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精疲力竭，这场失败又使我厌恶起这个职业来。我走到花园的水池边，喝一杯热乎乎的咖啡。一只失眠的麻雀前来喝水，用尖尖的嘴啄着喷泉的水柱。在这个惩罚人的小岛上，这是惟一安静的地方。夜里很热，我们好像在暖房里烘烤一样。一丝清风挤进这闷热之处，其黑色的巨翼紧紧地搂着医院，既保护您，又惩罚您。墙后是巴黎和自由。那是周五的夜晚，我听见车辆在低声轰鸣。音乐在颤抖，小伙子们在求欢，年轻的姑娘们也同样。为了能和他们在一起，我会不惜任何代价。我又感到自已被那种可怕的东西所融化。三天来，它一直没离开过我。人们告诉我，疯子们一穿上化学紧身衣就再也不会大喊大叫了。但我想起了我在M医院实习的前几天，想起了那个公园，公园里到处都是在矮树林中和长凳上私通的男女。我想起了面对这种混乱所产生的恐惧：爱神与精神错乱者并行。我仿佛又看到了在S的那个孤独者，他在咬自己的手指；看到了被安定片弄得委靡不振、头朝下栽倒在地，以便了结生命的那些幽灵。我又想起了一个哲学教授过去曾向我引述的切斯特顿①的一句话：“疯子是那些除了理智什么都已失去的人。”
①切斯特顿（1874…1936）：英国作家。
不一会儿，我利用这短暂的休息时间回到房间。我没脱衣服，迷迷糊糊睡了一会。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在我面前，有一个床垫浮在游泳池边，费迪南在床垫上和一个肤色很白的女人在做爱。那个女人穿着黑色的长袜和后跟尖尖的鞋子。他在她耳边低声说着他跟我重复了几个月的下流话。那个陌生女人喊着他的名字，在他身子底下缩成一团。我无法看清她的面孔。我两腿之间一阵热。想到我的情人在干这个婊子，我兴奋极了，一阵快感使我醒了过来。但这是一种仇恨的快感，带有一种想杀死费迪南的意愿。我浑身是汗，在床上站起来，热得身上黏乎乎的，心怦怦直跳，我湿透了，肚子像个五味瓶在翻腾，费迪南甚至不在场接瓶里的东西。他不但要让我发疯，而且要控制我的睡眠，与我一道憎恶我自己。
我下了床，想喝杯水。我脱掉白大褂和裙子。这时是凌晨3点，月亮在哥特式建筑上投下阴影。房间里黑乎乎的。我把观察孔开得大大的，希望能透进来一丝凉风。我觉得很不舒服，感到整个建筑都很压抑，石头的外墙把我紧锁其中。甚至在这远离急诊室的地方，我也觉得悲哀和疯话就像鼻涕一样黏在墙上，破坏了气氛。
马路上几乎空无一人。我从高高的房间里听到下面有几拨人数不多的年轻人在唱歌和欢笑。他们离我并不遥远。几年的学习使我在这个充满忧虑和不安的世界中蹒跚不稳。巴黎沉睡在圣母院的影子里，在它冰冷而宏伟的建筑中冻僵了。我觉得这座城市就像一个巨大的大脑，其数百万细胞日夜辐射，潮涨潮落，宁静和骚动相继而来。但我再也没有这种让人激动的精神，我只不过是一个妒嫉心强的女人。蠢得很，因为妒嫉是最让人痛苦、最平庸的缺点。我恨自己平庸得跟众人一样。
我刷着牙。霓虹灯在低沉地“嗡嗡”响着。这时，我相信看见有人出现在我门前。有个人站在走廊里。那个阴暗的通道黄得像尿一样。我吓得发抖，本能地寻找我的白大褂。我还没穿上，门就被推开了一点。我忘了关门。一个身影出现在走廊半明半暗的阴影中。我来不及害怕，马上就认出了他。他慢慢地推开门。望着在绞链上轻轻摆动的门，我以为自己是在做梦。他站在那里，垂着双臂，像个可笑的幽灵。他穿着公共救济事业局借给他的白睡衣，戴着那顶风帽似的东西。我穿好衣服，向他走去。
“您怎么敢到这里来？”
“您想要我干什么？”
他的沉默使我紧张得喘不过气来。
“如果您不回答，我就开灯叫人了。”
“别！”
他说“别”这个字的语气几乎带有威胁性。我一边盯着这个擅自闯进门来的人，一边试图用右手去抓我放在床上的对讲机：
“我要喊了，护士会来让您打消在医院里夜游的念头的。”
他向我伸出一只胳膊，做了一个请求的动作：
“我会把一切都告诉您……”
