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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姆教我们做这样那样，但有些事情她也没办法。比如做饭，她做出来的饭也夹生。这是因为高原沸点低造成的，你烧再旺的火也没用。我们不可能让高原适应我们，只有我们适应高原，适应夹生饭。再说了，虎子都吃夹生饭，我们有什么不能吃的。可以说我从到达甘孜那天起就开始吃夹生饭，一直吃到转业离开部队，离开西藏。
当然，最难的不是做饭，不是捡柴，也不是搭帐篷。
最难的是面对我们的新伙伴。
这天早上苏队长开会回来，笑着对我们说，同志们，去看看咱们的新伙伴吧。
我们面面相觑：什么新伙伴？又调来新同志了吗。
苏队长仍微笑着说，去看了就知道了。
我们就跟着苏队长走。应该说还没走近我们就看见它们了，看见我们的新伙伴了，它们黑压压的一大片，以一种气势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里。但我们一时没反应过来，我们一边躲避着它们一边东张西望地问：在哪儿呢？在哪儿呢。
苏队长用手一指我们躲避着的东西，说，那不是吗。
我们呆住了。
牦牛？就是这些黑色的长毛的大眼睛的家伙？就是曾经把我们吓得脸色苍白的家伙？我们真的要和它们成为伙伴了吗。
折多山下那惊人的一幕又出现在了我眼前。我心里不由得一紧。
苏队长严肃地说，同志们，我们下一步的任务，就是将前线部队的作战物资及时地送上去。要完成这一艰巨繁重的任务，我们必须与牦牛成为好伙伴。
吴菲冲我伸伸舌头，说了声天哪。
我深深地吸了口气，小声说，只要别人能赶，咱们就能赶。
现在，那个让我们想了很久也怕了很久的牦牛，终于来到我们面前了。整整200头，黑压压的一大片。它们一个个武士一般披着铠甲似的长毛，昂着泛着金属光泽的巨大犄角，瞪着大眼睛看着我们，好像在拭目以待。我们鼓足了勇气，小心翼翼地靠近它们，想亲近它们，但它们冷冷地站在那儿，面无表情。不过它们至少没有发疯，没有狂奔不已，这让我们的胆子大一些了，慢慢靠近了它们。
苏队长告诉我们，牦牛是高原上最有力量和耐力的牲畜，被称做“高原之舟”。在高海拔地区，在气候寒冷地区，它们是惟一能够运送物资的牲口了。为了保证下一步进军路上部队的补给能够跟上，师里在四川藏区采购了一万多头牦牛，这一万多头牦牛将组成一支庞大的运输队。我们这一支，不过是浩浩荡荡运输大军中的一小部分。
一想到那么多人和我们一样赶牦牛，我们的胆量壮大了一些。
需要运送的物资也分配来了，有粮食，有弹药，还有银元。分成无数个驮子。我们就是把这些驮子送到前线去。
我们要学习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驮子搁到牦牛的身上。
没想到这就很难。我和吴菲搬起一个驮子，围着牦牛转了10多圈儿也没能把它放上去，急得出了一头的汗。后来一群人上来帮我们，七手八脚地才勉强把驮子放到牦牛背上。
第一步完成了，第二步更难：上好驮子的牦牛不往前走。它们站在那儿，生了根似的，任我们怎么赶怎么推怎么吆喝，它们就是不动。
小小的赵月宁急了，上去用两手推牦牛的屁股，牦牛还是纹丝不动。她生气了，攥起拳头使劲儿地擂，牦牛慢慢地转过硕大的脑袋看了她一眼，还是不动。大概她那个小拳头擂上去在牦牛的感觉中就是挠痒。
我们一边笑一边担心：怎么办呢？牦牛不听我们的话。还有那么长的路要走，怎么办。
苏队长比我们更急，最后想出个笨办法，让我们在牛头上拴根绳子，像牵马那样牵着牦牛。于是我们就分成两人一组，一个在前面牵，一个在后面赶。
我和吴菲一组，吴菲在前面牵，我在后面赶。但任我们怎么用力，牦牛就是不动还瞪我们。大概它们祖祖辈辈都没被人这么牵过，很不乐意。吴菲就用力拉，牦牛被拉火了，用头蹭了她一下，把她蹭了一个跟头。吴菲也火了，从地上爬起来说，你还敢顶我？就给了牦牛一拳。牦牛又蹭她一下，她又还它一拳。
我看见那牦牛的眼睛里有红色漫上来，胆战心惊地说，吴菲你别惹它。
