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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奸相蔡京一手遮天、为所欲为，以为沉入下僚的晏几道可以任其摆布，让其献词两首岂不易如反掌？不料却碰了一个软钉子。
千载而下，我仍然可以想象出这个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的奸臣“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的尴尬。
这首写冬至，另一首《鹧鸪天》则写重阳，全词为：
九日悲秋不到心。凤城歌管有新音。风凋碧柳愁眉淡，露染黄花笑靥深。
初见雁，已闻砧。琦罗丛里胜登临。须交月户纤纤玉，细捧霞觞滟滟金。
从这两首词中可以看出，在宋代，重阳和冬至是两个相当重要的节气，宋人在重阳登高，在冬至时酒宴。
花开花落，云卷云舒，大雁南飞，明月皎皎。晚年的小山心情宁静如水。他走在那些重阳登高的百姓之中，他坐在那些冬至赏月的百姓之间。大隐隐于市，清水出芙蓉。他与他们一同欢笑。
那时候的登高，便是平日深居简出的贵妇们也能够抛头露面；那时候的酒宴，便是平日“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小姐们也可以放荡形骸一番。
那时候的音乐，那时候的舞蹈，那时候的罗裙，那时候的醇酒，无不显示出中国历史上罕有的太平气象与平安喜乐。
乱哄哄的五代十国、“千里无鸡鸣、白骨露于野”的杀戮终于过去了。“宁作太平犬，不为乱世人”的中国的百姓，总算可以喜庆地过节、安稳地生活了。
这两首小词中，果然没有一句对蔡京的阿谀奉承。
晏几道不动声色地将这个权臣奸相拒之于门之外，这份勇气自然与他自小生长在钟鸣鼎食的相府有关。
什么样的大场面他没有见过呢？什么样的权势才能让他折腰呢？
“古来多被虚名误，宁负虚名身莫负”，只要先把一切都看透了，无所求了，便自由了，谁也拿你没辙了。
古代中国没有中世纪欧洲那种代代相传的贵族制度。宋代的官僚体制，既给达官家族以相当优厚的照顾，给予他们的子弟以大量的恩荫资格，又在使用上严格控制，防止形成唐代的那种尾大不掉、威胁朝政的“门阀世家”。达贵子弟如果不重新通过科举考试，就会始终被抑制在官僚阶级的下层。晏几道的生活道路便是最为典型的例证。
小山不是一名寻常之人，他作词仅仅是“自娱”。倘若不是“自娱”，即便刀架在脖子上，他也不会动笔。有的人就是那么迂腐，摆在眼前的种种好处皆视而不见。小山珍惜自己的笔墨，因为他知道笔墨一旦玷污败坏，便像江淹一样，永远地“江郎才尽”了。
王灼《碧鸡漫志》中说：“叔原如金陵王谢子弟，秀气胜韵，得之天然，将不可学。”这样一位“开张天岸马，俊逸人中龙”式的人物，又怎会像韩愈之流的伪君子那样，为了丰厚的润笔而热衷于写作“谀墓之文”呢？
“紫衣金带尽脱去，便是林间一野夫。”蔡京真是找错人了。
这两首平淡无奇的《鹧鸪天》，既是研究当时民风民俗的好材料，亦斩钉截铁地表明了小晏对权势的拒绝态度。
宋代有三大特征：一是重文轻武，二是经济文化中心南移，三是民间社会坐大。日本东洋史大师内藤虎次郎有唐宋社会变革期之说，法国汉学家白乐日也认为宋代的历史，一半属于中世纪，一般属于近代。
