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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德拉是一位伟大的理想主义者，同时他也是一位注重实际的人。他善于冷静、客观、勇敢地面对现实，妥善兼顾各方实际利益；制宪谈判的过程也就是南非形形色色的政治力量利用各种手段最大程度地争取和维护其自身利益的讨价还价过程。曼德拉懂得在这个关系重大且十分微妙的过程中既要“守经”，即坚持原则性，又要有必要的“权变”即具有灵活性，且应尽可能精确地把握好二者之间的度，将两者不露痕迹地结合起来，寻找出照顾到各派利益的平衡点，这是促使制宪谈判最终取得成功的最重要因素。曼德拉的政治理想和不懈追求是为黑人的自由和解放而斗争，在南非彻底消除种族隔离制度，建立一个种族平等的新南非。半个多世纪来，无论环境多么险恶，他初衷不改，矢志不移，始终在为自己的理想奋斗着。同时，曼德拉也懂得，种族和解意味着不再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而是你活我也要活，反之亦然。你既不是天生“上帝选民”，我也不是与生俱来的奴隶，区别不过是肤色不同而已。曼德拉和德克勒克多次重申，少数白人的统治应该结束，但并不意味着代之以多数黑人对少数白人的统治和压迫。制宪谈判开始之前，曼德拉就明确表示：“我们准备谈判任何问题，谈判意味着妥协”。德克勒克也说，他“保证对谈判承担义务，并促进这一进程”。在争取黑人的解放和自由这一根本问题上，曼德拉始终坚持着原则。他认为，“黑人决定自己未来的权利”是“核心问题，甚至是最核心的问题”，在这个原则问题上没有让步的可能，否则“就是对所有为此付出牺牲的人的背叛”。但非国大通过两年的制宪谈判，在民主进程、制宪机制、权力分配、国家政体、经济政策等方面都从原有立场做出了许多让步。德克勒克领导的南非政府也做出了一些让步。
在民主进程和权力分配问题上，非国大原来提出的在1993年年底以前进行大选等民主进程时间表显然与事实不符。原主张“实现多数人统治”、在大选中“胜者独揽一切权力”的非国大最终同意自1994年大选后产生的民族团结政府成立至1999年为5年多党分享权力阶段。南非民主进程基本上按德克勒克提出的时间表实施进行，在权力分配问题上也基本上满足了德克勒克关于“分享权力”的构想。
在制宪机制问题上，非国大放弃了原来主张的一院制议会制、反对成立使少数白人拥有政治否决权的参议院的立场。两院制的制宪议会及参院对国民议会的制约基本上符合德克勒克“防止滥用权力”的原则立场。但国民党政府也从原来所主张的总统轮流制议案需经过3/4议员赞成方能通过的议事规则上做了让步。
在国家政体问题上，非国大放弃了最初所主张的在南非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高度集权的中央政府的立场，同意实行多党民主制度，行政、司法和立法三权分立，同意“在建立一个统一的南非的原则基础上”，实行“联邦制”，将全国划成享有高度自治权的9个省，同意承认祖鲁族黑人领袖的传统君主地位，同意考虑少数白人自治要求。
在实施大选问题上，原主张单票制的非国大和南非政府都做出了让步，同意实行全国国民议会和地方立法机构双重选举制。
在经济政策问题上，原主张实行国有化社会主义经济的非国大改为主张对南非经济进行改革和调整，主张在一些经济部门实行“有限或局限的”国有化，建立混合经济体制。在对南非继续实行国际制裁问题上，非国大最初坚持一定等到成立民主政府时制裁才能取消，但随着形势发展其立场不断有所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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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世纪末法军中犹太军官，由于成为右翼排犹势力陷害的牺牲品而受到主持正义的公众的关注。
＇2＇？美国、牙买加黑人领袖（1887—1940年），“黑人至上”与黑人统治论者，号称“黑色摩西”，是极端黑色种族主义的代表人物。
