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棵属于我们的碗口大小的生命树，轻轻用力一摇，果子便落了一地。大饱口福之后，我们分头捡果子贮备干粮，隐约中我仿佛看到一块畸形的木桩，好奇地用手一摸，心一下子凉了半截——竟是块墓碑！敢情，给予我们一个下午生命庇护的土丘群，是一堆被人遗弃、遭人开采过的乱坟岗？我不敢再任由自己天马行空的思维去胡思乱想，在心胆俱裂的边缘，残存的意识告诉我，绝对不能让杨帆发现——她知道后非被吓死不可。
这个晚上，在我假装若无其事的胆战心惊中，我们一共拾到了两百多颗小红果，装在杨帆的羽绒帽子里，差不多有五斤重。之后我们寻了个避风的土坑——或许就是被人挖掘后的坟地，紧紧相拥着躺下，杨帆不久便熟睡过去。虽然我再三尝试着抛开一切安然入睡，但我的眼睛背叛了我，它们自作主张地撑开了眼皮，与地下的森森白骨一起嬉戏，同空中的孤魂野鬼一起飘荡。与此同时，我的心脏仿佛也与我脱离了关系，它伙同大脑向我放映了无数部惊悚大片，然后以一种独自狂欢的方式，高频率高幅度地颤抖起来。这时候，唯有我的双手是忠诚的，它们紧紧地抱住杨帆的身子，向我及时传来她匀称的呼吸——也只有在这时候，我才清醒地意识到，这种独自的担惊受怕，是值得的。
第二天早晨醒来，雾气弥漫了整片树林，我牙齿松动，头皮发痒，睁开眼，却见杨帆正俯身安详地盯着我看，精神不觉为之一振。再一看，她脸上的血迹已经擦拭干净，蓬松的头发也已经用草根束好，只听她以一种平静的语调问：“小峰，这是一片乱坟岗，你昨晚上就知道，对不对？”我惊讶地点了点头，瞬息便被她的樱桃小嘴吻了一口，全身顿时麻酥酥的，令我好不受用。随后，杨帆把我的脑袋放在她的膝上，深情地说道：“小峰，我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爱你！我，我，我爱死你了！”说完又是浪漫一吻，令我雾蒙蒙的脑中顿时一亮——想来生活所有的磨难都会物超所值，便不觉笑出声来。
因为有了干粮，再一次战略分析后，我们准备反其道而行之，上山。趁着十米不见树影的雾气，我们悄声地越过坟茔，往上爬过一小片荆棘，幸运地找回了我那双盛满泥浆的皮鞋。在溪口洗了洗鞋袜，再朝左边的山路走了一会儿，便选了个位置朝上攀爬。大约过了一小时，我们来到一条横贯而过的山路。我们躲在草丛歇了一会儿，最终决定弃之不理，继续朝上爬。之后应该又过了两个小时，我们再次看到一条山路。不过与前面的两条不同，这山路狭窄了许多，而且杂草丛生，似乎鲜有人迹。
这时候太阳出来了，我爬上树观看了一下地形，发现群山皆在脚下，而山下以远，是一望无垠的平原。在这平原中部，有一条贯穿南北的高速路，大概便是途经电缆厂门口的那条。这么一想，我果然在右上方找到了电缆厂独一无二的烟囱，紧接着，梅村集市也清晰可见了。我在脑子里大致盘算了一下方向，知道我们大概在梅山西南面，而且估计不错的话，翻过这座山峰，我们便能见到大海。
我将这样的分析洋洋洒洒地给杨帆说了，提到大海的时候，她的眼睛一眨，我们同时想到了一个人。
我与杨帆同时想到了：聋哑老人的小木屋。虽然我们并不确信它具体所在的位置，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它一定就在这座山中的某个角落。而且就目前形势看来，似乎也只有这间温暖的小木屋，才能使我们化险为夷了。
吃了点水果，择道左行，连走带爬半小时，果然峰回路转地看到了大海。根据零散的记忆，我们大致选择了一个方向，再度沿树林下行。下山的速度远比爬山时快得多，一是因为与警察预料的地段背道而驰，二则是因为对小木屋中蚕豆大小光明的向往。因为选的都是深山丛林，除了遭遇荆棘与蜥蜴，一路有鸟儿歌唱，委实惬意非凡。在左顾右盼的迷途中，黄昏时分，我们终于听到了遥远处寺庙的梵音。它的出现犹如一个及时的指南针，令我们改道左下行，在天黑之前准确无误地来到了那条衔接小木屋与主干道的岔路口——当然，我们藏在树林里。
