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述的个性。在导论和结语中该著对20世纪中国政治文化的走向作了深入细致的梳理和分析。按照他们的理解：“自20世纪初至世纪末，中国文学所面对的及其自身所包含的政治文化问题，在政治文化所包含的‘政治’的基本内涵方面，一个基本走向，便是从世纪之初已开始追求而在后来得以实现的‘民族国家政治’走向了世纪末期的‘文化政治生活’，而政治文化的基本模式，也从起初的非整合模式经由后来的半整合模式，走向世纪末期的‘前整合’模式”（第470页）；而“由于20世纪不同年代的政治文化形势不尽相同，其文学与政治结缘的方式也不同”（第7页）。基于这样的理解，该著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走向作出他们的阐述：“中国20世纪的绝大半的年代，是处于上述非整合模式和半整合模式的政治氛围中，虽然这两种社会模式中文学与政治的结缘方式不同，但在文学自身的未能获得自足发展的足够空间这方面却是共同的”；“80年代后期以及90年代以来的社会状况以及政治文化氛围，正处于由半整合模式向整合模式过渡的‘前整合模式’阶段。我们从90年代的文学发展趋势来看，文学的自足性发展已初露端倪，文学终于在20世纪末留给人们以更多的希望”（第10～11页）。因此从表面上看，该著虽然没有明确进行文学史的断代和分期，但却把对文学史周期性变化的把握贯穿在具体的撰述中。仔细审视其论述和行文，尤其是文学迁延、嬗变过程中的孕育生成、过渡转换以及迂回曲折之处，便能体味隐于其中的眼光和用心。例如，在对20世纪政治文化和文学之关系发生的溯源进行研究时，该著指出：“从晚清到五四，文学在本质上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断裂。文学过渡中的新的生长点，催生了五四文学，五四文学仍然保持着清末民初文学难以割舍的政治文化的情结”（第20页）。借助政治文化视角，使我们在寻觅五四新文学形成和演进的内在路径时，找到了晚清民初文学这个重要的源头。应该说，已有的文学史研究也曾揭示过这个源头，但现在从“政治文化”的角度无疑给出了更为合理的解释，因为晚清民初的文学是借助当时的社会变革和民众普遍的政治诉求而得以生成和发展的，晚清以来的政治与文学之间的特殊关系，在五四新文化新文学的精神承传中获得了更充分的诠释。文学史发展的每一阶段不但接续、承传它之前的时代而延续，而且，又可能成为它之后文学发展的重要资源，正是这种后先相继的承与续构成了文学发展的基本走向。例如，在谈到30年代文学时，该著认为：“文学的政治化，30年代与其后的年代是一脉相传的”（第70页）。这样的文学史理解直接影响了著者对于其后40年代和建国17年文学的认识，30年代文学政治化的基本特征，在其后的年代里，以其不同的方式得以沿袭相承，终而成为一种传统。当然文学发展的历史不仅是文学的继承史，后一时代的文学和前一时代相比可能构成衰退或是超越。因此，该著把“当代中国文学的第一次思潮”描述为针对复杂的现代文学传统的“一次思想排斥与重建过程”（第280页）。而在论及新时期文学时，则认为：“与‘文化大革命’及‘十七年’时期相比，‘新时期’的文艺政策自然更加符合文艺的规律和特点，也为文学写作预留了较为开阔和较有弹性的政策空间”（第360页）。
“政治文化”角度阐释的有效性不仅体现在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整体描述上，同样体现在具体的细节上，以作家群体为例，是否具有“文学性”常常是一个社群能不能进入文学史描述视野的重要衡量指标。依据这个指标，许多“文学性”不很彰显，但事实上又对20世纪中国文学走向构成影响的社群很难纳入到文学史研究的视野。而且，从已经纳入文学史视野的作家群体，如果单单从“文学性”的角度去审视是否就能解释清所有的问题呢？《非文学的世纪》从“政治文化”的角度重新去看取这些作家群体，揭示文学群体作为“公众团体”的“利益集团”（第86页）性质，发现20世纪中国文学的作家群体“必然会或隐或显、或多或少地呈现出‘亚政治文化’形态或‘亚政治文化’的特征”（第105页）。对20年代，该著选取最有代表性的文学研究会、创造社、新月社，进行典型案例的解剖，指出：“20年代中国文学社群聚合、重组和散落，与这个时期的社会政治文化的演变有着密切的关系”（第47页）。而对于40年代而言，该著认为：“40年代文学组织和社团最大的特点就是非文学性”（第195页）。至于政治的社会化程度较高的30年代，该著则以“30年代文学群体的‘亚政治文化’形态”来加以阐述，尤其是对“京派”作家群及“京派”之外的部分作家主观上打出“超脱政治”的旗号，提出“远离政治”的主张，“但在事实上这种旗号和主张都在某种意义上成了一种政治的表态”（第110页）的辨析，使“文学性”遮蔽下的20世纪文学群体的“非文学性”性质得以呈现。事实上，将文学群体纳入到某一阶段政治文化场域中，揭示出20世纪中国文学作家群体的“非文学性”并不影响对20世纪中国文学丰富性和复杂性的理解，相反，由于20世纪中国政治文化本身的丰富、复杂性，对作家群体、文学社团的“非文学性”考察反而凸显历史现场的丰富，甚至是芜杂，并在对这种丰富、芜杂的揭示中接近文学历史的真相。