吴菲根本不听，又连续给它两拳。这下牦牛不耐烦了，一尥蹶子，把吴菲踢倒了。踢得吴菲滚出了一丈远，立即就捂着小腿爬不起来了。我吓得死死拽住牦牛，生怕它再往吴菲身上踏上一只脚。
一旁的赵月宁吓得脸色都变了，拔腿就去找苏队长，边跑边喊，苏队长，不好了，吴菲和牦牛打起来了！苏队长忙不迭地跑过来，先扶起吴菲，撩开她的裤腿看，那里已经乌青了一大块，扳着脚腕试了试，还好，没让牦牛踢断。她这才嘘了口气说，小吴，你也是，和谁打架不好，和牛打。你就让让它吧，它是牛啊。
这后来成了一个笑话。一路上大家经常问，怎么样，今天谁和牦牛打起来了。
眼看着要出发了，我们仍没能制服牦牛。
师里了解到这一情况后，给我们雇来两个藏族牧民。让他们协助我们赶。苏队长觉得心里不安，那两个牧民赶牦牛时，她就在一旁观察。她发现藏牧民赶牦牛时，个个都“君子动口不动手”，他们笑嘻嘻地和牛说话，好像牛是他们的兄弟一样。然后轻轻一举，就把驮子放上了牛背，再然后拍拍它们的屁股，像是在表扬它们。带牦牛队走的时候，他们并不费力地驱赶，自己走在前面，轻轻地嘬起嘴唇，嘘——的一声，那庞大的牦牛群就启动了，乖乖地像一群听话的孩子，一点儿脾气也没有，跟着他们走了。苏队长有些明白了，回想起在折多山脚下牦牛发疯的那次，也是一声口哨镇住了它们。
她学着牧民嘬起嘴唇，嘘——的一声，牦牛真的就往前走了。她像个孩子似的高兴地拍掌大笑起来，迫不及待地把我们全都叫了去，让我们也试试。
于是我们一个个全都嘬起嘴唇来，学着牧民的声音哟哟地叫，或者嘘嘘地吹口哨，练得嘴唇都干裂了，但渐渐地，终于能发出和牧民相近的声音了。当我们再靠近牦牛时，牦牛终于显得温驯了。
后来我发现，牦牛不仅温驯，还很通人性。尤其是我们唱歌的时候，它们总是抬起那硕大的头颅看着我们，眼里水汪汪的，好像听懂了那些歌声。渐渐地，它们成了我们的好伙伴，甚至成了我们的卫士。有一次，我们在灌木林里遭遇了一群狼，那群狼大概有30多头，非常饥饿的样子，肆无忌惮地朝我们嚎叫。我们紧张极了，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时候牦牛也叫起来，它们的叫声像威武的号角，一声声的，把树叶纷纷震落下来。有一头牦牛一边吼叫着一边朝狼群走去，另一些牦牛也朝狼群走去。那群狼终于胆怯了，夹着尾巴迅速逃离。
后来，我们和200头黑黑的牦牛一起，爬冰山过雪峰，相依为命度过了50多天，终于在11月里到达了昌都。
6
那些日子，苏队长天天和我们待在一起，和牦牛待在一起，我们几乎要忘记她是一个母亲了。晚上回到住处听到虎子的哭声时，我们才想起她还有个可爱的儿子，并且，还有个心爱的丈夫。
说实话，自从见到苏队长的丈夫王政委后，我心里对他很有些失望。没想到他长得这么其貌不扬，我以为他高高大大，英俊潇洒。因为我们苏队长就英姿勃勃的，很帅气。但看得出苏队长很爱他。尽管他很少来，但只要来了，苏队长的眼里就会闪烁出一种光芒，脸上就会有红晕，人更漂亮了。
我心里想，苏队长真的爱这个看上去比她大许多的男人吗。
我的这个猜测很快就得到了证实。
快要离开甘孜时，我们队里发生了两件大事。
第一件事是，我们队的徐雅兰被查出有严重的心脏病，不能再和我们一起往前走了。
说实话，我当时也险些被留下来。后来总算幸运过关。但有两个人却没能和我一样幸运：一个是赵月宁，一个是徐雅兰。赵月宁是因为年龄太小，人又那么瘦。医生觉得她还完全是个孩子，让她负重行军，实在是于心不忍。徐雅兰则是被检查出有严重的心脏病，在甘孜症状就明显了，再往高处走肯定会出问题的。
赵月宁一听要她留下，马上哭闹起来。她左右不离地缠着苏队长，说她瘦是瘦，可没有病。她保证不拖后腿，保证和大姐姐们一样完成任务。她哭得哇啦哇啦的，让我们都忍不住站出来帮她求情了。我们说我们会帮她的，就让她去吧。我们一定把她好好地带到拉萨。现在想来我们是多么的单纯啊，自己能不能走到拉萨尚且不知，就想着去保驾别人了。苏队长和师里的其他领导拗不过她和我们，终于同意让她一起走了。她高兴得搂着我们跳起来，那张脸就跟高原的天气一样，刹那间风吹云散，出了太阳。
可是徐雅兰就不行了，明摆着的危险让我们谁也不敢为她说话，一起劝她留下来，留在甘孜。领导说，甘孜也有许多革命工作要做，后面还不断地要上来部队，需要接应。可她还是伤伤心心地哭了一场，惹得我们也都陪着她一起掉泪。
