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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社会，“嘴痒”者无处不在。从政客到市侩，从掮客到商人，从说客到布衣，无论是无聊的还是有聊的，也无论是“有礼”的还是“无礼”的，逢人逢事张嘴说话，是有效沟通的一种必然。如若没有语言或语言贫乏，那如何沟通？殊不知语言沟通一旦稍有不慎，各种难料的不测就会如期而至。真乃无嘴气死人，有嘴也会言死人！
前不久，邻居赵某找来三位“麻友”开牌局，挑灯夜战。及至凌晨时分，赵妻夜班回来却被吵得难以入眠，遂与丈夫赵某口角，三个“麻友”见势不妙，自知理亏，敷衍几句，便溜之大吉。其妻听说赵某输了钱，睡意顿无，忿劲冲天，于是两口子的口角渐渐升级，双方恶语相向、拳脚相加。天亮之时，赵某屈于雌威，似乎已败下阵来，可其妻却越战越泼，摔锅砸碗扔瓶子，且哭且闹且吵嚷，不但毫无见好就收之度，而且大有和赵某战个你死我活之势。
邻人有“好事”者纷纷起床劝架，未果。我去时，瞧得赵妻正从厨房摸出一把菜刀，说是先劈了赵某再说。一伙人上前将刀夺了，她仍不罢休，又回到厨房，不知又要摸出什么利器来。
拉架人越多，赵妻“疯”得越来劲——看来，这场戏若是照着赵妻的“剧本”演下去，那将必然以出人命案来收场了。大家着急，我也着急，想说些什么但就是不知该说什么。
大家都在“多动手少动口”地忙着劝架，谁都没有找到“一招就灵”的劝架办法，因为谁也不敢多说什么有实质性意义的话，慎言在上，谁都怕自己“嘴痒”说错了吃力不讨好。
此时此际，住在我楼上的王老师出现了。只见他一步上前，劝开拉架的人们，大声嚷道：“大家都闪开，咱们倒要看看这两口子谁把谁打坏了，谁掏钱上医院，谁侍候谁去？”王老师的话刚落，几个劝架的人巴拉巴拉全退到门厅口。王老师又缓了点口气道：“你们两口子吵架，是吵给别人看的，还是吵给道理看的？”接着他又对赵妻说：“吵就吵了，还要大打出手，你们打呀！拿刀砍呀！你把你男人砍个好歹，你就能活得好？”那赵妻听了王老师这番话，嚣张的气焰顿时全消，坐在地上“哇——”地号啕起来。
我看赵妻已威风扫地，便给旁边的几个妇女递了个“送台阶给人下”的眼色。她们立马心领神会地走过去，轻劝柔哄地让她“顺坡下驴”，她怏怏地爬起来，跟着妇女们走了。
一场家庭战争因王老师的一阵“欲擒故纵”的“嘴痒”而告终。可以想见，如果没有王老师的一阵嘴，那位赵妻在人人皆怕“嘴痒”的情况指不定要把事折腾多大！
知此事者，谁还敢一味地声称“嘴痒”都只是过而无功可言？故而引得“改版”《诗经》云：
路漫漫其“嘴痒”兮，
谁将上下而止之？
第一部分 今天你嘴痒了吗？第3节 “难言”之灾
读过韩非子《难言》《说难》的人无不知晓韩非子对说话技巧论述之精辟。《难言》《说难》不同程度地阐发了人“嘴痒”了必须说话、但往往又被说话之难所累的矛盾。韩非子认为，一个人不愁没有卓见、思辨力和自由表达的言论。关键在于：由于言论的仲裁权掌握在“听者”手里，所以说话要讲究方式和策略，不要“嘴痒”了便不分对象、场合、轻重随意道出口。韩非子的话虽为王室政客之所用，但依我之见，在当今相对开放的社会里，他的劝戒足已让所有的人引以为训。
我姑且将“言论仲裁权”引申为当今的“听话”者对说话者语言的主观理解。因此可以诠释为：人不愁没有自由的言论，愁的是如何领会言论的自由。或是：非说话之难也，悟说话则难。
许多人早已习惯用“众口难调”来形容人们口味之各异，这和一句话对不同人所带来的不同的理解也有着异曲同工之处。人与人之间的沟通靠的就是语言，也恰恰是对语言理解之故，致使好端端的一句话，有的人可能会觉得没什么，一笑而过；而有的人就可能会敏感些，觉得受到了伤害。
谁敢说所有的人所说的所有的话在所有的人心里都能达到一致的理解？
所以说在一定的条件下“嘴痒”无罪，罪在理解之异！
所以要奉劝人们一定要管好自己的嘴，不要轻易地上“有话就说”的当！