三
从研究预期来看，该著更关心“政治”以何种方式，在哪些主要方面进入文学。以30年代作例子，著者从30年代的政治文化语境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文学氛围人手，分析“左联”、“新月”以及“第三种人”等“亚政治文化”群体的实际反应和采取的文学策略；辨析、梳理发生在这些群体之间的文学论争所具有的政治文化色彩，涉及论争各方的政治态度、政治情绪和成为某种惯性的政治化思维；探讨30年代人们心中普遍蕴蓄的“政治焦虑”在对左翼和进步文艺作品的共鸣性阅读中得到的“审美性置换”以及对写作实践和文学出版的导向的牵引、规约；揭示30年代不同群体作家的政治意识与其文学选择之间的关系——政治意识、政治价值观如何决定作家选取文学题材的眼光、处理题材的方式以及观照问题的角度。研究最终的落脚点是在30年代政治风气、政治需求和普遍的政治心态，如何导致了主导的审美倾向的形成以及一些特殊的文体形式的盛行，这是一个由外而内，由宏观到微观，由探寻政治语境、政治氛围到体验作家心态，由体验作家心态到分析作家文学主题、题材、体裁和形象选择并予以文学化、审美化、形式化的具体操作的过程。正是这样的研究范式和遵循的研究理路使得该著可能“研究中国20世纪文学与政治文化之关系，最终的落脚点还是在文学上”（第12页），从“文化”出发，又不被“文化”所蔽。
《非文学的世纪》对当下文学史研究的启示是多方面的。不过也应该看到由于该著关注的是文学和它所置身的政治文化语境的关系，虽然著者已经把研究的重点放在政治向文学渗透与迁移过程中的精神性和心理性内容的考察上，但文学的发展除了受制于外部世界的牵导，其自身同样具有强大的自律性和自足性，具有其自身的嬗变规律，因而，对于“政治”如何参与到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化中间，“文学”在20世纪的政治变迁中又是如何自持和发展，该著只是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和开端，同时留下许多值得深入讨论和思考的问题。就像著者指出的，“在谈论从政治文化角度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时，要特别强调的是，我们所谓的‘政治’或‘政治文化’只是一种研究的视角，而不是一种评价尺度；我们不是以文学是否与政治结缘来给予臧否，而是通过这一角度接近对象的实际，从而对中国20世纪的许多文学现象作出更为合理的解释”（第7页）。因此，如果要真正把握文学史的所谓真相，多视角的引入、参与中的“互见”是必然的，从这种角度来说，该著的意义在于提供了文学史的一种叙述。
（原载《文学评论》第6期）
第四部分 序跋之页第44节 评秦弓的《荆棘上的生命》
评秦弓的《荆棘上的生命——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小说叙事》
魏安莉
“五四”文学革命给中国小说的现代化带来契机。中国现代小说在新文学第一个十年以良好的开端和兴盛的势头向前发展。在此基础上，三四十年代（1927—1949前后）的小说创作，无论是作家队伍的规模与整体素质，还是作品的艺术多样性和意义深广性，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呈现出纷繁复杂又充满魅力的艺术景观。这就为研究者提供了广阔的视野，丰富的思维空间，激发了他们的研究兴趣。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小说研究一直最为活跃。在此领域，研究者进行了诸多的探讨和思考，可谓硕果累累。秦弓先生所著《荆棘上的生命——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小说叙事》（春风文艺出版社，2002年10月出版）一书从叙事角度切入，对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小说进行多重透视，提出了很多新鲜而深刻的见解。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又有开拓和创新，堪称近年来有关三四十年代小说研究的又一部力作。