接下来的一切便显得顺理成章了：我们算计好小木屋的位置，再度退回去，在渐次变暗的树林中挪行了两三里，不久便找到了我们亲爱的聋哑老人。老人家对我们的光临惊喜不已，与他通过手语嘘寒问暖之后，我们喝到了久违的老鸭汤。不过看样子他对昨天的事情似乎还知之甚少，吃罢饭，老人家以一种忍俊不禁的表情打量着我们的装扮，好像还以为我们要表演什么节目。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让他明白了我们现在的窘迫，他慈祥地点了点头，小心翼翼地锁好了门，上山找周阿姨去了。
我们自然没有客气，自己动手热好水，洗了一个精简版的“鸳鸯浴”。之后，杨帆翻看了一下完好无损的笔记本，我也将内裤口袋里的那一千块钱点了点——要知道，这可是我们未知逃亡的最后一笔财富了。令我们始料不及的是，周阿姨竟然被拘留了，这是聋哑老人带回来的孙二叔告诉我们的。根据他的说法，周阿姨有“窝藏罪”的嫌疑，但念及诸多外界因素，拘留几天应该就能放回来。在我们的愧疚万分之中，孙二叔告诉了我们另一个意外：明天清晨，将由他带我们坐船逃往上海。具体过程他没有多说，但从他胸有成竹的表情中，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他。此外，我那部破手机也失而复得，据孙二叔介绍，它是在柴堆中被发现的。其实我知道这是一个善意的谎言——第一，我从来没有碰过柴火；第二，我的SIM卡不见了。但我没有深究，也不愿意深究，事实上，我已经很知足了。
睡了一个安稳觉，凌晨五点被老人叫醒的时候，孙二叔已经在门外装扮整齐。我的皮鞋已经被灶火烘干了，临行之前，老人递给我们几个苹果和一袋鱼干，又硬塞给了我一个由二十张十元钱组成合计两百块的红包，感动得我们热泪盈眶。然后，我与杨帆再次躺进了老人的三轮车，孙二叔往车里架上了几根木柴，然后又在上面放上几十棵白菜——不重，但却十分压抑。车行出山，至路口时有人喝问了一声：“谁！”孙二叔赔笑道：“我，孙二，小杂种卖给老聋子的白菜蔫了吧唧，早点去找他退钱。”那边便没有了声音，车继续向前，然后上土路，入马路，至海边，最终来到一间简陋的鱼棚。
鱼棚里走出一个络腮胡子，与上次陈四的费心打点相反，侏儒孙二只简短地说了句“都交给你了”便没了下文。没想到人高马大的络腮男却毕恭毕敬地说道：“放心，放心，您交代的事，我老许拼了命也要办到！”孙二叔白了他一眼，继而转过头对我们微笑道：“好了，你们和他一起坐船去吧，我还要回去给孩子们煮午饭。”络腮男插嘴问道：“这么早就急着回去，你真的不想多坐一会儿？”孙二叔哼了一声，似乎不愿与男子多说半个字，向我们挥了挥手，便拉上聋哑老人，走了。
我心里空落落的，想起刚才孙二叔蹊跷的神情，便开始对眼前这个渔人萌生出一种莫名其妙的敌意。络腮男跳上那条破旧的小船，无所谓地向我们笑笑，摆起双桨大声喊道：“上船喽，上船喽！”见我们迟迟不敢行动，他爽朗地笑了起来，说：“我老许在海上待了三十年，你们还信不过我吗？”见他笑得无邪，我们这才打消顾虑跳上船。但那船身摇晃得实在太厉害，我的脑袋一阵眩晕，差一点就要呕吐出来。老许哈哈地笑，说：“啧啧，两个小家伙还晕船，没经过大风浪啊，进舱吧，进舱吧……”
小船在海面颠簸前行，有好几次我都以为船翻了，但每次睁开眼，都能看到老许站在浪花上若无其事地摇浆。见杨帆脸色实在太难看，我向他乞求道：“叔叔，慢点划吧，她吐了两次了。”老许应声笑道：“好，好，好，慢，慢，慢，不过逆水行舟，要先划过了这片水域再说。”果然，划出这片大浪滔天之后，老许放缓了速度，加之水面平静，我们就像回到了地面一般。见他的确不像一个坏人，为了打发百无赖聊的时光，我便向老许打听起海上的逸事来。这位络腮男无话不谈，到后面越聊越投机，我便口无遮拦地询问起了他与孙二叔的关系。老许一改滔滔不绝的粗犷不羁，向我们黯淡回忆道：他的祖籍在江西，三年大饥荒时父母饿死了，他便被舅舅接到梅城，成了孙氏兄弟家中的一员。从十二岁起，老许便跟着孙家兄弟在海边捕鱼，十六岁那年，健壮的孙三率先娶了媳妇儿，但用老许的话说：“他那活儿被螃蟹夹过，不管怎么弄，也不行。”那时候他们包了两条船，一条大船泊在岛边，一条小船外出撒网。孙三婶住进大船后，老许的脚被蚌壳划伤，有一段时间整日都只能待在大船中。结果干柴遇烈火，性压抑的孙三婶与性幻想的老许，在某一日发生了奸情。但纸终究包不住火，不久孙三婶就怀孕了，老许与三婶十分害怕，便去求孙二帮忙向孙三解释。因孙三与老许一直不和，憨厚的孙二害怕孙三杀了老许，想想自己亲兄弟毕竟是手足，便替老许背了黑锅。结果孙三暴跳如雷，拿了鱼叉要戳孙二，但终究不忍下手，便将鱼叉插向了三婶的腿……
