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星期一把它放在什么地方了。”他说，“我是有前手没后手，那笔从不漏墨，你知道，要是放支老式比克笔在我衬衫口袋里我会紧张的。”
贾斯汀仰着脖子看着屋顶。戴维斯随着他的视线望向那丑陋廉价的天花板，里面掩藏着更为丑陋的管道系统。贾斯汀张着嘴，头向后仰，身子越来越靠后，看上去仿佛变得精神失常。在戴维斯眼里，这小男孩像一只刚出生、还没长毛的小鸭子，他那白皙的皮肤没有受到年岁、压力、不好的饮食习惯、荷尔蒙的影响；即便此刻他们坐在这个地方，他的骨头也在生长；他的头脑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扩展、吸取、记忆、学习。一个成长中的男孩一直在经历着某种变异。戴维斯心想，只要能在合适的地点盯着贾斯汀看足够长的时间，他就可以目睹贾斯汀发生变异，就在这间检查室里也同样可以。
“有的时候我也丢东西。”贾斯汀一面说一面继续把头往后仰。
“真的吗？”琼问，“什么东西？”
“就是一些东西。”他说。戴维斯看见男孩开始用脚后跟踢检查床。“有时候我手上有一样东西，我就——我就会把它弄没了。东西原先在那儿，然后就没了。”
“后来东西又找到了吗？你丢了的东西？”琼问。
“不，”他说。“丢了就再也没有了。”
戴维斯觉得手臂发凉，脸发烫，琼仍埋头记录着。对戴维斯来说，他好像从一面单向透明玻璃镜镜的两侧作用不同，一侧全反射，一侧可透视。观看着这个对话，在贾斯汀的语气和表达中寻找蛛丝马迹，给每一个短语都加上潜台词。这个男孩不是杀害安娜·凯特的凶手，他提醒自己。但他止不住想像在某个地方，比如贾斯汀家附近隔开住宅地界的小树林，就在这样的小树林里，贾斯汀一个人抱着一只邻居的小猫，他的手指轻轻地握住小猫的脖子，然后一个年龄大一些，更残酷的他在嘉普服装店柜台后面，骑在安娜身上，看着她苦苦地挣扎，恐惧地发抖。
— 39 —
镇里的警察局不是个过夜的好地方，比格·罗布心想。这里喧哗吵闹，照明不佳（即使灯全开着），镜子也是裂的，水渍像毛细血管般遍布于上。比格·罗布是个胖子，但长得挺帅，过去二十年里十二个以上女人都这样说过。照镜子的时候，照一面好的镜子而不是眼前这一面的时候，罗布渴望地想像着如果自己瘦点会是个什么样。他有浓黑的头发，双下巴中上面的那个宽阔结实；他的牙齿天生很白，虽然脸上和腰上有赘肉，但由于有六英尺半高，骨架子大，看上去还算匀称。他开玩笑说，上帝给他这些肥肉是因为他够强壮，扛得动。
布里克斯顿警察局的值班室很小，是公用的。局长的办公室塞满了东西，使人感觉幽闭恐怖，而另外几名警员则凑合着共用几张桌子。三面墙上都有大窗户，窗户之间的空间被刷成了黄色——和比格·罗布曾经工作过的芝加哥警署非常不同，他习惯那里的环境，工作间是封闭的，刷成白色。还好这里的休息间很干净，冰箱没有臭味，里面只装了调味品和新打包的午餐，这是为今天值班的警官准备的。
民众来到这个地方需要的不外乎是寻求建议和慈善性质的援助。布里克斯顿的警察们帮助人们从锁住的车里取出钥匙，捉住丢失的宠物，偶尔他们也提取轻微交通事故中对撞双方的供词，双方总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布里克斯顿当然也有喝酒闹事的，破坏公物的，有时还有家庭纠纷。比格·罗布觉得在布里克斯顿警察局工作就像在广告公司和银行上班一样没有压力。
“你都准备好了吗？”克里平高兴的笑脸出现在镜子里。比格对他竖起大拇指。“这真他妈刺激，”克里平说。“小心点，别过火了，只要用鸡尾酒让她放松，然后让她开口说话就行。”
比格·罗布点头。“你知道怎么才能成功地获得女士们的青睐吗？即便凭我这种身材？”他扯扯自己的耳垂。“那就是，做个好的聆听者。”
在一家名为“猎犬”的酒吧里，比格轻易地找到了坐在一张长方桌前的佩格，她正和四名女伴在一起。她从酒吧另一个地方拿了第五把椅子，坐在一个桌角前，桌子下面的一对螺丝钉没了，整个桌面难看地向她这边倾斜着。桌子中央放着喝完的酒瓶，上面留有女士们的指纹，使得玻璃里面呈现出一层薄薄的粉红色，酒瓶子摆在一起就像分开郊区住宅地界的小树林。女招待好久没来收拾桌子了，这些女人现在喝的酒只能危险地摆在倾斜的桌边，但从女招待的立场来看，其实是这些女士喝得太快了，不知道的还以为她们是在变戏法呢。