徐雅兰终于留在了甘孜，她在甘孜工作一年多后，由于身体越来越差，被调回到了成都，在军部保育院当一名老师。你们都认识她，她就是徐老师。
当时我们都非常同情徐雅兰，觉得她太不幸了，生病都是次要的，关键是她将孤独一人离开我们这个集体。
但我们不知道，还有更不幸的事情，正在折磨着我们的苏队长。
这就是我说的第二件大事。
那天当我欢天喜地跑回到住处，想告诉苏队长我通过了体检时，我看见她一个人呆呆地坐在那儿，眼睛红得像桃子。明白地昭示着她破碎的心。
我从没见苏队长哭过。我为这个没见过的情形不知所措。
旁边的同志小声告诉我，说王政委刚走。王政委来告诉苏队长，不能带虎子上路。要把虎子留在甘孜。
我惊呆了。
我一下子有了一种愤怒。我想这是一个丈夫和父亲应该说的话吗？。
王新田政委来向他的妻子苏玉英告别。
他们先遣支队须受了新的任务，要出发了。
苏队长正坐在拉姆的房间里给虎子喂奶，看见丈夫她笑笑说，你看，我喝了几天酥油，奶水比原来多一点儿了。
王新田默默地在她身边坐下，显得心事重重的样子。他看看瘦弱的儿子，看看更为瘦弱的妻子，心里很难过。但现实容不得他儿女情长，他抬起手来，为妻子捋了捋头发，想说的话却始终开不了口。
苏玉英说，你好像有什么事要说。
王新田清了清嗓子说，我马上要带部队出发了。
苏玉英说，我知道。我们也会很快跟上来的。
王新田说，就是因为这个。我来……和你商量一下……孩子的事。
苏玉英吃了一惊，下意识地抱紧了孩子：孩子怎么啦。
王新田硬着头皮说，你知道，接下来的进军路途更加艰苦了，全靠徒步，海拔高，气候寒冷，荒无人烟，供给困难。你们还有那么重的运输任务，尤其你是队长，担着全队的担子，闪失不得。所以……再带着孩子，会非常困难。对你，对孩子，可能都难以承受。
眼泪一下从苏玉英的眼眶中涌出，滴在了孩子的脸上。她知道他说的句句都是实情。还有更多的实情他还没说出来：保姆张妈的身体越来越不好，显然不能再往前走了；虎子一路上总是挨饿，她已经没有一点奶水了；还有，他已经摔伤过一次了，万一再出什么事，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更重要的是，女兵队的担子在她的肩上，那是一大群孩子，那比虎子更重要。怎么办。
这都是实情。
但实情也一样刺痛人心。
她说，那……怎么办。
她说这话时眼泪汹涌而出，拍打着王新田的心岸。他被拍打得心里发疼，他知道这对一个母亲意味着什么。别说是母亲，就是他心里也感到疼痛。他站起来，在她和孩子面前走了几个来回，然后站下来试探性地说：要不，你和孩子一起留下，别再往前走了。
苏玉英几乎是毫不犹豫地摇了头，她温柔地却是坚决地看着她的丈夫。她知道他只是说说而已，那可做不到。要她留下来？且不说这意味着和丈夫的分离，更重要的是，她怎么能在进军的道路上半途而废呢？她怎么能丢下运输队里的女兵们呢？就是组织同意了她也不同意。
这在她是不可想象的。
王新田重新坐下来，揽住妻子瘦弱的肩膀，安慰她说，组织上让我们暂时先把孩子和保姆留在拉姆家里，你也知道，拉姆是个非常可靠的人，她的丈夫也是我们的基本群众。等大部队到达拉萨安顿好后，或者等进藏公路修通后，我们就回来接他们进去。
只能是这样了。苏玉英擦了眼泪，异常坚定地点点头。她别无选择。
想通了，也就坦然了。
苏玉英把熟睡的孩子放到床上，盖好。然后站起来，站到丈夫的面前。丈夫是那么魁梧，令她显得越发弱小。
她为丈夫整理扣得好好的风纪扣，为丈夫整理戴得端端正正的帽子，然后把自己的脸贴在丈夫的胸前。透过军棉衣，她闻到了丈夫身体的气息，那种熟悉的好闻的气息。丈夫紧紧地抱着她，抱得她身上发疼。但如果疼痛能延续这拥抱，她愿意选择疼痛。她轻声说，来吧。
丈夫摇头，但手上用的劲儿更大了。她忍不住发出了呻吟。丈夫却忽然松开手，站到了一边。
王新田说，我得走了。她怨尤地问，干吗那么急？王新田说，支队的人还等着我呢。出发前还有好多事情要安排呢。她说，难道就在乎这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