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积极的工作。”④在各类学校的章程中，几乎都这样明确地规定了对于知
识分子的政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做到这一点，实在是很不容易了。
①②③④《阶级战争中的教育》。
国立苏维埃大学是一所干部学校，是以造就苏维埃建设的各类高级干
部为任务的。
瞿秋白以教育人民委员兼任苏维埃大学的校长，徐特立任副校长。1934
年4 月1 日，苏维埃大学举行开学典礼。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中央
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苏区党团中央局及红军大学代表出席了典礼。瞿
秋白、张闻天、朱德等先后在会上发表了讲话。瞿秋白说：“大学开学的战
斗任务，是为了发展中国的苏维埃革命，供给苏维埃革命运动的干部人材。
每个学生同志，都应深刻的了解自己伟大的使命，努力学习，努力参加实际
的社会工作，遵守纪律，严厉禁止一切地方观念以及开小差的行为，为中国
的苏维埃革命运动而斗争。”①。。
苏维埃大学在7 月间併入中共中央党校，它单独存在了不到四个月。10
月间，中央红军主力开始撤离，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也随之结束。在
艰苦的战争环境中，瞿秋白对苏区教育事业，倾注了心血，尽了自己的最大
努力。据徐特立回忆说：“他对教育工作十分负责，苏大住校直接负责者是
我，但他关于政治教育每一课程，每一次学习的讨论的题目他都加以原则指
示。他那样衰弱的身体，在十分艰苦生活环境，由于他认真工作，一切困难
他都忘却了，精神上表现着十分愉快。”②。。
在瞿秋白和其他同志的领导下，中央苏区的教育事业取得了可喜的成
绩。1934 年3 月间，江西、福建、粤赣、瑞金等地有列宁小学三千一百九
十九所，学生约十万人；补习夜校四千五百六十二所；识字组二万三千二百
八十六个，组员仅江西一省约达十二万人；俱乐部有一千九百一十七个，参
加活动的固定会员就有九万三千多人。苏区多数学龄儿童进入了学校，不少
劳动人民摆脱了文盲之苦。③
①《红色中华》第170 期，1934 年4 月3 日。
②徐特立：《回忆与秋白同志在一起的时候》。《忆秋白》第322— 323
页。
③王昌期：《苏区教育的发展》，《红色中华》1934 年9 月29 日。
瞿秋白在中央苏区的时间是短暂的，领导教育工作的时间尤其少。但
是，作为中央教育人民委员，他在教育事业上作出的贡献，将长留在党和人
民的心中。
主编《红色中华》
瞿秋白在担任中央教育人民委员同时，还担任《红色中华》报的社长
兼主编。①①前任主编沙可夫因病于1934 年初去苏联疗养。
《红色中华》创刊于1931 年12 月11 日，初为周刊，是苏维埃临时中
央政府的机关报；后改三日刊，双日刊，成为中共中央、中央政府、全国总
工会、青年团中央的联合机关报。这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创办的第一
张中央级的铅印大报。发行量最多时达到四万多份，发行到各个革命根据地，
即使在偏远的山区和国民党统治的大城市，也可以见到《红色中华》报。
早在1933 年7 月，瞿秋白在上海期间就根据他对《红色中华》的研究
心得，写了《关于〈红色中华〉报的意见》，发表在《斗争》第50 期。文中
对党的报刊新闻工作的方针和方法，提出了指导性的意见。他指出，《红色
中华》应在以下六个方面进行改进。
第一，《红色中华》作为联合机关报，对于“党部在一切政策和群众中
的领导作用是非常之模糊的。”党报要反映“‘党的建设’——各级党部的情
形，各级党部在苏维埃地方政府之中的作用，各级党部的发展，各级党部的
优点和错误等等——必须反映在这个报纸上。”
第二，应该正确地在报纸上开展自我批评。在报上具体地指出一些坏
的现象是正确的。但对“群众的积极性，各种伟大的运动，总之，苏区一般
的社会改革，从政治经济的大问题直到种种人情风俗、日常生活上的问题，
却只有笼统的叙述。。。这是应当改正的，关于优点和胜利的记载要更具体
些。”在报道坏现象和缺点时，应该报道“党的纠正政策”。
第三，报纸在编辑方面偏重于鼓动性的报告胜利的标题。应当使红军
和工农群众每天了解战斗的总形势。对“当前最主要的事实和运动”，要作