＇3＇？智利总统，社会党人，在1973年右派军事政变中被杀害，他领导的左派政府也被推翻。
第八章 鸳梦难温
第八章 鸳梦难温
嫁给他并不是真正嫁给了一个男人，
我嫁给了这场斗争。
——温妮·曼德拉
第八章 鸳梦难温
一、庞多姑娘
南非黑人中的部族矛盾是错综复杂的。除了像科萨人与祖鲁人这样的两大族群之间有矛盾外，就是在科萨人之间，在特兰斯凯地区，各部落间也有许多历史积怨。除了本书开头时提到的滕布人与姆凡古人的不和以外，特兰斯凯两大科萨人部落——滕布人与庞多人更是很久以来彼此敌对。伪善的白人曾利用这种敌对在这两族之间设立了由他们自己占据的“缓冲地带”——曼德拉家乡附近的特兰斯凯首府乌姆塔塔当初就是作为一个缓冲据点出现的。非国大兴起后，特兰斯凯出身的非国大领袖们表现了博大的族际主义胸怀，两族间出现了许多感人至深的战友与伙伴。滕布人曼德拉与庞多人坦博之间那种共患难的亲密至交就是一例，而曼德拉与庞多姑娘温妮那传奇式的爱情则更为浪漫动人。据说这一温馨的佳话在两族人民之间传为美谈之余，竟使两族之间的传统对立关系化解了许多，两族间的交友与通婚也蔚成风气。然而可惜的是，正如南非部族关系经常有些波折一样，纳尔逊与温妮的婚姻也未能白头偕老。在曼德拉走向他政治生涯的巅峰之际，这一鸳梦难温、劳燕分飞的悲剧，给暮年成功的曼德拉留下了不少遗憾。
1934年，温妮·马蒂基泽拉出生在庞多兰的一个科萨族家庭。应该说温妮的家庭在当时的环境下还是颇为“有教养的”——她的父亲哥伦布·马蒂基泽拉是当地一所学校的历史教员，在科萨族算是有点文墨的知识分子。然而生活的重担压得他不得不与最穷苦的劳工一样，拿起最原始的农具到田间一身泥一身汗地拼命劳动养活9个孩子。温妮的母亲是位家政学教师，但却笃信基督教。小时候，温妮常常和妹妹一起被母亲锁在一个房间里，不情愿地大声祷告，或者去花园的角落里。就这样她每天被迫做着她还不懂的宗教仪式。而她妈妈每次祷告的内容都是为了孩子，尤其是为了能够再生个男孩。这件事对年幼的温妮刺激很大，她从小就立誓要向全世界证明，女孩和男孩一样能干，甚至更强。1941年，温妮的一个妹妹得了一种不时吐血的急病，很可能是肺癌。尽管温妮的妈妈从早到晚为妹妹祷告，但最终她还是去了上帝那里。妹妹死后，温妮的父亲为她盖上了一条白布单，而妈妈仍然跪在地上哭天抢地地祈求上帝派天使来救这个可怜的孩子。温妮也哭了，但与此同时，上帝的崇高形象也在她心目中崩塌了。
妹妹死后，温妮的妈妈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她每天躺在床上，日见消瘦，神态亦极为痛苦。望着脸上常常挂满泪痕的母亲，温妮对那位无处不在的万能之神竟在此时无动于衷真是有些愤恨了！最终，这位一生生育了9个孩子，唯一快乐便是向上帝吐露心曲的母亲仅度过四十几年的时光便撒手人间。这时温妮还只有8岁。
母亲死后，温妮的生活陡然变得艰难多了。几位姑姑对孩子们动不动就是一顿呵斥。艰难的家庭生活使温妮不得不休学半年从事庄稼活：挤牛奶、放牧、收割庄稼。艰难的生活反倒练就了温妮的一身健美的肌肉和吃苦耐劳的性格。在繁重的家务负担下，她竟然能同时游刃有余地学习拉丁文、英文、化学、物理和数学等课程，还通过历史课了解了中国和美国，小学毕业时她成绩优秀。
虽然生活的重压逼得哥伦布·马蒂基泽拉也要从农田里刨饭，但他毕竟是有点文化的人。休闲的时候，他常把小温妮叫到身边，对她讲科萨族黑人的历史，特别是为保卫领土而与白人进行的九次战争，小温妮有些困惑了。她问爸爸，历史书本上不是说那是九次“卡菲尔（野蛮人）战争”吗？哥伦布把历史书往旁边一放，对温妮说：“书本上的确是那样讲的，但那是白人写的书。事实是这些白人侵犯了我们的国家，从我们的祖先手中抢走了我们的土地。白人与黑人之间的冲突起因于偷牲畜，白人把牛偷走，黑人就去把它们抢回来。”这位黑人历史教师就这样向自己的女儿解释着历史。
温妮的父亲粗通乐理，他常常教温妮唱一些小曲，这些曲子记录了黑人祖辈们反抗白人统治的痛苦经历。几十年后，温妮仍能哼出这些歌曲。