宋代亦是中国文化面临重大变局的时代，以及中国士大夫逐渐被整合、被体制化的时代。严复认为：“若研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研究。”钱穆也说：“论中国古代社会之变，最要在宋代。”
幸运的是，小山恰好生活在这一整合和体制化完成的前夕，这才得以享受了最后一抹自由的余晖。
朝廷积弱，民间社会却生机勃勃。吴熊和教授指出，宋词中展示的两宋民俗，非常的丰富。有关妇女生活、婚丧喜庆、饮食服饰、百工伎艺、音乐歌舞、各地物产、市井游乐、宫廷庆典、神怪灵异、社会交际、佛道宗教，来自草木虫鱼、行话俗语、医卜星象，都有生动如实的记载。
宋人尤其看重时令节日，宋词中的节序词，保存下来的也多至数百首，成为宋词的一大宗，与两宋时令节日之盛正相呼应。宋人作节序词是一种读友的时代风气，为时令节日点缀应景所必需与必备。两宋名家，几乎没有卜作节序词的。他们的名作在佳日良辰传唱遐迩，远播人口。
蔡京接到这两首《鹧鸪天》，展读之下，该是何种心情？
他一定大骂：这真是个不识时务的老头！
小山之“痴”，是谓“真痴”而非“佯痴”也。
明代的士大夫在专制皇权的霜刀风剑之下，多被迫做“佯狂”状，如唐寅、徐渭、李贽等，几近乎精神病人。
沈雄之《柳塘词话》记载，唐寅素性不羁，考中解元，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却不明不白地卷入科场弊案，九死一生之后，益游于醇酒美人以自娱。
阴谋造反的宁王朱宸濠前来礼聘之，唐寅发现其有异志，便裸形箕踞以处，终被遣送归家。
又传说他鬻身梁溪学士家，以求其家中之美婢。由此可见，周星驰饰演的点秋香的唐伯虎，还是有些历史渊源。
徐渭更可怕。
他曾经用斧猛敲头部，头骨破裂，血流如注，不死，又用三寸长的铁钉塞入耳窍，耳中鲜血猛喷，仍不死，乃用铁锤击碎睾丸，仍不死。在徐渭这一系列残酷自虐行为的背后，隐藏着怎样一颗苦痛的心灵？
再度颠狂的徐渭持刀杀死了据说与僧人私通的继妻张氏，被捕入狱。“出于忍而入于狂，出于疑而入于矫，事难预料，大约如斯。”这是他狱中的供状。
老友沈青霞之子沈成叔到狱中探望，看到一代文豪带着枷锁缩成一团，与老鼠争残炙冷饭，虮虱瑟瑟然满身皆是。沈流涕呼：“叔惫至此乎！袖吾搏虎手何为？”
李贽的下则更悲惨。
当锦衣卫使者马蹄声至时，重病中的七十六岁老翁挣扎而起，行数步，摇晃欲倒，乃大呼曰：“是为我也，为我取门片来！”遂卧其上，疾呼曰：“速行！我罪人也，不宜留。”一向如狼似虎的锦衣卫校尉，在这位老人面前惊讶得目瞪口呆。
这一场景，我曾以为只有在莎士比亚暴风骤雨式的悲剧中方可出现，没有想到居然在明朝那个大黑暗的时代里上演了！
李贽用侍者为他剃头的剃刀自刎于狱中。侍者问这名鲜血淋漓、尚未断气的犯人说：“和尚痛否？”当时他已不能出声，乃用手指在侍者掌心写字作答：“不痛。”又问：“和尚何自割？”答：“七十老翁何所求！”
明朝的皇帝没有几个正常的，明朝的文人也没有几个正常的。
与唐寅、徐渭、李贽们相比，小山生活在政治环境相对宽松的北宋初年，乃是真名士、真风流。
宋代毕竟还是一个“最不坏”的朝代。邵伯温在《邵氏闻见录》中记载，康节先公（邵雍）谓本朝五事，自唐虞而下所末有者：一、革命之日，市不易肆；二、克服天下在即位后；三、末尝杀一无罪；四、百年方四叶；五、百年无心腹患。此五事说得虽然有些夸张，但北宋初年的文网确实“吞舟是漏”，小山这样的畸人自然不必天天恐惧战栗。虽然有过一次受牵连入狱的经历，但很快便被释放出来，不过是虚惊一场罢了。
