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王光明对“现代汉诗”追求“诗质”考察的最大贡献是，他理清了现代经验“进驻”“现代汉诗”时表现出来的多样性与具体性，揭示了“现代汉诗”和现代经验磋商对话的开放性，从而能够重新整合和处理中国诗歌史的复杂问题。
本书不仅以新的论述框架有机接纳了台湾和香港诗歌，也把“新诗潮”以来的大陆诗歌放在“诗形”与“诗质”双向寻求的格局中作了更为明晰的定位。比如面对充满了歧义和迷思的90年代诗歌，他准确把握住了它的实质：“是一种转型的、反省的，无主流、无典范的诗歌，它最大的意义不是产生了多少具有社会一致公论、众望所归的诗人和诗作，而是在被迫承受的边缘处境中开始了诗歌与世界关系的重新检讨。”（614页）认为它本质上是一种以追求“诗歌对感觉和语言的解放”的“个人化”写作，对它的评价“需要跳出五四以来‘新诗’社会化批判抒情视野，从美学的立场肯定其感受、意识、趣味和想像力的解放。”（623页）
人们看到，王光明对20世纪中国诗歌“现代经验”、“现代汉语”、“诗歌文类”三者的互动关系的论述，体现的其实就是语言与象征体系和文类秩序重建的关系。为此，我们也就更能理解“诗的本质必得从语言之本质那里获得理解”的原因。然而，“语言之维”在王光明的心目中，不是某个稳定与封闭的符号系统，或只是反映“现实”的媒介。他对20世纪中国诗歌“语言”问题的关注。毋宁理解为对“现代汉诗”以汉语想像世界的方式的关注，或者说，他试图揭示“现代汉诗”的感觉、想像和凝聚现代经验的方式。事实上；王光明超越了专注“内部研究”的局限性为我们解开缠绕在“现代汉诗”之中的意识形态难题提供了某种研究范式。从研究立场来看，这种诗歌本体立场的研究与文化研究有不同的出发点。关心的是诗歌的美学与形式问题，但剖析语言与形式背后所隐藏的意识形态，似乎更具体地反思了现当代诗歌中的意识形态问题。在这方面；本书和詹明信的取向不期而遇了：“人们应从审美开始，关注纯粹的形式问题，然后在这些分析的终点和政治相遇”。比如，他在郭小川的诗歌中看到了意识形态阴影下的个人与历史之间复杂的对话，深入地揭示了处于诗学与政治学冲突之中的诗歌，为争取和放弃自身话语空间所历经的“艰难时世”。倘若不是从诗歌本身，不是从语言内部来展开探讨，能否如此准确和有效地揭示诗与政治的冲突？王光明的研究实际上昭示了坚持文学的本体研究在今天的意义，他崇尚通过“改变语言”来体现“文学中的自由力量”的追求，认同罗兰·巴特关于“文学中的自由力量并不取决于作家的儒雅风度，也不取决于他的政治承诺（因为他毕竟只是众人中的一员），甚至也不取决于他的作品的思想内容，而是取决于他对语言所做的改变”的观点。他以自己的研究实践昭示我们，倘若要成功地挖掘出包裹在文学之中的“思想”，应该深入文学内部世界，因为“批评必须在文学内部培育一种历史感；以补充那种把文学同其非文学的历史背景相联系的历史批评。同样，它也根据文学内部而不是外部的东西培育自己的历史观察形式。”
站在“现代经验”、“现代汉语”、“诗歌文类”三者互动中展开20世纪中国诗歌的观察，它体现出来的自然不是“除尽”所有材料的野心而是确立了一个向现象与材料不断开放的研究格局。在这种开放的格局中使“现代汉诗”的种种问题得以彰显，并获得澄清。我以为，王光明的研究方法是一种类似于雷蒙德·威廉斯“关键词”的研究方法，后者通过对18世纪后期至19世纪前半叶的五个词（工业、民主、阶级、艺术、文化）在语言之中的变迁的考察，成功切入并把握了一个长时段的思想——文化的变迁。这无疑是一种“开放”问题的研究。他的“现代汉诗”百年演变史超越了某种直线式的研究方法，他立足于诗歌本体的问题，深入到了“现代汉诗”和它遭遇的“语言”问题之间的争战、磋商、对话之中，既敞开了现代汉诗的演变谱系，又打开了“现代汉诗”研究的诸多可能性；既是对“现代汉诗”“生成结构”的发现，也是对它未来的展望。他在理论和实践上激活了本体“结构”的价值。
（原载《文艺争鸣》第4期）
第四部分 序跋之页第46节 读张梦阳的《中国鲁迅学通史》
程致中