后来，温妮进入特兰斯凯的萧伯利中学读书，她看到白人的孩子们穿着漂漂亮亮的衣服，坐着专门为他们开的校车。发了校服之后，温妮才第一次穿鞋。年幼的温妮没向父亲问过为什么我们买不起鞋、服装，但慢慢地她懂事了，渐渐明白了白人与黑人之间的不平等。她后来回忆说：“我的父亲与白人教师在一起时，他看上去是那么卑微，这极大地伤害了一个孩子的自尊心。我告诉自己，如果说科萨人在九次土地战争中失败了，而我又是他们中的一员，我会重新开始科萨人留下的未竟事业，夺回我们的土地。”很显然，父亲的历史教育已经有了效果。
温妮的父亲对坚忍不拔的德意志民族及其在工业方面取得的成就钦佩不已。他曾坚持把温妮的名字叫为温妮弗里德（一个很德国化的名字），到了后来才变成温妮。这位严父教育子女时，总是希望他们能像德国人那样吃苦耐劳，这也对温妮日后的性格发展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在学校，温妮特别喜欢一位老师。这位老师特别崇拜俾斯麦。上课之前，他在长长的走廊的一头开始高喊：“俾斯麦认为，德国的统一是不可能通过议会发言和辩论解决的，而是必须通过鲜血和铁腕。”当他说到“鲜血”时正好走到温妮那个班的教室门口。然后他走进教室接着说：“在我们国家的斗争也是如此。”他对这句话情有独钟，考试的卷子上都有这句话。学生们因此背得滚瓜烂熟，以至它成为温妮长大后的一个坚定信条：黑人的解放斗争真是要通过鲜血和铁腕才能取得。
升入高中后，温妮通过学生中开展的辩论逐渐接触到了现实政治问题。1952年，温妮刚刚18岁，“蔑视运动”的冲击波也影响到了这所偏僻的学校。（曼德拉是“蔑视运动”全国志愿者协会主席）当时的学生还不太理解“蔑视”的具体含义是什么，所以学校中有不少学生开始“蔑视”学校当局，很少有人参加考试。但正在准备大学入学考试的温妮还是参加了期末考试。
萧伯利中学每天都要组织学生参加宗教仪式，这时温妮总是很积极。她还负责女生纪律，那时她就显露出了出众的个人组织才能。她的学习成绩很好，还喜爱体育运动。她很愿帮助同学，有了一点零花钱，她愿买一点小吃和同学们共享。
19岁时，温妮来到了约翰内斯堡的简·霍夫梅尔社会福利学校读书，而曼德拉正是那所学校的赞助人之一。学校的校训是“去了解人民”，人们都将他与曼德拉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学校不允许学生们公开参加政治活动，但温妮常常去参加一些公共集会。她住的那家小旅馆里几乎全是普通工人，其中大多是非国大成员。温妮就是在那里对非国大有了初步了解。那里也有一些参加了各种工会组织的姑娘们，她们也经常一起讨论政治问题，每当在这个时候，她们常常提到的一个名字就是纳尔逊·曼德拉。
这些姑娘中有一个名叫阿蒂莱蒂的，她后来成了奥立弗·坦博的夫人。当时正处于热恋中的阿蒂莱蒂常常带着温妮去见坦博，坦博则开车拉她们俩四处走动。
1955年12月，温妮从福利学校毕业后，进入巴拉瓜纳医院，成为南非黑人第一位医生。她一工作就表现出了对工作和病人的强烈责任感。曾在巴拉瓜纳医院工作过的莫特拉纳医生回忆说，温妮常常“在半夜中将我叫醒，说有位老妇人需要得到医疗，那时她只有19岁啊！她无微不至关心他人的程度远甚于她关心自己”。
那个时候温妮已经表现出其性格中强硬的一面。有一次，莫特拉纳医生诊断一个病人患了病，需要休息一周。但病人的工头拒不给这一周假期。温妮只好去找那个工头说理，她在一张短笺上干脆写道：“你必须听我的，给病人的一周休假决不能改！”最后，她终于如愿以偿。温妮的桌子上常常摆满了有关政治和经济的书籍，她的眼界越来越开阔。有一段时间，城里沸沸扬扬地闹着什么“叛国罪审判”案，里面有不少非国大的领袖人物。有一天，她和几个伙伴约好到法院去一睹他们的风采。对于曼德拉，她回忆时说：“我看到了一个高大、仪表堂堂的男人，他很令人敬畏。当他走进法庭的时候，人们念着他的名字，但他对此一无所知。”
温妮与坦博是老乡，他们都来自庞多兰地区的比扎那村，所以温妮对坦博早有耳闻。有一天，温妮刚刚从巴拉瓜纳医院的班车上下车，就看到坦博和阿蒂莱蒂开车过来。于是，温妮搭上了他们的汽车。阿蒂莱蒂叫着肚子很饿，于是他们就把车停在一家熟食店旁边。选好了一大堆美味食品后，坦博才发现自己的口袋里空空如也。正在窘迫间，他们发现曼德拉也正在这个店中。坦博大声嚷着：“叫他付钱！”曼德拉二话没说便为这位老朋友付了账。当曼德拉与阿蒂莱蒂一起从店里出来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