酒吧是半土不洋的英式风格，墙上挂着从商店里买来的图画，嵌在廉价的黑色画框里，画中是绿色的田园风光，城堡的残垣断壁，以及海边的峭壁悬崖。架子上还花哨地摆了一些和福尔摩斯有关的收藏品——陶像、玩具、书籍。大门旁边钉着一张复制的电影海报。酒吧里还随意摆放着一些爱尔兰、苏格兰风格的装饰品。他们从大啤酒桶里放出的是“吉尼斯”黑啤，比格·罗布看见后仍心存侥幸，希望能够喝到一品脱“特能特”啤酒，但他应该清楚这里是不可能有这种好酒的。他只好端着哈普酒离开吧台，随意地穿过人群，向前移动，停下脚步时，他那魁梧的身躯距女士们的桌子只有几英尺。
“晚上好，女士们，”比格·罗布说。“下一杯酒我请，各位意下如何？”
— 40 —
萨姆·科恩十五岁的时候在一次越野跑越野跑已有两百多年的历史，曾三次被列为奥运会项目，可以使中长跑选手的成绩得到明显提高，是中长跑训练的一项有效手段。训练中被大黄蜂蜇了。
诺斯伍德东部高中后面有一条废弃的密尔沃基北部铁路线。卡恩教练让校队队员们在断裂腐朽的枕木上进行三英里来回训练，队员们不得不小心翼翼，时刻保持警惕。这种练习锻炼了萨姆的意志力，强健了他的体魄。到赛季中期的时候他已经排到了名单上的第三位，名列布鲁斯·米勒和兰尼·帕克之后。到“橡树园邀请赛”结束时他升到了第二位，这个邀请赛以下半场赛道平坦而闻名。
兰尼、布鲁斯和另一个队友布赖恩跑了两英里就折返了。今天是星期五，第二天会有一个聚会，谣传晚上还有一个派对。萨姆向他们保证过会儿就去简·特诺斯基的家和他们碰面。简·特诺斯基的父母去日内瓦湖了。如果简没有打算借着酒兴和他们玩玩，他们有信心能把她说动。
萨姆的前脚掌一次又一次踩在枕木上，腿的感觉还不错，这意味着他几乎感觉不到脚在用力。在素质跑练习中他们到达某个点时会感觉自己得推自己一把才能继续向前。现在他不觉得痛苦，也不费力，他的呼吸顺畅，脚下的节奏推动着他前进，也给他注入新的活力。在这个凉爽的傍晚以这种速度前进，他相信自己能一直跑下去。在黄蜂蜇他的几秒钟前他还信心满怀地想，从明天起，他会逐步加强，把兰尼第二名的位置夺过来。
萨姆在七年级时加入了越野队，主要是为了女孩子。这并不是说诺斯伍德的田径运动员有很多追随者，虽然每年秋季拉拉队会安排时间出现在一次聚会上，展示她们的活力，可能她们只是把这个活动当做一次慈善表演。但是对一个不安分、动不动就觉得难堪的十三岁少年来说，在运动员名单上占有一席之地仿佛就有了进入社交圈的资格。只要不是一直全速跑，萨姆的耐力总是很好。跑步让他有独处的时间，这是他喜欢的，但跑步也并没有让他孤立。队员们一起分享成功的褒奖，同样也分担失败的责备。这些对萨姆来说都还好。最重要的是，他是一名运动员，在中学女生眼中，这相当于有一份好工作。
萨姆的父母观察到跑步还有其他的好处。萨姆的学习成绩有所提高，整个人也有了自信心。萨姆认为老师们给予了他更多的尊重，当他需要时，还能享受到有什么拿不准的事不会怀疑到他头上的优待。
一只黄蜂降落在他的小腿胫部，在右膝下方的六英寸处。萨姆低头看了看，但没有停下来，也没有打乱脚步，因为如果在这条危险的道路上突然这样做他会跌倒。他低头盯着这只黄蜂，即便他的脚踏在一根又一根的枕木上，腿部跟着上上下下地抖动，这只黄蜂仍牢牢趴在他的皮肤上。萨姆俯身去扇。
黄蜂蜇了萨姆。
萨姆像一匹受伤的马儿一样弹了起来，然后用手向黄蜂拍去，但遭遇到抵抗，因为小虫子还没有离开叮咬处。他倒了下去，左踝撞在右边半埋的铁轨上，疼痛不堪。
“该死的！”
只几秒钟的工夫，蜇伤处变得又肿又青，疼痛难忍。萨姆气喘吁吁地在铁轨旁站起来，观察伤口的变化。他是头一遭被虫子蜇，大约一分钟后他开始感觉呼吸困难，这时他意识到自己起过敏反应了。
后来还被蜇过一次，但那次他已经是大人了——在芝加哥打三对三篮球赛时，他被一只蜜蜂叮了一口。那晚他给父母打了个电话。
“去过急诊室了吗？”妈妈问。
“没有，妈，”萨姆说。“我吃了两片苯那君伤风抗生素药的一种。。”