新世纪伊始（2001年8月—2002年12月），广东教育出版社推出张梦阳先生的《中国鲁迅学通史》三卷本（下称张著）。这部新作以其谨严求实的史家笔法和鲜明的学术个性，赢得好评如潮。与此前的鲁迅学史相比较，张著对科学学理精神的探求，特别值得称道。它的降生，鲜明地表现出学术史研究的理性自觉，标志着鲁迅学作为一门学科已走向成熟。从这一角度切入，我以为它在学术研究的理念和方法上，表现出几个突出的特点：
一新颖独到的研究视角
张著在“结论”中将鲁迅本体和形形色色的鲁迅映象定位为“一种正常的客观存在的精神文化现象”，认为鲁迅是20世纪中国高层次精髓文化最突出的代表，鲁迅学是一门以鲁迅为视角研究精神文化史的学问，而鲁迅学史的意义则是通过对历史的反思来推动中国人的精神自觉。著者高层建瓴地返观并凸现出鲁迅和鲁迅研究的本质特征，使全书获得一个极富有创意的理论制高点，从而产生一种整合力和凝聚力。
从宏阔的精神文化背景透视将近一个世纪的鲁迅研究，进而“寻绎鲁迅映象与鲁迅本体相悖离或相契合的原因”，著者能于从容不迫的评说中，提出许多闪耀着智慧火花、令人叹服的创新见解。为什么共产党推崇鲁迅而国民党反其道而行之？为什么并非马克思主义者的创造社成员郁达夫能够深刻认识鲁迅？张著并非从政治功利出发做出简单判断。而从国共两党“冷战”的背后，透析出隐含其中的东、西方两种文化精神的对峙；而郁、鲁二位精神本质同属于东方文化体系，故能相遇相知。著者还敏锐地发现，狂飙社与鲁迅冲突的实质是狂飙社的尼采精神与鲁迅精神的碰撞，“他们合也尼采，分也尼采”；鲁迅与梁实秋的冲突实质上是平民精神与贵族化精神的冲撞；鲁迅与林语堂的分歧，则是民族战士精神与西洋绅士精神的冲撞。将鲁迅学史上各种评论和争议纳入20世纪中国精神文化现象这一大视野，许多学术史上长期纠缠不清的问题，就能给出一个精彩的说法。
二大气恢宏的学术建构
在编撰体例上，张著的总体思路是从界定鲁迅学和鲁迅学史的概念、内涵，阐明鲁迅学史研究的意义出发，宏观描述作为20世纪中国精神文化现象的鲁迅学的发展史，再从微观上透视鲁迅研究的若干重要专题，然后站在学术哲学高度对鲁迅学中若干带有规律性的问题进行理性反思，进而展望21世纪中国鲁迅学的前景和发展态势。除上、下卷外，另有索引一卷，使全书兼具学术性和工具性功能，更加和谐统一。全书洋洋187万言，论从史出，史论结合，宏观与微观相渗透，称得上是一部名副其实的全景式的学术通史。
在治史理念上，著者从英国哲学家科林伍德关于哲学探索有赖于历史研究的学说得到启发，特别关注“历史事件背后的精神活动”，主张将学术史研究上升到历史哲学高度。这种科学的理性反思精神，贯彻全书始终。“宏观描述”部分对各个不同时段、不同语境下的研究者和研究成果进行全方位、多侧面的爬梳、辨析，其理论聚集点是鲁迅研究学理化的进程。全书以学理精神的萌芽、奠基、发展、受挫、重振和升华为“经”，而以同一历史时段不同学科、阵营、学派、学人对鲁迅的不同认识为“纬”，经纬交织，详略有度，对20世纪的鲁迅学史进行了整体观照。“微观透视”部分选择几个重要的专题学史进行学术梳理，各个专题均有一篇精粹独到的“小结”，提出若干相关的理论问题。例如，《故事新编》学史围绕三个有争议的问题，选择学术链的关节点进行纵向描述，而以“油滑之处”的评价贯穿始终，最后则以简短的“小结”归纳出诸种不同意见。杂文学史的“小结”准确地指出，80余年来鲁迅杂文领域的争论，归根结底围绕着如何认识和估价鲁迅杂文的思想、艺术成就这一核心问题而展开，具体的理论探讨，则集中在五个焦点上。此类“小结”，判断精确有序，析理严密通透，既是某个专题学史的学术总结，又富于启悟性。
“理性反思”部分，借鉴现代阐释学、现代心理学和当代思维研究成果，就鲁迅研究中的认知逻辑、主客融合、学术范式、思维方式等等学术哲学问题进行广泛讨论，总结了诸多学术史研究的共同规律。特别是鲁迅学与20世纪中国精神解放和思维变革两章，对学术研究和人类精神建设中的两个重大理论问题作了深入探讨。第19章深入地论述了鲁迅学发展与精神解放之间的互动关系；第20章无论对于20世纪中国鲁迅学八个思维期的划分，还是最后20年“开放思维期”思维变革五个特点的论述，都极富于创意。这些精辟独到的见解，凝聚着近一世纪鲁迅研究的宝贵历史经验，对于未来世纪鲁迅研究突破“知性”认识局限，实现理性整合，将会产生积极影响。“理性反思”部分以深沉的历史哲学思考，描述“历史事件背后的精神活动”，提升了张著的学术品位，它和“宏观描述”、“微观透视”两部分融合互补，相得益彰，使这部学术通史走向大气恢宏之境。
