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张学良9月18日决定东北军主力入关，帮助蒋介石打败了反蒋联军，张学良从此加入了蒋介石集团，把东北的命运交给了南京政府，换取了占据华北的既得利益。他自认为这是万全之策。但事实证明，张学良犯了一个无法换回的错误。他倒向蒋介石的结果即东北军主力入关，给一年以后的日寇发动“九·一八”事变造成了方便条件。他指望南京政府会保护东北利益，但蒋介石与美、英帝国主义勾结，拿东北主权同日本帝国主义作了交易。
1930年与1931年出现的两个“九·一八”，应该说都是张学良一生中的最大失策。
蒋介石与张学良对反蒋派采取了军事压力与安抚收买并用的方针。首先是“倒戈将军”石友三投奔了张学良。晋军也背着阎锡山自找门路，纷纷与蒋介石、张学良接上了关系。西北军在蒋介石派出的说客策反下，梁冠英、万殿尊、吕秀文、李肖庭、部子举等，也都相继倒戈。其他杂牌军大都很快就换成了蒋军的旗号。
10月16日，阎锡山、冯玉祥、汪精卫、邹鲁、谢持、陈公博等在太原开会，商讨如何收场。他们希望东北军能提出一个和平解决的方案。阎锡山还企图保住山西地盘。但不可一世的得胜者蒋介石，趾高气扬，不给阎锡山、冯玉祥等留有回旋的余地。10月3日，蒋介石发布大赦通电时，就已把阎锡山、冯玉祥列入了不能赦免的名单之中。随后，又对阎、冯多方施加压力，要求他们必须无条件下野。蒋介石只答应在改编晋军和西北军时，适当考虑不拆散他们的原建制。蒋介石对山西进行经济封锁，蒋机不断轰炸。10月25日，蒋介石命令杨虎城部攻克潼关，守备西安的刘郁芬由蒋军策反，献城倒戈。宋哲元率领残部逃到晋西南维县、汾阳一带驻扎。阎、冯的军事实力到此已经瓦解殆尽。
蒋介石让张学良改编晋军，他自己收编西北军。张学良于11月上旬在天津邀集晋军将领开会，决定将晋军改编为四个军，分别以商震、徐永昌、傅作义、杨爱源为军长。蒋介石委任西北军的孙连仲为26路军总指挥，但调往鲁西驻扎。冯玉祥的部将李鸣钟为鄂豫皖三省边防清乡督办，指挥第22路军到淮阳、项城一带“围剿”红军。经过蒋介石批准，西北军的宋哲元部改由张学良收编为29军，委任宋哲元为军长。
11月4日，阎锡山发表通电，声明“即日释权归田”。但蒋介石逼迫他们必须出洋，并发布了对阎、冯的通缉令，不给他们留住国内的余地。阎锡山被迫逃到日本占领的大连居住。冯玉祥先由大同北上，秘密转人晋西，到他的部下宋哲元驻防的稷山县居住。1931年夏，宋哲元部移防晋东南平、阳泉。冯玉祥遂移居汾阳县内的峪道河。冯在这里表面过着隐居的田园生活，实际是在总结政治斗争的经验教训。他自己读书学习，同时开办了一所小型军官学校，训练骨干。有几个共产党员也秘密地参加了军校学习。峪道与陕北苏区接近，蒋介石鞭长莫及。冯选择此地隐居，也为了防备万一被蒋介石逼得走投无路时，打算渡过黄河，进入陕北苏区。
至此，声势浩大的反蒋联盟在与蒋介石较量了7个月之后，终于失败了。蒋介石之所以能够在这场大角逐中获胜，其主要原因在于以下两个方面：
一、钱是战争的命脉。蒋介石利用他所掌握的中央大权，不择手段地聚资敛财，加上宋子文、孔祥熙等人大力相助，又得到了江浙财团和所有官僚买办的支持。这样，蒋介石手里又有金钱又有中央大权，在对反蒋军队进行收买时，可以一手给钱、一手给权（中央的委任状），所以很快就使反蒋联盟瓦解了。
二、蒋介石是帝国主义精心培植的代理人，在关键时刻，各帝国主义国家都全力支持他的反动政权，蒋有这样的“国际援助”，条件大大优于反蒋军事联盟，所以能够长期进行大规模的内战。
然而，蒋介石虽然取得了中原大战的胜利，却无法缓和国民党内部的派系矛盾。因此，他仍然面临着危机四伏的困境，日子并不好过。
第九章 认一个主子没错
1．“航空部长”梦
有道是，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软。其实就是大人物，也免不了这个借。蒋介石刚和宋美龄结婚，就琢磨着怎样答谢孔祥熙和宋蔼龄了。
在某些国民党元老眼中，孔祥熙不过是个操着洋腔调的乡巴佬，只能炒个股票、做个煤油什么的。然而，蒋介石却从孔祥熙那貌似平庸的外表中看出他的不凡来。
1928年1月，蒋介石在国民党右翼势力的支持下，恢复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职务。他上任后的第一件事，不是整顿军务，而是任命孔祥熙为国民政府的工商部长，并推荐他为“国民政府委员”。自然，蒋介石的推荐就等于是任命，从此孔祥熙正式走上政坛。