“我还记得你跑步训练时被蜇的那天。”
“是越野训练。”他纠正道。
“越野跑步训练，”妈妈厉声反驳道，但接着她轻声笑了起来。“你回来的时候脚踝肿得像个垒球。”
“不是脚踝，是胫部。那次比这次严重多了。当时我不得不顶着那个‘垒球’走两英里。”
“是啊，那‘球’可真大。”
他们谈论起了住在密尔沃基的妹妹一家，直到这个话题没什么可谈的了，他和父母都把听筒放在耳边，静静地坐着——爸爸妈妈一人拿着一个无线电话分机。这种安静并不让人觉得不舒服——每个人都知道话还没说完——但将近半分钟都没人说一个字，他们等着谁再开个头。
“萨姆，诺斯伍德这儿有个小男孩和你长得一模一样。”最终科恩太太开口了。
“真的？”萨姆侧着头用肩膀夹住电话，随手翻看着《纽约时报杂志》，其中有篇文章写的是他喜欢的一位爵士乐吉他手，他不想在开始读这篇文章前父母就挂断电话。
“是的，是件值得注意的事。”他爸爸说。“你确定高中的时候没有让那些女孩中的某一位怀上？”
如果换作别的父子，这番话会像熟悉的玩笑话般一笑而过。但在萨姆和他父亲之间，话里还有话。
萨姆和父亲之间最激烈的战斗持续时间大致和二战一样长：从他十三岁那年的九月到十七岁那年八月毕业于诺斯伍德东部高中。那时的萨姆一到周末就喝很多啤酒，抽很多大麻，还带女孩回家，他知道爸妈不会喜欢这些女孩，当他和她们中的某位睡觉时也不会向爸妈做任何掩饰。科恩夫妇是自由思想派，对性事不是特别介意——至少在萨姆满十七岁之后——但他们震惊的是他对性伴侣的不加选择，聪明的、笨的，瘦的、胖的，富的、穷的，什么样的女孩都往家带：十几岁的萨姆和女孩上床就跟无聊地在电视上快速翻台一样，每个节目都差不多。
当然，他的不加选择和很多女孩主动投怀送抱大有关系。萨姆把这等艳福归功于流传在校园里关于他那玩意儿尺寸的故事。随着故事的流传，自然就被夸大了，但还不是太离谱。到萨姆上初二时，他发现总有好奇的女生愿意把他带回家，或是跟着来到他家。他们兜风，或者选一场看的人不多的电影坐在后排。他并不一定和每个女孩子都发生性关系——有些只想预演一下——但坦白说，女孩子们注意的地方全都一样。
“那么，他是谁？”萨姆问。
“那个小男孩吗？噢，我们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科恩太太说，“你爸爸在一家水果店看见他，然后在肉店又认出了他。”
“这太不寻常了，真的。我们回到家，翻出老照片，如果你还在上二年级的话——你们可能就是双胞胎。”科恩先生说。
“你们看见他母亲了吗？”
“和你差不多岁数，也许大几岁。漂亮，苗条。”妈妈说。
“你回忆起什么了吗，儿子？你放‘春假’时有没有戴过安全套？”
“詹姆士！”科恩太太眉头一皱，萨姆能从电话里听见她不悦的嘟哝声。
“我什么也记不起来了，爸爸。”萨姆说。
“你确定吗？你确定和那个丰满的曲棍球守门员一起时安全套没有滑落？她叫什么来着？丽贝卡？”
“你爸爸只是在开玩笑，亲爱的。”
“妈，我知道，但真是挺有趣的，那个小孩，他和我长得一模一样，嗯？”
“他们说每个人都有一个和自己长得一模一样的人。”科恩太太说，“你的那个只是晚出现了二十年。”
“太怪了。”
“工作怎么样了？”
“忙。”
“接到好的案子了吗？”他爸爸问。“这周赚了什么脏钱没有？”
从另一方面讲，这个玩笑并不像听上去那么讽刺挖苦。詹姆士·科恩对儿子的律师职业引以为傲，还向朋友们夸耀儿子那些有钱的大客户。他经常把“脏钱”这个词用来指代自己激进的大学时代，这样说有点自我嘲讽但又不是太敏感。他不以那段岁月为耻，也不觉得自己当年反战，往大学报纸的底页投针对白宫的重磅文字炸弹是什么不好的事。但是到了中年，他已变成一个虚伪的资本家，有了自己的企业，以很快的速度把它做大，在五十岁之前就转手他人。退休之后，他把自己年轻时候的行径看做成长的一个阶段。他以同样的态度看待儿子十几岁时对男女之事的随意，但他那时和现在都忍不住要严厉地说上两句。
萨姆不予理会，他愿意谈点别的，而不是那个和他长得一样的小不点，一个脸上还沾着巧克力的小屁孩。他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