“您是怎么知道我的房间，又是怎样避人耳目出来的？”
“我只不过取下了面具和帽子。谁都认不出我的脸。我什么都不戴就谁都认不出我了。负责看门的女护士到平台上去灭烟了。我跟在她后面溜了进来。”
他轻轻地笑起来，好像哮喘一般，身子也跟着抖动起来。他的声音有点走调。
“我在医院里到处找您。我发现您坐在花园里。我跟您一直跟到这里。我在走廊里踱来踱去，我甚至轻轻地敲您的门。由于您没有回答，我便推开了门。”
直到这时，我才出了一身冷汗。一个病人能躲过监视系统，如此走来走去，我感到太惊讶了。
“为什么不按常规按门铃？”
“谁也不能知道我跟您说过话。”
我试图重新克制住自己，减慢心跳。我的心像一颗卵石，都涌上喉咙了。
“我想……我想吐露一个秘密……”
“一个巨大的秘密，毫无疑问。不能等到明天吗？”
我后悔自己咄咄逼人，这暴露出自己的恐惧。
“假如我拒绝呢？”
“您不是值班吗？”
他提高了声调：
“人们不是付钱给您，让您听他们说话吗？”
这话像是工会会员说的。我笑了。来访者像是被自己的粗暴吓坏了，态度赶紧软下来。
“您把我骗到了急诊室。现在，您不再对我感兴趣啦！”
他的声音使我感到很刺耳，我讨厌这种做作。
“您把我收了下来，却又不认识我。现在轮到我选择您了。我选择您是因为我感到您是一个受伤的女人。”
我一点也不喜欢这种腔调。我讨厌病人反客为主。
“您很迷人，但也很伤人。男人接近您时会感到心神不安。不过，在您的傲慢后面，有一种缺陷。”
我在床上坐下，灰心丧气。谈话还没开始，我就精疲力竭了。我要花几个小时才能恢复过来。我重复道：“别刁钻古怪，听话点就行了。3小时后您就可以走了。”
“我说的没错，是吗？”
这个小小的饶舌者向我俯下身来，我们差点相碰。一时间，我以为他要对我说：
“您占了一个比您更优秀的人的位置。”
有的弱者能发现您本身的弱点。他就有这种敏锐。我嘀咕道：
“我不知道您在说什么，我怎么样这不重要。”
我慌乱得说不出话来。
“我们到办公室去好吗？”我祈求他。
“千万别。别人会看见我们的。求您了，让我们呆在这里吧！”
心理医生服从于谨慎和保持距离这双重原则，既不该与病人来往，也不该对他们讲述的故事深信不疑。而我却恰恰相反，违反了所有的原则。假如这小丑做出什么事来，谁也不会帮我的。我暗暗地估摸着他的力气：这是个瘦弱矮小的家伙，差不多跟我一般高，我稍微一推就能推他个四脚朝天。再说，为什么要把他藏起来？这种夜间闯入使我吃惊。假如他失去理智，他至少不会像别人那样胡来。一个冒这种危险来说话的人应该有真正的动机。不管怎样，我现在再也无法睡觉了。
“有没有什么喝的东西？我渴死了。”
我用一个塑料大口杯在水龙头底下接满一杯水递给他，梦想在里面加一大把安定剂弄晕他。他转过身，掀起他的口罩喝水，并擦了擦布做的面具，好像那是他的皮肤似的。他的指甲尖碰在面具壳上发出树皮似的响声。我发觉他身上的体味很重，一种刺鼻、苦涩的味道：他也害怕我。我心生恶意，想利用这一点。我抓住他的胳膊，他的骨头软软的，又细又小。我很想揍他，对他吼：“滚，到别的地方去啰唆。”但我强忍住自己。有些人会求救，因为软弱。此人模样衰老，身上皱巴巴的，我感到很不快。我一定显得很可笑，半袒着胸，正摇晃着这个穿着睡衣的幽灵。他顺从而悲哀地说：
“我求您了，听我说，只有您能理解我！”
哦，这小坏蛋！我一时竟以为他要装哭。我把他扔在扶手椅里，他缩成一团，上气不接下气。我的粗鲁使他大为震惊。我失败了。我重新把门关上，坐在床上。房间很小。狭小的空间很适合制服他人，强迫别人集中注意力：在那儿无法躲避别人。我想开灯被他制止了。
他开始讲述他的故事。面具挡住了他的声音，他得使劲说，让声音像拄着拐杖一样爬上来，否则对方就听不到。我不喜欢他的装束。他独自望着我。谁也不会从门口进来。我一直不知道他的名字和身份。他不时抓住我的手，紧握着，尽管我感到非常厌恶。那不是亲密的表示，而是要团结起来与您一道经受考验，得到安慰。我们进入了他的故事。这种压力是他给我的补药，以便阅尽他的经历。讲了汽车在山中抛锚随后得救之后，他接着说：
