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签名（很多人感恨而不敢签）。但抗议能顶屁用，我参加过的科技竞赛、见过的科研鉴定多了，哪一次我没看到虚假？我写抗议书是因为眼里容不得沙子。如果我的专业是政治，早就坐牢去了。
这次竞赛选出十个“软件明星”，只有我的软件和清华大学博士生的项目值得一看。我不能否认他的项目水平极高，但那不是他个人的作品（评委甚至认识他的导师，知道项目的来龙去脉）。我的作品被评为第一，他的项目被评为第二。组委会来拍电视，可是找不到浙江大学的展板。因为浙江大学没有任何准备，我是一个人来的，我的作品夹在杭电的作品之中，没名没姓。我只好从塑料袋上剪下“浙江大学”四个字，贴在展板上撑撑门面。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清华大学就一直在浙江大学头上“作威作福”，我好歹也争了一口气。可是颁奖时，组委会竟按地方顺序从北京念起，我沦落到第七，差点咽气。
我曾在上海的一辆公共汽车上与一位北京来的旅客聊天，此公极健谈。似乎他到上海旅游的目的就是为了发掘北京的优越性。见我挂着浙江大学的红色校徽，且对清华、北大并不神往，不禁十分迷惑，就问：“浙江大学在浦东还是浦西？我要去看看。”
北京已经是极度优越了，那里的处长局长比我见过的土豆还多。就请不要把什么鸡皮蒜毛的好东西都拿走，给我们留点希望吧。
1997年11月，在穷得快挨饿的时候，我获得了中国大学生跨世纪发展基金特等奖（全国共20名，奖金1万元）。在人民大会堂领奖时，我以为能碰到宋健等人物，不料见到的却是政协的人手，不禁甚为失望。给我们出钱的是一个靠资本运作发财的集团，在宴会前，该集团领导人和我们座谈，他什么不好吹偏偏吹自己是个高科技企业：“我们主要从事生物工程，几年前就掌握了克隆技术，英国的‘克隆羊’简直是小菜一碟。……我们在东北有个农场，新品种的小麦长得比人还高，麦粒跟葡萄一样大，你们不久都会喝到用这种小麦酿的啤酒。……我如果去美国炒个总统，那就跟玩似得。”
我们几个获奖的博士生吃饱喝足、拿了钱后，关起门来把那个老板臭骂一通，扬长而归。别以为给钱就能让我们说好话！｛ txtsk ｝
刚拿了“跨世纪发展基金”，又马上获得“浙江省青少年英才奖”，浙江大学也给我发奖学金。比起那些一个月只有300元工资的博士生们，我简直是“暴富”。还了朋友们给我的“救济款”后，仍然是个“富翁”。我老是觉得手头的钱是抢劫来的，心里不踏实。于是找浙江大学校团委“诉苦”，请校团委把我的“不义之财”捐给浙大的贫困学生。校团委的老师热情而坦诚，说愿意等我成为真正的富翁时再接受捐款，现在不能让我“杀鸡取卵”。但为了能让我表达心意，建议我资助“希望工程”的中学生，让我选了5个初一的学生，每个学生500元。我轻浮地以为自己真的帮助了5个中学生，直到1998年暑假我见到了其中的一个中学生，才发现自己做的好事只不过杯水车薪而已。我是到了自己贫困失意时才真正去帮助那些孩子的。
在1997年，我在学生时期的荣誉已登峰造极，觉得自己的翅膀已经硬了，不想再混下去。我总以为自己是第二个史玉柱，应该开个软件公司来振兴民族软件产业。我曾到东软集团（沈阳）参加“民族软件产业青年论坛”，大不咧咧地作了一次演讲（现在发现演讲的内容没有一项是可以操作的）。杭州有一个记者来采访我，我谈了一天的理想，记者还是没听明白，干脆自己写新闻报道，并且含蓄地做了一个广告：万事俱备，只待投资。
由于我能说会道，频频上电视，引来近10个投资者。我选择了一位年龄比我大一倍、非常精明的商人作合伙人，成立了“杭州临境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彼时，我可谓光芒四射，名片上印着“以振兴民族软件产业为已任，做真实、正直、优秀的科技人员。”浙江大学想开除我，被我“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安抚住。
我当时想开发一套名为Soft3D的图形系统，此系统下至开发工具，上至应用软件，无所不包。公司名字起为“临境”有两个含义：一是表示身临其境，这是我对图形技术的追求；二是表示快到了与SGI公司称兄道弟的境界，这是我对事业的追求。“临境”这个名字我在读本科时就已经想好了，1997年底公司成立的那一天，我有一种“媳妇熬成婆”的悲壮感觉。