“嘴痒”者当诫而非为止。诫什么？勿躁是也！亦即：嘴可痒但要有体统且不失理性。理性的“嘴痒”并没有什么不好，不好的是非理性致使“嘴痒”“痒”出了“嘴灾”！
美国人际关系大师卡耐基在《人性的弱点》一书的开篇就娓娓道出“不要抱怨、指责或批评别人”，“要以适当的方式赞扬别人”，“谈论别人感兴趣的话题”的劝戒语，并将这些劝戒语作为说话准则分章论述。我把这些内容归结起来，找出卡耐基论述的立足点，发现他极为关注说话者在要说话那一瞬间的心理准备。卡耐基认为，说出来的话如果自己很明白，而别人却误解其意，那就莫如不说话。而韩非子在《说难》篇中下的一个结论是：“非知之难也，处知则难矣！”意思是说：一个人如果处在可能被怀疑或是不该发表意见的处境中，即使再正确的话也不能让嘴发痒（即使止嘴之痒也是有前提、有条件的）。
若是把卡耐基和韩非子的观点组合起来，一个值得人们注意的现象出现了：为什么生活在两千多年前专制社会的韩非和如今生活在民主社会的卡耐基在对“管嘴”观点的论述上竟然会如此一脉相承？看来人类的天性中确实存在着一些超越历史、超越阶级、超越社会、超越人种而普遍存在的微妙的东西。
让嘴说话——这是没有人会拂逆的道理。但既要说话，又要管好嘴，这对很多人来说还真是个难题了。殊不知世界上正是因为有了难，才有难能可贵。我国著名学者马寅初先生在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就曾经历过一次“嘴痒”却说话难的尴尬，但他依靠智慧，在一瞬间就语出惊人。
那是马寅初先生应邀参加中文系郭良夫老师的结婚典礼。贺喜的人们看到校长亲临现场，情绪顿时高涨起来，鼓掌欢迎马校长即席致词。马寅初先生本来没有想到要讲话，但是置身于喜庆的环境里，不能有违众人的意愿，何况自己也真想讲两句祝愿的话。但是，讲什么呢？讲几句场面话吧，马校长没有这个习惯；讲做学问吧，显然不合时宜。突然，他灵机一动，来了个一句即兴：“我想请新娘放心，因为根据新郎大名，他就一定是位好丈夫。”
在场的人听了马校长的这一句话，起初莫名其妙，还是在场的一个人联想到新郎官的大名，一点一拨，大家顿时恍然大悟：良夫，不就是善良美好的丈夫吗？于是大家都开怀地畅笑起来。
马寅初先生借助新郎的大名加以发挥，既表示了校长对教师的良好祝愿，希望郭老师人如其名，做一个好丈夫，又妙趣横生地增添了喜庆气氛。
如果把马寅初先生如上的那句话引至卡耐基的“位置对调”或韩非的《说难》理论来理解的话，更印证了说话者在说话前对“听话者”分析的重要性。
如此说来，“嘴痒”之诫的真义还不仅仅单一地理解为勿躁，因为让说话时即时的“位置对调”未必就能使对方真正达到满意。在这样的情况下，说话者是不是还要进一步考虑自己的说话态度呢？韩非子在《说难》中已经把士人说动人主时可能遇到的种种难题罗列出来，并做了解剖，提出种种奴颜媚骨、卑躬屈膝、鉴貌观色的说客方案。这种说话方式和孔子所斥责的那种无节操、无人格的“巧言令色，鲜矣仁”的意思无异。
我想马寅初先生在如前所说的那句话之精彩，就在于他道出了所有来贺喜者的心声。也就是说，他的祝词无论由谁说出口，他人的理解都是一样的。这就提醒我们，说话前最重要的思考，就是在不违自己的节操与人格的前提下，如何把话说得让更多的人听明白，更乐意接受！
大千世界，芸芸众生，吾欲借佛意念天下人心，故不齿一问：尽思考，不躁言，汝今能持否？
第一部分 今天你嘴痒了吗？第4节 四类败嘴
西方一位哲人说过，一个人所有器官中最难管教的就是自己的一张在不停地说话的嘴。
讲错话本来就是难以避免的，如果把太多的时间耗在讲话上，那么可能出现的讲错话几率就更高了。这就像做一篇文章，本来几百字就能完成的文章，可能只会出现一两个错处，若是非要往里灌一大堆文字，这篇文章还能读吗？这个道理谁都知道，但有“笔痒癖”者虽知理却未必明理，因为“癖”字注定了他宁可与错误为伍，也不愿意止笔之“痒”。如果一个人的“嘴痒”也有成“癖”的倾向的话，那么我看他这张“败嘴”之名也就基本定型了。