首先，著者着眼于三四十年代“荆棘丛生”的创作背景。在探讨三四十年代小说繁荣的原因时，著者考虑到了文学发展的自身规律，诸如创作上的积累，作家队伍的扩大和整体素质的提高，西方文艺理论和名著的影响等。但也注意到这一时期的小说创作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状况的密切关联。毕竟文学园圃不是一个封闭的、独立的领域，社会各方面的因素都会对文学产生渗透和影响。文学作品能够反映一个时代、社会、民族的面貌，同时这些也会影响文学的发展，与之形成一种相互渗透的互动关系。三四十年代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段，以“四一二政变”、“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等一系列事件为主要标志的社会大变动，以及由此带来的巨大的痛苦与挣扎，困惑与求索，给小说创作提供了强大的动力与广阔的题材。这是一个荆棘丛生的年代，长年的战乱不仅仅造成社会政治生活的巨大转折，而且使人们的生活动荡不安，这些变化必然会引发当时中国人民的情感和思维的诸多变迁。战乱带来的流徙改变了作家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空间。有些作家纵使能够偏安于一隅，他们的心态也截然不同于战前。战乱给每一个人心头留下了无法拭去的痕迹。历史的变革激发了作家的政治激情，使他们更加关注时代、民族、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一些作家在由城市到乡村的退居中充分感受着自然与生命之美，那些生活在租界地、孤岛中的作家则以独特的视角关照着世界众生。时代的演进导致文化中心的迁移，流派的分散和重组，新作家的产生，催生出一些独具特色的文学作品。
正如勃兰兑斯所说：“从历史的观点看，尽管一本书是一件完美、完整的艺术品，它却只是从无边无际的一张网上剪下来的一小块。”因此著者采用一种宏观的开放型的研究方法，没有把某个作家的某部作品看作“和周围的世界没有任何联系”的独立自在的作品。也没有把某个文学现象看作是孤立的文学现象。而认为它们不过是一个宏大的历史框架中的一环，把它们放在那个荆棘丛生的特定时代背景中去考察。著者与已有研究的思路不同，他是把作家的生存境况与文学活动、作家的创作个性与当时的文化背景、个体的创作成就与整个小说文体的发展结合起来。目的在于避免论述时的主观性，使研究对象更加贴近小说发展史的原生状态，给读者提供一些感悟与思考的空间。而且多元的思维视角也可增加文本的生动性，提高读者的阅读兴趣。这一切，都体现了著者对三四十年代小说创作的状况了然于心，以及颇为开阔的视野。因此本书让读者感到一种较强的历史意识，一种深刻和到位的梳理，决不是就现象谈现象，而是把论题放到历史背景下，使之得以深入和扩展。
在论及作家创作个性与文化背景因素时，著者尤其着重考察了三四十年代小说创作与文学思潮及其同外国影响源、民族传统根基的关系。“五四”以来渐成系统的外国翻译为小说实践提供了较多理论依据和可资借鉴的范本。在借鉴外国文学的同时，作家也有意识地向古典文学与民间文学汲取营养，融合古今中外，使小说叙事在结构、视角、手法、语汇、语调等方面，都表现出开放性、宽容性与融合性，逐渐变得更加丰富也更为纯熟。如作者在“为巴山蜀水作传”这一章中谈到“李人能够创作出如此规模宏大、面貌一新的历史小说，首先应该溯源到中国的史家传统，尤其是巴蜀重史的文化积淀。其次，西方文学，尤其是法国左拉、福楼拜等人的自然主义小说、司各特的历史小说、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等，打开了李人的艺术视野。李人从中外文化、文学中广博地汲取营养，加上自身富于悟性与才情的熔铸、坚持不懈的探索，促成了历史小说从古代品格向现代品格的转换”。又如著者认为，路翎《财主底儿女们》对现代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与心路历程的律动、意象意境的创造等方面来看，像是一部心灵史诗，这一点与《离骚》颇有相似之处。这种充满新意的论述，在本书中不乏其例，确实启人思考。
其次，著者有意突出作家及其小说世界的生命感。小说是一门叙事的艺术。所谓叙事就是作者通过讲故事的方式把人生经验的本质和意义传示给他人。这种叙事特性决定小说的侧重点在于表现特定时间流中的人生经验，展现某些生命个体在相应的时间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