我从实验室挖来一位聪明绝顶的硕士生做技术伙伴。他叫周昆，年龄很小（1978年出生），研究能力极强。如果按照浙江大学计算机系博士生毕业的论文要求，他入学读硕士的那一天就可以博士毕业。周昆的头明显比我的大，估计其脑容量至少是我1。5倍。我曾经以师兄的身份为他洗过一双袜子，他因此觉得我是个好人。我俩一拍即合，常常为Soft3D的设计方案自我倾倒。一想到Microsoft公司的二维Windows系统即将被Soft3D打击得狼狈不堪时，我们就乐不可支，冲劲十足。
我已经把“振兴民族软件产业”列入日程，并且提前担忧将来钱挣得太多用不完该怎么办。1998年5月份，我们做了一套既不是科研又不全象商品的软件。软件产品宣传了几个月，并没有出现订单如潮、接应不暇的局面（事实上压根就没有反应）。我意识到没有找对市场，但仍觉得产品中的一些技术很有价值，将它改装成其它软件也许能开创“东方不亮西方亮”的新局面。
于是我向只有一面之缘尚在北大方正工作的周鸿一求助。他是真正的软件高手，当我小心翼翼地展示约10万行C＋＋代码的软件时，他竟在十几分钟内就指出多处重大的设计错误，使我目瞪口呆地意识到整个软件系统的价值为零。那种心痛啊，就象眼睁睁看着孩子被狼吃掉一样。
到1998年10月，我用光了30万元资金。周鸿一再一次从北京飞到杭州，三下五除二替我把只活了一年的公司给关闭掉。他放心不下，觉得我“恶病需用猛药补”，于是意尤未尽地把我捉到北大方正插在他管辖的部门，让我学习怎样做事情。
北京寒冷的冬天可以营造一种凄凉的气氛，冲去一切可以自我原谅的借口。我并不是太爱虚荣的人，知道这次失败是我的毛病积累到一定水准忍不住喷发出来的结果。我绝不能以年纪尚轻不太懂市场与管理为理由轻率地敷衍过去。
从北大方正“劳改”了两个月回来，我心服口服地承认失败了。我把察觉到的数十个毛病列出来，日后一个一个克服掉。我写的《软件工程思想》一书，大部分内容取自我开公司失败的教训录。我现在能客观地从可行性分析角度说明我和投资方所犯的主要错误，以祭我那幼年夭折的软件公司。
我的主要错误：
（1）年青气盛，在不具备条件的情况下，想一下子做成石破天惊的事。我的设计方案技术难度很大（有一些是热门的研究课题），只有30万元资金的小公司根本没有财力与技术力量去做这种事。分析经济与技术可行性，即可否定我的设计方案。
（2）我以技术为中心而没有以市场为中心去做产品，以为自己喜欢的软件别人也一定喜欢。我涉足的是在国内尚不成气候的市场，我无法估计这市场有多大，人们到底要什么。伙伴们跟着我瞎忙乎一整年，结果做出一个洋洋洒洒没人要的软件。分析市场可行性也可以否定我的设计方案。
（3）我做到了“真实、正直”，但并没有达到优秀的程度。我曾得到很多炫目的荣誉，但学生时代的荣誉只是一种鼓励，并不是对我才能和事业的确认。正因为我不够优秀，学识浅薄，加上没有更高水平的人指点我，才会把事情搞砸了。
投资方的主要错误：
（1）投资方是个精明的商人，他把我的设计方案交给美国的一个软件公司分析，结论是否定的。但他觉得我这个人很有利用价值，希望可以做成功其它事情，即使Soft3D软件做不成功，只要挣到钱就行。这种赌博心态使得正确的可行性分析变得毫无价值。
（2）由于我不懂商业，又象所有单纯的学生那样容易相信别人。他让我写下了不公正的合同，我竟然向他借钱买下本来就属于我的30％技术股份。他名为投资方，实质上双方各出了一半的资金（他出51％，我出49％）。他在明知Soft3D软件不能成功的情况下，却为了占我的便宜而丧失了应有的精明，最终导致双方都损失。
关闭公司时，他搬走了所有的固定财产。我明明投入了技术，又亏了15万元，却一无所得。几个月后当我意识到不公平而找他协商时，他说：“只能怨你自己愚蠢，读到博士，连张合同都看不懂。”我觉得自己在此事上虽愚但不蠢，真实、正直的品质加上不懈的努力会让我变得有智慧。自己的奋斗没什么可以后悔的，学到的远比失去的多，下一次会做得更好。
公司关闭后，我就面壁反省，补习基础，准备为几年之后“东山再起”养精蓄锐。
1999年1月，有一个民营企业家G先生向我请教一个问题：“我给一个年轻人投资了100万元，建立一家从事环保信息应用开发的软件公司。他曾许诺一年内创利润上千万元，可是才过去5个月，他就把100万元用完了，什么也没挣到。我实在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请你帮我分析分析。”