明晰的连续的报道，“给读者以极清楚明了的概念，使他们认识革命的各种
战线上的具体情形。”
第四，加强社论和论文的指导作用，反对命令主义的倾向。对群众的
某些疑虑，要作富有说服力的解释。对于新问题，要时常发表有指导性的解
释论文。要指导各级政府和党部怎样去解释，并且直接对人民群众说明党的
政策的意义和具体的办法，“这样可以大大的帮助简单的法令，可以领导民
众反对官僚主义的恶习。”
第五，要开展工农兵通讯运动。报纸不能只靠偶然的外来投稿。除了
组织特约通讯，派出记者到各重要战线和重要区域以外，还要开展工农兵通
讯运动，即组织每个地方、各条战线的工农兵通讯协会，把能够写些通讯的
兵士、贫农、工人组织起来。
第六，建议发行“真正通俗的，可以普及到能够勉强读得懂最浅近文
字的读者群众的”《工农报》。
当时，中共中央设有中央党报委员会，直接贯彻中共中央的意图，指
导中央机关报刊。因此，瞿秋白在担任《红色中华》报的社长和主编以后，
并不能使上述改进《红色中华》报的正确意见，完全付诸实践。在“左”倾
路线达到顶点的时期，瞿秋白在党内继续受到排挤，没有发言权。据《红色
中华》的编委韩进回忆，连当时的中央党报委员会的成员陆定一都有意避免
与他见面，以免引起嫌疑，受到更大的迫害。瞿秋白与毛泽东关系极好，他
们同受排挤，政见相同。人们常常看到这两位诗人，坐在树荫下、草地上，
背靠着背，互相酬唱。富有幽默感的毛泽东，有时还与瞿秋白开个小小的玩
笑，问他是不是想念杨之华？但是，他们也只能通过吟咏，抒发一点不平和
愤慨之情，曲折地表示他们对“左”倾路线的不满。
这时，第五次反“围剿”战争成为苏区一切工作的重心。《红色中华》
的宣传报道，自然是围绕这个重心，动员一切人力财力，支援第五次反“围
剿”战争。因此，报纸大力地宣传了扩大红军的运动，大量报道了人民群众
踊跃参军的模范事迹，介绍各地在扩大红军中的先进经验，批评了某些地方
在扩大红军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推动了人民群众参加红军的运动。报纸大
力地宣传了节约粮食、节省经费支持红军的运动，号召人民群众为保卫苏区
贡献自己的力量。此外，《红色中华》还报道了苏区的“肃反”，批评了官僚
主义。当然，在“左”倾路线中央的直接领导下，《红色中华》不可避免地
要宣传“左”倾路线的错误主张，诸如过左的政治口号，过左的土地政策、
工商业政策，过左的党内斗争和肃反政策，等等。这些错误的主要责任，不
在瞿秋白，而应由中共中央来承担。这是不说自明的。
在瞿秋白主持下，《红色中华》这时在依靠群众办报方面有所发展。报
社成立了通讯部，拟订了开展工农通讯工作的计划，规定了帮助和培养通讯
员的办法。报社向通讯员发了聘书，定期给他们发报道提示，并出版油印的
《工农通讯员》，二十天或一个月出一期。内中对通讯写作内容、方法和注
意事项，都有通俗浅近的讲解。通讯员的人数不断扩大，由报纸创刊时的二
百多人，增加到近千人，形成了一个包括各地方、各系统的庞大通讯网。
红军长征以后，瞿秋白担任中央局宣传部长，继续主编《红色中华》。
为了保守红军撤离苏区的秘密，《红色中华》仍以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机关
报的面目出现，一切照旧：社址不变，印刷厂不变，版式不变。报纸内容仍
以报道战争通讯为主，刊载军事电台收到的各苏区捷报，但不提红军的行动
情况。瞿秋白搬到报社来住宿，与其他两位编辑韩进和袁血卒，一起承担报
纸的编务工作。另一个编委谢然之藏在农村养病，不来上班，后来在敌人大
搜查时被捕叛变。瞿秋白带病和其他同志一起坚持报纸的正常出版，每周出
二、三期。以后，敌军逼近了，瞿秋白便随军行动。白天，他与大家一起步
行，爬山，沿途还做鼓动工作。到达宿营地，大家休息了，他还要连夜写稿
审稿，以保证报纸按时出版。他也注意调动身边工作的同志，鼓励他们经常
为报纸写稿。这样，直到1935 年1 月中央局正式决定突围转移时为止，瞿
秋白把《红色中华》报坚持办到最后一期。
在中央苏区报刊新闻工作中，他是忠于职守的杰出的领导者。①①本
节参考许焕隆著《瞿秋白》一文（《新闻界人物》二，第54— 65 页），并借
用了其中的一些成文。
领导苏区文艺工作
苏区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都极为艰苦。中央教育人民委员的起居
室和办公室，设在一个狭小的土房里。房中除了一张木板床，一张破旧桌子
和几条长板凳外，就是一个所谓书架：一块长木板上放了许多文件和书籍。