不要以为“快言快语”就是好口才。事实上有很多的“败嘴”恰恰就是败在他自我感觉良好的“快言快语”上。“快言快语”容易学，但在快言快语下不出语失，那可就难了。真正既能快言快语，又能很少出语失的人毕竟都是些语言天才。凡夫俗子，逢人逢事未思发语，其结果自然扑朔迷离，正误难料。如果你患了“嘴痒癖”，那么，你在每天空耗了大把时间的同时，又要在无头的语言官司上浪费多少精力呢？
看到什么说什么，听到什么说什么，闻到什么说什么——语言是“快”了，但却都是人脑对客观事物未及缕理的前提下感官的语言折射，因而这种语言往往是非理性的、片面的、不成熟的，也是容易引起各种更多的语言争纷的。中国人由史而今一脉相承的好打嘴仗的劣习，其主要症结就出在广泛使用“少思多嘴”的“直入式”语言上。既然大脑是听觉、视觉和嗅觉的综合过滤器，为什么偏偏要让动嘴走在动脑之前呢？
患“嘴痒”时来不及动脑——这也许是一种最好、也是惟一的解释。但凡干脆别动脑那倒也罢了，问题是脑子还总是要开动的，脑子一开动，大都是囿于对他人多心眼、小心胸的“有错必纠”上，于是“嘴痒癖”的“下文”自然会是互不相让的嘴角之仗。在这种嘴仗中，输赢已显得举轻若重，因为被空耗掉的宝贵时间已经举重若轻了——大家彼此彼此。
那么，什么样的“嘴痒癖”会成为无畏的嘴仗之源呢？我谨列以下四种类型，供诸君参考：
爱抬杠型 话说得精彩不见得就有人听，事办得漂亮不见就有人认。常常因为说话不注意分寸而挑起嘴仗的人，多是因为偶然的冲动、莫名的躁动、有意的抬杠心理——这是制造自身“嘴痒癖”的一根坏骨——这些挥之不去的迷茫与无妄，很有可能使人妄自菲薄、自以为是，凡事都要以反向的立场凑上一嘴巴，以自己观点为核心而寻人愆尤。无畏的嘴仗由此而引发。
戴尔·卡耐基就遇到过这样的人。有一次他参加一个宴会。宴席中，卡耐基讲了一段幽默故事，并称他所征引的一句“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是出自莎士比亚。殊知坐在他右手边的一个仁兄嘴发了痒，老气横秋地予以“指正”说卡耐基犯了错，“那句话应该出于《圣经》。”卡耐基见他说话时表现出来的一副抬杠的嘴脸很不以为然，况且他的话是完全错误的，正想与他争辩，这时坐在卡耐基左边的老朋友法兰克·葛孟先生在桌下踢了卡耐基一下，对那爱抬杠的仁兄说：“戴尔，你当然是错了，这位先生是对的。这句话出自《圣经》。我们都应该向这位先生请教才是。”
回家的路上，卡耐基对葛孟说：“法兰克，你明明知道那句话出自莎士比亚。”
“是的，当然，”他回答，“《哈姆雷特》第五幕第二场。可是亲爱的戴尔，我们是宴会上的客人，为什么要证明他错了？那样会使他喜欢你吗？他抬杠了，就给他点颜面；你也跟他抬杠，说明你也跟爱抬杠的人一样无聊。”
“永远避免与人正面抬杠。”说这句话的人虽已经过世了，但卡耐基得到的这个教训仍长存不灭。
葛孟给了卡耐基一个智慧，卡耐基给了抬杠者一个大度，那场无畏的嘴仗终于没有打响。反观我们国人：“文革”时期街头巷尾“大鸣、大放、大辩论”的遗风迄今尚未褪尽。“嘴痒癖”“抬杠癖”癖癖都能生辩，逢事来不及思考嘴就先到，其实都属对鸡毛之辩蒜皮之争，毫无意义。有时旁观者能发现两人的观点在实质上并不矛盾，争论的目的纯粹是玩弄语言诡辩的把戏，掰语言腕子，无聊透顶。
诡辩在中国可谓师出有名：公孙龙“白马非马论”是也！如今被爱抬杠的“嘴痒癖”们“发扬光大”了。在他们嘴里，别提大事小事都能扇起非理性的口角之争，即使无事，由于惯性“嘴痒”作祟，有时也能生出一场无畏的嘴仗来。诚然，若是只把 “辩”当做一种语言游戏，或许还能算得上文化美餐，但若在平常交际生活中也拿来使用，因而屡屡与他人发生嘴仗，那就纯属无耻了。
爱愤青型 愤青，《现代汉语词典》迄今也没有做过规范的解释。但在大多数人眼里，愤青大概就是愤怒的近义词。说近义，即因为它还不同于愤怒。有人干脆称其为“愤怒青年”的缩略。这不能被公众所认同，因为现在像年迈古稀老人中也不乏因为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