乎于对神的要求。当时人谓天子日理万机、宵衣旰食，有时也不全是阿谀之辞。
清代皇帝的享受是人间之最。
清代皇帝的工作量也是人间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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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因为如此，咸丰帝在上台后的八个月，便主演了一幕众人拍手叫好的戏——罢免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
穆彰阿，郭佳氏，1782年生，满洲镶兰旗人。1805年中进士，入翰林院，散馆后在词臣上迁转。1813年升礼部右侍郎，此后屡降屡升。他的转机，在于1825年以漕运总督襄办海运 ，始受道光帝注重，召京后署理工部尚书 。1827年旨命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1828年任军机大臣。1837年起，为首席军机大臣，由此至1850年，他一直是道光帝最信赖的人。
道光帝是一个生性多疑的人，穆彰阿能长居政坛不倒，乃是取法道光帝的另一亲信曹振镛 ，以“多磕头、少说话”为政治秘诀。穆彰阿位于首辅，几乎每天都被召见，他很少建言，每遇垂询，必尽力揣摩帝意而迎合之，而不究事理本身。他对于道光末年的政治败坏，应负有无可推卸的责任。
严格地说起来，穆彰阿也是咸丰帝的老师。1836年即奕裕胙保次鲜榉康淖苁Ω担�1849年初因保举不当被罢，改为杜受田，可不知为何，道光帝临死前两个月，穆又复充上书房的总师傅。对于这位老师，咸丰帝很小便听到了许多，早就想拿他开刀。
中国传统政治的一个重要表征，就是“一朝天子一朝臣”。咸丰帝登基后，没有立即采取行动，很可能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穆彰阿多次充当考官 ，且长期结交京内外官员，特别喜欢拉拢年轻有才的下级官员，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势力集团，时人谓之“穆党”。咸丰帝欲罢免穆彰阿，所下谕旨若由内阁发出，穆是文华殿大学士（即内阁首揆），若由军机处发出，正好穆是首席军机，须得事先考虑安排好才行。
仅仅出于上述原因，就足以使咸丰帝罢斥穆彰阿，但从咸丰帝后来的谕旨来看，他更加不满的是穆氏的对外政策，这就牵涉到先前那场鸦片战争。
1840年7月至1842年9月，英国侵略中国，蹂躏东南沿海，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不平等条约。虽说战争爆发时，咸丰帝只有九岁，不可能理解战争的过程和意义，但他的老师杜受田当时曾发表过意见。1842年8月，杜受田上奏建策：用中国传统的木簰，火攻突入长江的英国舰队。这是书生论兵的典型，表现出对前线战况和近代军事技术、战术的无知。他的建策不可能被地方官采纳，但他的思想不会不对奕裕⑸跋臁！ �
鸦片战争失败的原因，今天看来是很清楚的，在于中国政治的腐败和军事的落后。但当时的士大夫不承认这一点，不相信堂堂天朝居然不敌区区岛夷。他们认为，战争的失败在于忠臣林则徐等人的抵抗主张没有得以实现，在于奸臣琦善、耆英等人一心畏夷媚夷，而穆彰阿又在此时蒙蔽了道光帝。
士大夫的看法归结起来，就是主张对“逆夷”强硬而不是屈服，而广州反入城斗争又使他们误以为强硬政策获得了胜利。
由于中英南京条约中英文本的歧义，战后英国人是否可进入通商口岸的城，中英双方有着分歧。 两广总督兼五口通商钦差大臣耆英，在战争中被打怕了，竭力维护民夷相安的局面，对外持软弱态度。他起初因广州绅民反对，对英人入城问题推诿腾挪，后因归还舟山而允诺英方有权入城 。1847年4月，英军战舰再入珠江，陷虎门，逼广州，耆英见势不妙，允诺1849年4月6日开放广州城。
英人在未入广州城之前，居住在今广州沙面以东大三元酒家一带的商馆，距广州城西南城墙仅二百米。广州绅民在入城问题上的坚决反抗态度，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是没有认清反侵略的真正方向。
1848年初，耆英被召回北京，晋文渊阁大学士。继任两广总督兼五口通商大臣的徐广缙、广东巡抚叶名琛，对外持强硬态度。他们不顾耆英先前的承诺，于1849年4月断然拒绝英人入城，并组织团勇近十万人，准备与英军一战。因入城一事尚小，兼未作好战争准备，英方宣布将入城一事暂为搁置。也因为翻译问题，清方以为英方永远放弃了入城的权利。
就这么一个小小的胜利（今天看来是否是胜利还很难说），大大鼓舞了主张强硬的官绅士民，认定只要由强硬派掌权，就会改变鸦片战争以来屈辱的局面。就连道光帝也为此一振，认为这是兵法中“善之善”的“不战而胜”，封徐广缙为子爵，封叶名琛为男爵。
广州反入城斗争胜利时，咸丰帝已经十八岁了，离他当皇帝还不到一年。他已经懂事了。由此，摆在咸丰帝面前的结论，似乎是很明显的，只要罢斥这批对外软弱的官员即可，只可惜父皇还在受穆彰阿的“蒙蔽”。
咸丰帝登基未久，中英关系中又发生了一件事。
《苦命天子——咸丰皇帝奕裕贰〉诙糠稚淦说募�2）
1849年英人入广州城被挫后，英国驻华公使文翰（S。G。Bonham）向国内报告，英国外相巴麦尊（H。J。T。Palmerston）指示文翰继续交涉，并发下他本人致穆彰阿、耆英的照会。文翰因在广州与强硬的徐广缙无法打交道，便驾船北上，企图在中外关系和好的上海打开缺口。
1850年5月，文翰到达上海，与两江总督陆建瀛会谈，要求转递巴麦尊致穆彰阿、耆英的照会和他本人致耆英照会。陆建瀛先是拒绝，但听说英国将派船北上天津，态度立即软了下来。咸丰帝收到陆建瀛的奏折，下旨：命陆建瀛劝文翰南下，有事只许与兼理五口通商事宜的徐广缙交涉。谕旨中称：
若非剀切晓谕，于妄念初萌之际示以限制，势必以无厌之词，向在京各衙门纷纷呈投，成何事体！
咸丰帝这时的策略是，不与这些桀骜不驯的“夷”人们打交道，让善于制“夷”的徐广缙来办理此事。同日，他还发给徐广缙一旨，让他“坚明约束”，“折其虚，破其要挟。”
巴麦尊的照会指责徐广缙危害中英“和好”关系，并要求在北京进行谈判，“商订其事”。这种直接照会京内大臣的告状做法，使咸丰帝认定英方在行“反间计”，陷害忠良徐广缙。而巴麦尊的照会不发给别人，偏偏发给穆彰阿、耆英，又很容易使人对此两人发生怀疑。特别要命的是，文翰给耆英的照会，内中有一段话：
兹以贵大臣本属贵国大员，熟悉外务事理，众所共知。更念本国前大臣等素与贵大臣频恒札商，极敦谊礼，衷怀欣慰，为此乘机备文，照会贵大臣阅悉。
这种来自敌方的对耆英及其外交政策的赞扬，实实在在是帮耆英的倒忙。
也就在这一时候，咸丰帝以耆英所奏用人行政理财诸端，持论过偏，传旨申斥。
也就在这一时候，咸丰帝以英人梗顽，命林则徐进京，听候简用。
咸丰帝的意向，已经明显得不能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