要说那时的孔祥熙有多大的野心，那倒也不是。当时他只是想，既蒙蒋介石器重，当然是恭敬不如从命。从骨子里讲，孔祥熙当然看中的还是钱，但有了权那钱不是来得更容易吗？！再说，当年跟随孙中山鞍前马后，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宋蔼龄给孙中山当秘书时，蒋介石还在上海码头当瘪三呢。这任命不仅是个面子，更重要的还是对孔祥熙、宋蔼龄革命功绩的一种承认。世界上的许多事情就是挺怪，你越想得到的越得不到，你没想得到的，没准哪一天就来了。如果来子文早就看出孔祥熙取他而代之，他也不会在蒋介石面前说孔祥熙的好话，当然也就没有后来的孔来之争了。
孔祥熙比宋子文会做人。不仅因为他比宋子文大十几岁，还在于他的阅历，不像宋子文30出头就当上了财政部长，而且还总那么书生意气，那么盛气凌人。孔祥熙从来都崇尚的是孔子的中庸，不管骨子里怎么想，他在表面上总以孔子的后裔自居，处处为人谦逊，夹着尾巴做人。因此，在没进入政府之前，孔祥熙就已经博得了众多国民党政要们的好感。
1929年3月，在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孔祥熙被推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候补执行委员。1930年12月，国民政府的工商、农矿两部合并为实业部，孔祥熙又被任命为部长。之后孔祥熙在宋蔼龄的帮助下，使出浑身解数，在工商、农矿领域为蒋介石革新除弊，一时间光是立法就多达百余种。
辛亥革命后虽然建立了民国，但封建主义势力并没有被彻底打倒，帝国主义势力也仍在中国横行肆虐，作威作福。体现在工商界，各种税法、规定、制度更是杂乱无章。蒋介石虽然篡权当上了总司令，但对经济一窍不通。当时他最热心的就是如何消灭共产党。为报蒋的知遇之恩，孔祥熙自然愿效犬马之劳。他夜以继日，废寝忘食，为蒋介石玩命似地工作。任实业部长仅三个月，就主持修订了各种工商法规的条种，其中重要的有工会法、商会法。公司法、海商法、工厂法、船舶法、商标法、交易所法和保险法等等，从而在经济上为蒋介石的统治作出了贡献。这些法律法令的出台，在当时各种法规不健全的情况下，对发展经济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孔祥熙和他的主子蒋介石及南京国民政府一样，是在一个多灾多难的年代里走上中国的政治舞台的。因此，他们的才能。品质及他们本能阴暗、肮脏的世界观，在历史的折射下同时也暴露得特别充分。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借口东北军破坏南满铁路，用大炮轰击驻扎在沈阳北大营的东北军。翌日，双方在沈阳展开激战，东北军全线溃退。蒋介石因奉行不抵抗政策，密令东北军向关内撤退，东北四省转瞬间落入日本侵略者手中。
东北的迅速沦陷，在全国各阶层都激起了强烈的反响。要求抗日、抵御外侮的呼声响遍大江南北和长城内外。从9月19日至30日的11天里，上海和南京的学生十几万人上街游行请愿，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公开抨击。原来迫于实力不及蒋而暂时俯首称臣的国民党内部各派也觉得时机已到，便借“九·一八”事变大做文章，在南京城内掀起了一股倒蒋浪潮。
在全国人民抗日激情空前高涨的情况，蒋介石第二次玩弄了以退为进的伎俩。且931年12月15日，蒋介石宣布他将辞去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长和陆海空三军总司令的职务。
蒋介石的辞职，在南京政府内引起了混乱。蒋介石的死对头汪精卫蠢蠢欲动，各派军阀也都八方串联，四处活动，探听消息以决定取舍。也有人劝孔祥熙，说蒋介石虽然老奸巨猾，毕竟不得人心，何不乘此动荡之秋脚踩两只船，为自己留个后路呢？
孔祥熙则以良臣择主而侍为由，谢绝了这些“好心的劝告”。孔祥熙当然明白，自从宋美龄和蒋介石结婚后，他和蒋就是一条船上的人，对蒋的品行他当然了解。当初宋家在讨论和蒋的结合时，就有人以此为由力主宋美龄拒绝。可又一想，当今天下军阀纷争，列强割据，没有点手腕和狠心的人焉能成大事。蒋介石从一个上海滩上的小人物成为北伐军的总司令，一路过关斩将，确实表现出不凡的才略，这岂是区区书生所能媲美？！再说，历来天无二日，国无二主；大臣认主子只能认准一个，脚踩两只船只能落个不忠不义的恶名，并且也从来没有过好下场的。
