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分“七丘城”就医（2）
1982年黎巴嫩战争，尽管撤离贝鲁特，接着又有大起义，都有益于这种承认。要等待人和事件趋于成熟。重要的是要时机适宜，并有顺天意的人物。
阿拉法特因此坚持为和谈敞开大门。切勿忘记他1974年在联合国的演说：“橄榄枝加枪杆。”多年来，他通过左翼人士或旅居法国和美国的犹太和平主义者，对以色列当局进行试探。由于有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的支持和侨居法国的埃及籍犹太人、亨利·居里埃勒等埃共党员的协助，他曾试图进行这种务实者之间的对话。于是，促成了1976年巴勒斯坦人士伊萨姆·萨塔维与以色列方面佩莱德将军、乌里·阿夫内里和阿比·埃利亚夫的会晤。他们用了约一年时间商讨以巴的前途问题。阿拉法特本人也未错过与阿比·内森等和平人士握手的机会。
慢慢地，双方关系变得更为具体。阿拉法特一直关心这些称为“第三类”的会晤，属于保密而明确的关系。当时是禁止以色列人与巴勒斯坦人商讨问题的。否则要被法庭判刑。然而，真心诚意的人士照样会晤、对话。以色列方面就有一批前政府部长，原军队将军等。巴勒斯坦方面，有阿拉法特的朋友，在巴方组织中常不起作用但可拨电话与他直接交谈的人士。阿拉法特身边，有位突出人物纳比勒·沙特，是经济学家、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委员，纳赛尔的前顾问，曾在美国留学。他赴美途中，有时路过突尼斯，去朱古达街一趟。有一次会晤在帕阿尔托进行，即1991年7月，安排在加利福尼亚一个农场里；发起者是斯坦福大学。世界其他大学，也提供以巴人士秘密会晤的场所。
侯赛因和阿拉法特尽管存有困难和分歧，也乐意常能见面。他1988年为我们巴勒斯坦人发表声明以来，模棱两可的态度原则上消除了。飞机失事前，阿拉法特一直走在与好多国家首都接触的缓慢而大有希望的道路上。他失踪了几天，表明他的地位之重要，全世界焦急不安，不知所措。在巴解组织发展过程中，惟有他，作为永生的神话，能够激起战友们认识到接受和平的必要性，使巴勒斯坦民众接受过渡时期和逐步解放国土的安排。他的权威与声望不容争议。
阿拉法特刚刚逃过死亡，又面临新的考验。
为了感谢对他失事给予支持的人，他计划出访，首先是去约旦。在安曼，他与侯赛因国王会谈。友好的会晤，使两人都清楚和平之路正在展现。
首站结束后，阿拉法特本决定前往巴格达。由于伊拉克天空禁飞，他只得取道公路，乘车穿越沙漠十来个钟头。6月1日那天，旭日东升。要长途跋涉，将相当劳累。
当天，离开安曼之时，他嚷着头疼得厉害。原以为服几片药，便可驱痛。在王宫，他正好遇上侯赛因国王的御医阿什拉夫·胡尔迪，一位智慧而能干的人。他便向医生说起自己的偏头疼。医生劝他去作扫描检查。阿拉法特拒绝，表示问题并不在此，检查无用，有阿司匹林足矣。医生发觉他的举止有些异常，反复坚持要他去检查。面对一再拒绝，医生就建议给他作个简单的测试，以判断筋骨运动技能及平衡状态。阿拉法特同意这个小小的检查，即只须伸出双臂与身体成直角，挺直身子朝前走。结果令人不安：阿拉法特站不稳，走路摇摇晃晃。
胡尔迪医生反复劝他，不要在这样炎热的天气由公路前往巴格达，而要马上去作扫描。亚西尔仍然拒绝，他甚至选好了汽车和司机。医生再也没辙了，越来越不安，就赶紧求助于侯赛因国王。他向国王介绍了自己的诊断，指出阿拉法特赴伊很危险。医生强调要阿拉法特及时作深入体检的必要性，重申明确反对此行。侯赛因国王听了这番话，马上离开办公室，到国宾宫见阿拉法特。
他们两人面对面。侯赛因国王令人信服。他陪阿拉法特上了自己的车，直奔侯赛因国王医疗中心。阿拉法特终于接受了扫描检查。我绝不会忘记，经检查，明显看出一个血肿，可能压迫他的脑神经。
第二天上午，妹妹哈拉给我来电话，要我坚强些，还转告近来有关阿拉法特情绪低落、免不了死去的谣言。事实上，再过几个小时，亚西尔应动外科手术。在绝密情况下，巴解组织外交部长卡杜米参与会诊；是他同意动手术，并作了一切必要安排。于是，我决定立即到安曼看望丈夫。此行如同噩梦。