之后，孙三婶流了产，绝望的孙三驶小船出去，遇上暴风雨，再也没有回来。再以后，三婶阴差阳错的嫁给了孙二叔，而老许独居海边，只有遗憾终生的分了。
在老许催人泪下的悲情讲述中，我们在下午两点抵达了上海某废弃沙厂。老许轻车熟路地指引说，右行三四里，有一条通往繁华市集的小道。我与杨帆互相确认了一下对方的装束，临别之前，这位看样子准备孤独终老的渔者语重心长地告诉我们：“凡事三思而后行，一失足成千古恨啊，切记，切记！”
不一时抵达石化村，见街上人烟稀少无处藏身，我们便又跟着路牌去了金山卫。在火车站外我们买了两张临时SIM卡，遇到一个热心掮客，便在“身份证丢失”的借口下，以五十块钱的“实惠价”住进了一家偏僻的小旅馆。与服务员交代清楚，我将门反锁上，给手机充上电，然后单纯地拥抱着杨帆，快速地睡着了。
晚上八点我们被隔壁的电视声吵醒，于是就着开水吃了一些鱼干，然后开始打电话。第一个电话打给了我的爸妈，我简短地向二老报了平安，并得知：刘义的骨灰已经送回村里，刘伯伯哭得肝肠寸断，凶手陈四下落不明；赵大爷又去了一趟重庆，我们学校校长亲自接待了他，并许诺不会让凶手杨帆逍遥法外。第二个电话是给夏雨打的，打之前我有些犹豫不决——我不知道该不该在这时候去打扰她。现在看来，几乎每到一个地方，我们都会给那里的人带来麻烦，我真不愿意让无辜而善良的夏雨因为我们而遭遇灾难。但后来我还是打了，或许在潜意识里，我还把她当做了我身体内的某一部分。在电话中一番嘘寒问暖后，夏雨干脆地说道：“小峰，你们具体在什么地方，我明天过来。”
然后我换了一张卡，获得的消息便没有那么幸运了。首先杨帆给肖晓萍打了一个电话，在得知小萧鑫身体健康后，她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但后来不知为何，她的脸色突然变得很难看。放下电话，杨帆忧心忡忡地告诉我：“小峰，警察知道你和我在一起了。”我只有苦笑，想我李小峰终于丢失了道貌岸然的面具，被人民警察定格为嫌疑犯了。心中虽然分外酸楚，但看到杨帆愧疚不安的神色，我还得自欺欺人地安慰她：“没事的，他们只不过怀疑而已，赵大爷和刘伯伯还不知道呢。”接下来，想想明天反正就能离开上海了，杨帆擦干眼泪，又鼓起勇气给杨母拨了一个电话，但一直没人接听，只好转而打向杨帆舅舅家，立马就通了。电话那边的杨帆舅舅十分激动，只听他一个劲地重复道：“是小帆？小帆？真是我的小帆……”杨帆眼泪汪汪，忙问：“舅舅，舅舅，我妈到底怎么了？”杨帆舅舅说，杨母为了节约医药费，手术动完才三天就回了家。结果现在伤口感染了，需要再住进医院观察几天，不过应该没什么大问题。之后，意识到我们极有可能因这个电话引火烧身，杨帆舅舅老泪纵横地向杨帆乞求道：“快挂电话，小帆快挂电话啊，他们马上就知道你们在哪儿了……”
第二天中午十二点，我们在小旅馆门口遇到了从火车站独自赶来的夏雨。为了以防万一，夏雨给杨帆戴了顶宽边帽子，又替她买了一大束玫瑰花，然后掏钱打的至金山汽车站，坐上了前往南京的客车。
在夏雨细致入微的掩护下，我们安全地抵达了她在公司附近的住处。房间整洁、干净，清香阵阵，虽然同是一室一厅，但与我重庆租的房子比起来，这里简直就是人间天堂。而且与我当初担忧的横眉冷对相反，两个小女子很快便成为了相见恨晚的姐妹。听她们在厨房里叽叽喳喳的，我也一扫憔悴阴霾的老气横秋，三人其乐融融地吃了一顿晚餐。
晚上，两姐妹在闺房中窃窃私语，我一个人躺在外面看电视。回想这段时间的坎坷经历，真可谓“昨天阴，今天晴，明天又是瓢泼大雨”，戏剧得跟电影一样。房中的灯光一直亮到了凌晨三点，两个女孩一会儿笑得天真烂漫，一会儿又哭得一塌糊涂，想想这两个极品女子都曾被我深情地抱过吻过，我心中就有一种做男人的骄傲，于是睡得也挺香。
夏雨卧室有台电脑可以上网，这成了我们百无聊赖生活中的精神食粮。白天她上班去了，我与杨帆就围着这台冰冷的机器，通过指尖飞扬享受其中的喜怒哀乐。网络令我们收获甚多，在百度里搜索“杨帆”两字，哗啦啦地蹦出来十万多条，前面的链接全都冠以“通缉令”、“女逃犯”的字样。再输入“李小峰”，又哗啦啦地弹出两万来条，但这个“李小峰”就比较杂了，有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