因此，当蒋介石表示辞职后不久，孔祥熙就宣布辞去实业部长的职务，表示与蒋介石患难与共。
在将实业部大印交给陈公博之后，孔祥熙在实业部高级幕僚会议上说：“有人说我放着实业部长不当而主动辞职是鼠目寸光，其实，国家官吏的卸任上任，都是正常的事情。我平时常对大家讲，什么事要拿得起放得下。今天我就来实现这个话。我觉得我们拿得起的时候，应以天下为己任。放得下的时候，应弃天下为敝履。这才合乎我们的身份。不管什么人上台什么人下台，政府还是国民政府！”
孔样熙的这一番表白应该说是言不由衷的，但确表示了他死心踏地跟着蒋介石走的决心。
1931年12月，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选举了以孙科为行政院长、陈铭枢为副院长的新一届国民党政府。这是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各派间斗争最后妥协的结果。果然，由于蒋介石的背后捣乱和各派之间心怀叵测，新政府无法形成权威和凝聚力，在财政和外交的双重危机下很快就焦头烂额，不能自顾。仅不到20天，孙科就被迫宣告辞职，新政府宣告流产。随即蒋汪密谋后再次暂时达成妥协。1月28日蒋介石复出主持国民党临时中政会，推出汪精卫为行政院院长。1月30日，国民政府任命宋子文为财政部长。3月6日，又推举蒋介石为国民党军事季员会委员长（这也就是蒋委员长的由来）。
值得一提的是，促使孙科这个短命政权“垮台”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日本侵略军对上海的人侵和由此引发的“淞沪抗战”。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在东北得手，大大鼓舞了日本国内的好战分子。他们随即把目标对准上海这个当时远东最大的经济文化中心。由于孙科政权外交努力的失败，1932年1日28日，就在蒋介石重登委员长宝座的当天，日本侵略军的大炮向上海市开炮了。
当时蒋介石和孔祥熙都在南京，听到消息后极为震惊。虽然他们事前得到消息，说日本可能会采取行动。但他们并不知道会采取什么行动和在什么时间行动，有多大规模；特别令孔祥熙担忧的是，宋蔼龄此时就在上海。
而此时的上海，已陷于一片炮火之中。
宋蔼龄不但滞留在上海还和宋庆龄一起组织了一个临时的“军官励志社”，鼓励那里随时准备开往前线的年轻军官，并租用了一座小楼，把楼内整修一新，做为该所的活动场所。
宋氏姐妹还组织了红十字救护队，救助从闸北前线下来的伤兵。
一天夜里，宋蔼龄刚睡着，就接到上海红十字会打来的电话，说各医院的抢救室都被伤兵住满了。还在许多伤兵躺在走廊里，需要帮助。
“一个小时前，还有人向我报告，说床位充足。”宋蔼龄皱了皱眉头。
“一个小时？明天床位就不够了，很多医院把办公室都腾出来做病房。再不想办法，伤兵只能住在大街上。”
宋蔼龄再也睡不着了。她明白，伤兵如不能得到及时的救助，就会丧失生命。可现在到哪里去找床位呢？她立即想到几个最要好的朋友。于是她也顾不上什么礼节了，直接把他们从睡梦中叫醒。宋蔼龄把情况一说，大家都感到问题严重，再募捐也来不及。于是大家纷纷拿出个人的存款，当天夜里就凑了8万美金，并立即选址建立了一个有400张病床的培德医院。
之后宋蔼龄开始在工商界中活动，又募集了一笔捐款，建造了一所1000张床位的私人医院。
宋蔼龄在上海从事救助活动的消息传到了南京，并且上了报纸。孔祥熙等战事稍缓后来到上海。在他们的寓所里，宋蔼龄对孔祥熙说：“怎么样，我这不是还好好的么？”
孔祥熙忙对宋蔼龄陪出笑脸说：“你有先见之明，有先见之明。”
孔祥熙心里自然明白，宋蔼龄在“淞沪抗战”中的一系列活动，等于给他脸上又贴了一层金。
孙科政府因“外交不利”，没有阻止日军对上海的进攻而被迫倒台，但十九路军在蔡廷锴的指挥下，在上海人民的全力支持下，挫败了日军的企图，打了胜仗。蒋介石却指令蔡廷锴不要乘胜出击，将日军赶出上海后就可罢手，绝对避免再与日军决战。3月初日军向中国守军发起总攻击，中国守军失去战机，只能撤至昆山福山一线。3月13日南京政府决议中日双方停战事宜，后派出代表与日谈判，竟承认了日军对上海部分的占领和日商在上海的特殊利益；并签订了屈辱的《淞沪停战协定》。这反到成了蒋介石赖以炫耀的政治资本，而上海人民的热血就这样被一张协定出卖了。
1932年4月3日，即淞沪抗战结束不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