直到小山晚年，北宋党争和文祸方才露出狰狞面目来。南宋人吕中指出：“我朝善守格例者，无若李沆、王旦、王曾、吕夷简、富弼、韩琦、司马光、吕公著之为相；破格例者，无若王安石、章子厚、蔡京、王黼、秦会之（桧）之为相。”蔡京属于一名被皇帝“破格录用”的投机分子，于崇宁元年七月代曾布为右相。自此以后，蔡京几起几落，长期弄权擅国。新党一统天下，旧党禁锢终身。
宋初的恬愉优柔至此一扫而空。《梁溪漫志》载：“盖绍圣初，章之厚、蔡京、卞得志，凡元祐人皆籍为党，无非一时之忠贤，九十八人者可指数也。其后每得罪于诸人者，骎骎附益入籍。至崇宁间，京悉举不附己者，籍为‘元祐奸党’，至三百九人之多。”文采风流的宋徽宗被小人蔡京玩弄于鼓掌之上，党锢由此形成。士大夫的社会地位随即一落千丈，《铁围山丛谈》中描述说：“士大夫进退之间犹驱马牛，不翅若使优儿街子动得以指讪之。”
恐怖气氛也逐渐在朝野间弥漫开来。《朱子语类》中记载了一个小故事：子由（苏辙）可畏，谪居全不见人。一日，蔡京党中有一人来见子由，遂先寻得京旧常贺生日一诗，与诸小孙先去见人处嬉看。及请其人相见，诸孙曳之满地。子由急自取之，曰：“某罪废，莫带累他元长（蔡京）去！”京自此甚畏之。
其实，苏辙此举仅仅是自保之计而已，他之所以要拿出蔡京昔日写给他的祝贺生日的诗歌来，表面上是让孩子们嬉看，实际上是让前来窥探的蔡党知道，以造成令蔡京“甚畏之”的结果。为什么苏辙要让蔡京“甚畏之”呢？首先是他畏惧徽宗、蔡京的苛政，害怕再度遭到其伤害，故以此计谋自保。
连忠臣孝子个个都战战兢兢、离心离德，整个宋朝的政治焉得不走向全面衰败？
蔡京当权时，是何等的不可一世、耀武扬威。《老学庵笔记》中记载：“蔡京赐第有六鹤堂，高四丈九尺，人行其下，望之如蚁。”也许，蔡京故意用这样堂皇的建筑来展示其无边的权力。在这间“六鹤堂”中，前来拜访的下属们微小得像蚂蚁一样，而他高居堂上颐指气使。由此满足了某种变态的控制欲。这也是一种“暴力美学”。
蔡京原本也是一个本分的读书人，也是科举正途出身。当他拥有权力的时候，便成为权力的奴隶，成了虐待狂。心理学家弗洛姆指出，当这些掌权者企图越出人类生存的疆界，他们便发疯了，他们再也无法找到回归人类领域的道路。
人是多么可怜啊，如果不依附于别人，那么他就会选择历史、过去、自然力，以及一切比他强的东西。用弗洛姆的说法：“他必须使自己从属于一个更高的权力，不管这个权力可能是什么。但是对比他弱的人，他必须统治。这就是官僚虐待狂和一般冷虐待狂者赖以生活的系统。”蔡京是这个系统的牺牲品和建筑师，而小山则是少数摆脱了这个系统的控制及玩弄的人。
当蔡京垮台的时候，真个是树倒猢狲散，又是何其速也。《挥尘后录》载：蔡元长既南迁，中路有旨，取所宠姬慕容、邢、武者三人，以金人指名索也。京作诗云：“为爱桃花三树红，年年岁岁惹春风。如今去逐他人手，谁复尊前念老翁。”
在贬窜的路上，蔡京想买点食物吃，谁知所有的商贩一听说是蔡京，全都不买给他，人们甚至凑过来当面叱骂之。蔡京在轿子中独自叹息说：“京失人心，一至于此。”
一个人具有无上权力，而死亡则将证明在大自然面前他是多么无能。蔡京临终的时候作《西江月》一首，云：
八十一年住世，四千里外无家。如今流落向天涯。梦到瑶池阙下。
玉殿五回命相，彤庭几度宣麻。止因贪恋此荣华。便有如今事也。
可见其终生未忏悔也。
小山与蔡京，形成了中国古代士大夫当中贵与贱、真与伪、善与恶的两个极端。
人们依旧奔波在成为蔡京的道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