这位G先生年龄有我的2。5倍，曾在西北当过几十年的技术兵，性格豪爽。他投资的那个年轻人叫Y（以下称Y经理），自称有英国的管理学文凭，奇 …書∧ 網能对公司的市场、技术、管理一把抓。G先生喜欢说“钱我没问题”，于是想也不想就投了100万元，并且给Y经理40％的股份。
G先生请Y经理到家里坐谈。我那时突然狡猾起来，自称是G先生的远房亲戚，在浙大读半导体物理，特羡慕那些做软件的同龄人，渴望听听Y经理的高见。Y经理果然信口开河，滔滔不绝，连绵不断，如黄河泛滥，一发而不可收拾。我激动地想去参观他的公司和产品，并表示要抛弃物理专业，立马转向软件专业。
Y经理得意而笑：“对于IT行业你就不懂了，我们经营的是一种理念而不是产品，这是国外最先进的思想。你可以来参观我的公司，但你看不到具体的东西，只能用心去领会。”
这屁话比曹元朗的诗还臭（《围城》）。我搞软件只有8年功夫，说我不懂IT行业并不过分。可我读了10年大学都没听到过如此“先进”的思想。如果这是英国管理学教育的成果，我认为自己已经发现了这个曾经是“日不落帝国”的衰败的真正原因，有必要找英国首相切磋一番。
我对G先生说：“Y经理根本不懂技术，为人极其浮夸。应马上关闭公司，以绝后患。那100万元你也亏得起，就买个教训吧。”
G先生说：“钱我没问题，那100万元就算我在澳门赌博输掉了。”
1999年5月，G先生又来找我请教另一个问题。
他说：“小林啊，你上次说得很有道理，我接受了教训。”
我说：“那是好事，不论年龄大小，知错就改总是好孩子嘛。”
他叹了一口气：“最近几个月，Y经理又花了我100万元。”
我当时差点给噎死，气凶凶地训G先生：“我早跟你讲过，Y经理不是好东西，叫你关闭公司你不听，你老说钱没问题，亏你200万元活该。”
老先生象犯了错误的小孩子：“Y经理每一次向我要钱时，都拍拍胸脯保证下个月就有利润，所以我一而再、再而三地掏钱给他，希望能救活软件公司。现在该怎么办？”
一个有20名职员的软件公司，程序员只有三四个，连“十羊九牧”都不如。200万元的财务报表中，有100多万元用于吃喝玩乐和行贿。这种公司完全无药可救。台湾作家李敖曾说过：“当你没法扶一个人上马时，也许应该拉他下马”。从5月份到8月份，我行侠仗义，替G先生清理软件公司，根除Y经理这些败类。
可是难哪，因为G先生投资的公司根本不把G先生放在眼里，又岂能让我插手。就在我想方设法卡住Y经理的脖子时，Y经理总能从G先生那里挖出钱。G先生就象被吸血鬼附身，却仍存幻想：“如果吸血鬼能治好我的病，就让它再吸些血吧。”
Y经理又和一个来自深圳的骗子H想了注意，教唆G先生再投资100万元新建一个“指纹”公司，说利润将比开发环保信息的应用开发更加可观（估计要用亿来度量）。就在他们准备鉴合同之际，我偶而路过，发现异常，便强行阻止。
G先生是个好人，但太顽固。好几次我气极想撒手不管，但又不忍心好人被坏人欺负。我曾请求G先生：“我求您别再说钱没有问题，您的私人财产会被人骗光。请让我把这漏洞堵住吧，好让我安心地回学校做完博士学位论文。”
到8月份，我和G先生的两个儿子，伙同“黑社会”的朋友，强行把那个软件公司搬回G先生的工厂中，辞退所有员工。现在那个软件公司被别人接管，仍然半死不活，好在每月亏损不过几万元，G先生承受得起，我就不再去碰G先生的伤疤。
我以前从未玩过与人勾心斗角的游戏，此三个月的经历让我疲惫不堪。那个软件公司的员工曾透露，Y经理的英国文凭大约是在上海或杭州某个大专培训班里混来的。方鸿渐买美国克莱顿大学博士文凭尚知羞耻（《围城》），而Y经理却趾高气扬。害得我平白无故为英国教育界担心，回想起英国鬼子曾打劫过中国，倍感耻辱。
G先生是正人君子，不防小人，实在不是现代的商人。我和他成了忘年交。G先生第一次见到我时问我工资几何，我答曰：“300元，够买几本书。”G先生甚为着急：“这样的条件怎么能生活？你就搬到我家来住吧，我家条件好，你可以安心地学习，将来可为国家多作贡献。”后来他几次相邀，我就看在国家的份上住入他家，一直住到博士毕业。自从读中学以来，我第一次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