我一抵达，受到努尔王后代表的正式欢迎，享有惯例礼宾待遇。我直接去了医院，守在刚动完手术的丈夫病榻前，度过后半夜。他头脑完全清醒。尽管医生说了使人放心的话，但一听他的病情，我实在不安极了：硬脑膜血肿，颅骨创伤所致，显然是飞机失事后遗症。医生给我解释，这属通常事故。脑脊膜、硬脑膜和视网膜外叶之间淤血。手术很简单，摘除凝固血串，患者便可恢复正常站立。
医生的一位亲属就曾患过此症，因此他很有经验。复杂解释似乎简单明了。
手术期间，侯赛因国王一直在场，就餐时仅用三明治。他亲切地跟我说话，尽量劝我沉住气，鼓励我振作精神。我感到他是诚挚的、真正关心我丈夫的健康。的确是他救了阿拉法特的命。政治是一回事，人与人的关系则是另一回事。
外科手术成功，医生们要求康复期一个月。侯赛因国王提议把哈希姆宫提供给我们在逗留期间使用。他和努尔王后天天都来看望我们。谦恭、看望，侯赛因国王以他的爱护，在某种程度上正式承认我们婚姻的合法化。约旦和阿拉伯世界新闻首次对此公开报道。
这段时间，我在宫中未动一步。我不能离开亚西尔。安曼是一个可爱的都市，“七丘城”，古斐拉德尔非亚。而我真不想出去逛逛。相反，宫内天天人来人往，络绎不绝。上百人中午用餐，来探望的人实在太多。不过，亚西尔一天天康复。来看望的人多，使他很开心，既可与巴勒斯坦人保持接触，又可和约旦议会议员、军界人士及外交官们扩大联系。
我和亚西尔一起，整整四个礼拜。他不是那种当众拉着你的手的人，可我感到他很幸福。见他渐渐恢复体力和头脑机敏，我也同样很幸福。自正式宣布我们结婚以来，我们首次作为合法夫妻受到接待。
在安曼度过的这一个月，向我证明政界领导人的夫人之间个人关系的重要性。近几个月里，尽管关于耶路撒冷及穆斯林圣地保护问题上与侯赛因国王不和，我一直同努尔王后保持个人接触。我俩经常互通电话。说真的，两位男人都一样顽强，各自很有个性，但我俩则尽力缓解双方争执。我们女人，在某些情况下可以起大的作用。我们不干政，但往往更敏锐，少暴躁。我们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
第四部分指向我的攻击（1）
啊！钱财……关于我的婚事，以及所谓我独占阿拉法特所谓财产，真是危言耸听啊！
我结婚的消息一宣布，媒体的火力就瞄准了我。新闻闯入我的私生活，我毫无准备。相反，当你的隐私已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人们便对你说这是什么新闻和写作自由的例证。当你是阿拉法特的年轻夫人，男女记者把你团团围住，对你生活方式的细节、言谈举止，总要打破沙锅问到底。我可选择，要么始终守口如瓶，要么实话实说，落落大方。我选择后一种，因为没有什么可遮掩的。我的一生与亚西尔·阿拉法特相反，不同于他身为政治领袖，一个如今过渡为建立未来国家的组织的首脑那样充满神秘色彩及审时度势的一生。我不是政治家，只是肩负重任的政治家的夫人，这明确要求我谨慎行事。反之，理所当然，我可以像任何自由公民那样发言，就各种问题表明自己的观点。嫁给一位政治家，即使是伟人，你也不会突然变成哑巴和傻瓜。
我的性格，使我更多地回避荣誉和记者的闪光灯，但有时也逃避不了。我藏在内心深处的愿望，是能生活在一栋小房子里，把室内及家具布置得符合个人情趣，像真正的家庭主妇那样善于持家。我开始讨厌由匿名者之手准备的套间，过道里放着行李箱，而且有时等好久心爱的人才回来。总之，难以预料的情况，令我在处于自己性格相反的世界里失去平衡。
新闻所披露的内幕，我可以赞同，但受不了这将充当对我散布心怀恶意谣传的中转站。因为，他们间接地通过我，实际上是指向阿拉法特。要攻击他，最容易的是拿其妻子开刀。我觉得，这种做法是明显缺乏胆量的表现。幸亏我已具备顽强的抵抗力。
啊！钱财……关于我的婚事，以及所谓我独占阿拉法特所谓财产，真是危言耸听啊！有人把我比作“贪图钻石首饰的情妇”一样的人！还有什么，他的银行账户，我可签字。你瞧瞧，全球最神秘的人物之一阿拉法特，竟然把他包括巴解组织在内的银行存款都交给其温柔的夫人啦？简直滑稽可笑，恶意中伤！须得指出，突尼斯城犹如剧场包厢，一切阴谋诡计及浪漫风流事都在那里盛行。在财务问题上，阿拉法特始终对我从严要求。我没有国家“元首的年俸”，个人的每一项开支，都得向巴解组织的会计报销。相反，经常却是我母亲用自己的钱给我买衣裙等。