瞿秋白到达苏区时，敌人封锁最严重，因而生活也最困难。据老同志回忆，
当时粮食按人分配，每日十四两到一斤四两；食盐每人每日只有一钱，且职
无高低，人无老幼，大家一样。
有些人处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往往会丧失奋斗的勇气，留恋或追求
物质生活的安逸。但是，在苏区的革命者们却充满了革命理想和追求，洋溢
着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
这集中表现在苏区文艺工作的蓬勃发展。
苏区的文艺工作，分为两个系统，一是红军系统以红军大学为中心；
一是地方系统，由教育人民委员部隶属的艺术局统一指导。瞿秋白在苏区期
间，始终把文艺工作放在自己的重要工作日程上。苏区工农剧社，最初是由
外来的少数文艺工作的爱好者与红军中高级干部发起组织起来的，很短时间
推广到省县区建立分社。1934 年4 月，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批准的《工农
剧社简章》明确规定工农剧社的性质和任务，指出：“工农剧社是工人、农
民、红军、苏维埃职员等研究革命戏剧的组织，以发展戏剧战线上的文化革
命斗争，赞助苏维埃革命战争的艺术运动为宗旨。”“工农剧社支社各在所属
俱乐部筹备并举行演戏晚会或表演活报，组织音乐队、唱歌队，以及其他更
简易的化装表演、双簧、说故事等游艺；平时有系统的有计划的研究戏剧理
论及剧本，收集当地材料，练习上述各种游艺，并按时将工作情形及所收集
的材料报告分社。”支社由工厂、工会、合作社、学校、部队、各级苏维埃
机关及革命团体组成，隶属于各该团体机关的俱乐部。在一县范围内，已经
建立了三个以上支社时，可联合组成县工农剧社分社；然后产生省分社和中
央总社。由此可知，工农剧社是开展群众性文艺工作的组织。随着工作范围
的扩大，文艺工作干部的需要也越来越多，为此中央苏区创办了第一所戏剧
学校。戏校原称“蓝衫团学校”，瞿秋白提议学校名称应以高尔基来命名，
他说：“高尔基的文艺是为大众的文艺，应该是我们戏剧学校的方向！”他推
荐高尔基的小说《母亲》和戏剧《下层》给做文艺工作的同志说：“那真正
是表现劳动人民的小说和戏剧。”①高尔基戏剧学校校长由中央教育人民委
员部艺术局长李伯钊担任。戏校任务是“栽培苏维埃戏剧运动与俱乐部、剧
社、剧团的干部，养成苏维埃运动的人材。”②戏校内设中央苏维埃剧团，“在
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领导之下，举行定期的巡回表演”，“助理戏剧学校的实
习课目的教授”③。高尔基戏剧学校及中央苏维埃剧团，会同工农剧社中央
总社“编发戏剧运动函授讲义，在理论上及实际上领导全苏区工农剧社。”
④
①李伯钊：《回忆瞿秋白同志——瞿秋白同志逝世十五周年纪念》。
《人民日报》1950 年6 月18 日。
②《高尔基戏剧学校简章》。
③《苏维埃剧团组织法》。
④《工农剧社简章》。
高尔基戏剧学校的创业是艰难的。瞿秋白用鲁迅的话来鼓励李伯钊：
“路是走出来的。”又说：“革命的戏剧学校在苏区还是初生的婴孩，慢慢抚
育吧！不要性急。”①。。 ①李伯钊：《回忆瞿秋白同志》。《人民日报》1950 年
6 月18 日。
戏校学生中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共青团员，都是参加过土地革命的农村
青年男女，但文化参差不齐，有粗通文字的，也有文盲。最感困难的是教员
太少，又多兼职，内中钱壮飞、胡底，每周每人竟担任二十四小时课。经党
和瞿秋白同意，决定请被俘白军军官中擅长导演、舞台装置和美术等专业，
并经过一时期工作考验的人来当戏校教员。学生却借口听不懂俘虏军官的广
东话，不欢迎他们讲课。瞿秋白耐心地说服学生们，他说：“广东话听不懂
可以慢慢听。目前你们需要美术的知识，舞台装置的知识。他们有这种专门
知识，你们没有，要虚心跟他们学习。他们过去是白军军官，缴枪过来了，
替红军做事了，仍然讨厌他们，瞧不起他们，这是不对的。你们不要他们教，
你们就没有教员，没有教员的学校就只好散伙，散伙就只好请你们收拾包袱
回家，学校关门。。你们天天在唱工农剧社的社歌：‘我们是工农革命的战
士，艺术是我们的武器，为苏维埃而斗争！’我问你们大家一个问题，艺术
这个武器你们究竟拿到手没有？”学生整齐而干脆地答道：
“没有！”他们被瞿秋白说服了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