三平和中立的学理阐释
在学术研究的态度和方法上，著者鲜明地提出两个理念：一是坚持“中立性研究”，不以一家之言代替“历史的总和”；二是致力于鲁迅研究的学理化，“以平和的学理精神去做”。这两个目标的追求，是科学学理精神觉醒的标志，也是治史者“史德”与“史识”的表征。除了全面、系统地占有学术史料外，著者还总结并运用了许多科学的理性反思方法，举其要者，论述如下。
其一，从客观事物及其所处历史境遇出发的认知逻辑。
鲁迅学的宗旨是对鲁迅本体的“趋近性还原”，以及这种“还原”下的现实观照，其最高标准是求实、求真，所以必须坚持“面对实事本身”的科学态度。张著受鲁迅治学风格和清代朴学家的影响，特别注重史实的发掘和审慎的考证，披沙拣金，探幽发微，多有鲜为人知的发现。面对学术史上的诸多疑案，也能从事实本身和历史境遇出发，做出新的解说。例如，发现邢桐华1930年就讲出了类似毛泽东十年后才说出的话：鲁迅“在中国是最伟大的思想家与艺术家和战士”，由此看出对鲁迅的崇高评价乃是时代呼声，并非哪个领袖人物凭空制造的“神话”。又发现钱杏村的《死去了的阿Q时代》即使观点有误，也是中国鲁迅学史上少见的学理丰瞻、分析细致的大论文，绝非创造社一些意气用事的文章可以同日而语，从而突破了过去将创造社和太阳社等同视之的旧说。关于鲁迅后期思想转变问题，历来众说纷纭，张著在肯定瞿秋白从历史因素和内心动因两个层面分析鲁迅后期转变原因后，提出“精神层次升华”说，认为鲁迅后期思想升华到了“灵魂生活的天地境界和哲学境界”，从而拨开云雾，发现一片阐释的新天地。
其二，内在“还原”性的链环式学术史眼光。
学术史总是一环扣一环地向前发展，各个历史阶段鲁迅映象之间的关系也是互相衔接、共生互补的。各个阶段含有正确因素的鲁迅映象构成许多“学术链”，逐渐汇合成趋近于鲁迅本体“原真性”的鲁迅映象。过去出版的几本鲁迅研究史，并不忽视学术链的梳理，但往往偏于论著、学人、学派或学术观点的“曾在”的还原，这种还原大抵侧重于外在特征的描述。张著则另辟蹊径，对各个时段重点论著的内在认知逻辑、思维方式和学术范型进行实质性的还原。以这种“内在‘还原’性的链环式学术史眼光”观察《呐喊》、《彷徨》学史，就不难发现王富仁的意义在于将研究视角从政治革命向思想革命转换，汪晖提出“中间物”概念则标志着研究向度实现了从外视角向内视角的大转移，而王乾坤的《鲁迅的生命哲学》将“中间物”概念作为鲁迅世界的原点（元点）来规定，对于扭转既往研究中忽视元性质或元基础问题的习惯性思维定势，则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其三，运用辩证思维方式评判学术史上的得失是非。
实行“中立性研究”，就不能以某一阶段、政党、集团的功利要求作为评判学术史上得失是非的标准，也不能以对鲁迅的赞扬或批评划线，而应“以整个人类历史实践的进退得失为判断是非的惟一标准”。这就要求研究者奉行“好处说好，坏处说坏”的批评原则，不为尊者贤者讳，只为实事求是言。张著高度评价王富仁纠正现有研究系统“偏离角”的历史贡献，但不讳言其试图以思想革命系统“代替”陈涌提出的政治革命系统而出现了新的偏颇。即使是毛泽东最具权威性的鲁迅论，张著也以实证方法探究出两位哲人精神上“相通”与“相悖”的诸多特点，指出毛泽东“文革”时期的鲁迅论既有真理性的一面，又有将鲁迅“变成自己权威的支持者”，对鲁迅形象造成某些消极影响的一面，进而提出“把真实的鲁迅从毛泽东的负面影响下剥离出来”这样开心放胆的真知灼见。对学术史上那些受到不公正的批评或被湮没的成果，也能不抱成见，重新评估；甚至有些谩骂的文字也一并收入，因为“首创者”的谩骂也能给后人留下一份宝贵的文献资料。著者对学术史和研究家的理解、尊重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