我出身一个舒适的家庭，因为我父亲是银行家，母亲家为圣让达克的贵族。再说，我长得并不丑。因此，我本可有更富丽堂皇的婚姻，嫁给一个更年轻的人。可我决定嫁给我心爱的人，在我眼里他代表着尊严，代表着权威和意志。我钦佩他是战斗者，无疑也钦佩他的力量。我怀着高度觉悟在他身边生活，承受种种困难，尽力使他幸福。这便是全部真情所在，阿拉法特非常清楚。这对他对我都是至关重要的。至于我俩的星相，他是狮子座，我是巨蟹座。
和亚西尔·阿拉法特在一起，我感到思想完全自由。他六十岁才结婚，曾过惯那种艰苦单身汉的独立生活，故很不适应配偶总跟在身边。这一点，我接受。对于亚西尔来说，也是他面临危险与纷乱的生活对我加以保护的办法。从政，好比魔法或巫术的技巧范畴，我未受过这方面的培训。我不搞政治，我的作用是致力于有益妇女、儿童及穷人的社会行动，他们需要安慰。在这方面，我非常钦佩密特朗夫人。她对我很友好，她朴素，在丈夫面前保持独立，注重个性修养，树立自己的见解。她为反对社会排斥和维护人权这一基本真理而进行战斗。她通过“法兰西自由基金会”的行动，有力地支援被关在以色列监狱处境困难的巴勒斯坦妇女，促使她们获释。
我与她见面始于1993年。她在她的基金会总部接待我，对我创办的“巴勒斯坦未来协会”提了许多宝贵建议。她一直从发展前景看待人道主义行动。我很想念她。当菲德尔·卡斯特罗应邀来巴黎时，她亲自筹备这次接待，自然免不了遭到批评。但她成功地让卡斯特罗脱去宽大军装改穿便服。亚西尔曾许诺，巴勒斯坦正式建国那天，他也不穿军装而改着无尾礼服。我坚信这一时刻即将到来。
同国外元首或君主的夫人保持对话，使我获得经验，深感快慰，并相信给巴勒斯坦事业带来了一股同情的潮流。
最近，我接受了美国一家电视台深受民众欢迎的专栏节目《美国，你好！》的焦点访谈。我在加沙，莉娅·拉宾在耶路撒冷。辩论主题为未来与和平。惯例地交换看法，互相彬彬有礼。节目结束时，主持人问我是否期待拉宾夫人有何明确表示，我答道：“是的，希望您丈夫对我们做出一个善意之举；释放关在你们监狱里的巴勒斯坦妇女。”当时坐牢的有四十九名巴勒斯坦妇女。数周之后，十二位获释。拉宾夫人就此指出，“由于阿拉法特夫人曾有要求，我当然应该给予帮助。”
我对此感到高兴，但并不受宠若惊，只不过是小小成果而已。关在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还有很多。
第四部分指向我的攻击（2）
在突尼斯城，这类行动，我很难采取。阿拉法特身边的人不会接受。也许他们还不清楚我是他的妻子。
一些报刊又转引谣传，宣称阿拉法特早已结婚，并有十二个孩子，而不知我是他的第几任夫人。十足的谎言！他不止有十来个孩子，而且有一百五十多个。他们都是“烈士子弟”。父母全都牺牲了，是他领养的遗孤。不久，若真主允许，他将有自己亲生的孩子，我知道将和其他人一样是巴勒斯坦的孩子。关于有无其他妻子之事，我曾问过他。他肯定地回答，从未结过婚。我相信他。如果真有其他夫人的话，你们怎么不想她们早该叫嚷呢？偶尔，有人把几个接近他的女人的名字作为材料抛给我。女友，情妇，我猜仅此而已！他应该认得她们，但绝不会是合法夫人。
我相信亚西尔，他信教，但不过分虔诚。神赐的能力，他自身的哲学与力量，助他坚忍不拔，继续进行斗争。他一直强调不要怕死，因为死绝不表明一种事业的终止，总会前仆后继。然而，我可以自信地说，他并不忽视他的安全和我的安全。尽管我有保留，他还是硬给我派来警卫员。
陪同亚西尔·阿拉法特外出，无论如何都是一次军事行动。我特别记忆犹新的是，首次正式外出参加突尼斯活动，即是出席本·阿里总统纪念1993年11月7日执政日在迦太基元首宫举行的招待会。对我来说，这将是盛大的日子，有些怯阵。我和总统很熟，尤其和他的夫人是挚友。不过要面对盛大招待会上各国使节的贵宾，和突方行政司法机构的负责人等。下午，阿拉法特打来电话，一是说明回到家的时间，二是嘱咐我穿巴勒斯坦民族袍子。他对我的穿着非常关心。他常逼着我换服饰或梳妆打扮！我则找到一个窍门：总比规定时间晚到一会儿，以免受他的批评或叮咛。
我本人并不迷信，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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