第二章 一个谨慎的吸血鬼
我们挤在“四四车”的前排，欣赏着司机娴熟的技艺。汽车向小木屋驶去。我们的司机在狂风中前进，方向感很强。我在寻思，在家里迎接我们的将是哪个怪人，他曾表现得那么警惕、多疑。我和埃莱娜都不知道等待我们的将是什么。不过，在接着讲下去之前，还是先让我告诉您我是怎样遇到我的女友的吧。
我叫邦雅曼，邦雅曼·托隆。如果您知道我的身体状况差成什么样子，您就会明白这个名字是多么富有讽刺意味。——①=开我的身体一直在发生蜕变。我生下来就很衰老，疲惫无力，像是属于灭绝种类。我今年38岁，看起来有50岁。我身上附着一具僵尸，他蚕食着我，靠吃我长大。我从年轻的时候起就想从某个商人那儿买一段时间，以制止衰退。我生下来时脸上就有块灰色的胎记，它一直没有离开过我。
①邦雅曼（BenJamin）：《圣经》中译作便雅悯，雅各最小的儿子。
我是法国中部一个小小的外省人，家境贫寒，上有兄姐。我的童年充满烦恼，令人厌恶。16岁时，我移居巴黎，下决心与我的阶层断绝关系。我是在9月的一天来到巴黎的。居民的风度和众多的建筑使我眼花缭乱，每个十字路口都透出富裕和自由。当时，我发誓再也不回T镇——我父亲是当地地籍处的职员——我在那儿浪费了我的青春，身边皆是平庸之人。我诅咒生我的祖先心胸狭窄，他们惟一的野心是每一代都能在社会阶层的梯子上往上爬一格。我身无分文，独自在巴黎寻找一个能收养我的家庭，让我能得到安慰，忘掉自己的家庭，让它给我带来美好的前程。
我应该很快就失望了：首都对我来说过于强大。无论在精神上还是在肉体上我都根本不能征服它。我们这个社会留给穷人干的活，留给仆人、流氓、反抗者干的，没有一种适合我。我只有种激情。在我与时间的搏斗中，书是我惟一的盟友。我喜欢书胜过喜欢人：书已写在纸上，可以随便翻开和合上。一个人。您永远不知道怎样对付他，不能随意安排他。勉强通过中学会考之后，我在文学研究中陷入了困境。这种研究主要是与那些以其才能把我击败的作者进行斗争。我多次作弊，艰难地拿下了学士学位，但面对硕士学位，我后退了。我仍保留着年轻时对印刷品的那种过时的尊敬，渴望在文学上得到荣誉，尽管我根本就没有话要说，没有取得成功的任何才能，但我下定决心永远不回外省的那个洞窟里去，我在那儿默默无闻地生活了太久，我竭尽全力死赖在巴黎。我对付着过了好多年：当过低级小饭店的侍应，当过跑腿的，还替大商场扮过圣诞老人。我给老人推过轮椅，给多嘴多舌的傻大姐当过语法和英语辅导教师。我一开口她们就打呵欠。我给老人院里的寄宿者念新闻，共同评论时事，我总是附和他们的观点。有位妇人，是退休的邮局职员，常出门旅行。她雇我在晚上6点钟去给她的猫梳毛、喂食。我得对它哼一首特别的曲子，里姆斯基·柯萨科夫的《天方夜谭》，并披着一块纱巾，假装走几个舞步。只有这样，那只猫才肯“呜呜”叫着进食。
我也替别人遛狗。有几天我牵着四五只狗。这群狗吵得大地发颤，留下各种各样味浓味淡的纪念。我常常坐在一张长凳上给它们念我写的一些故事或诗歌。假如它们摇尾巴或舔我的手，那就是吉兆。大部分时间，它们互相追咬。嗅着尾部，攀爬着交媾，让街区的小孩们大饱眼福。在这一点上，我们还不如狗：它们大庭广众下做着我们偷偷做的事。它们至少会因为是牲畜而得到原谅。
我住在十九区一幢破楼的第八层，住在顶楼的一个小房间里，没有淋浴室，水龙头在平台上。我惟一的奢侈是一天看好几个小时的电视，我开了有线电视，什么节目都看，电影、电视剧，我从这个频道跳到另一个频道，贪婪得什么都不想漏掉，直到深夜。就这样，我找到了自己的道路。有只狗的主人见我在看书，便以为我有些文化，向我请教一个问题。他想写封抗税信，苦于找不到合适的词。我帮他写了，他的要求得到重视。从此，对那些街头老人、文盲和法语程度不好的外国人来说，我成了公共作家。我替他们给亲朋好友写信、填表格、在报上发讣告和出生公告。我收费很低，活儿源源不断。我在街区有了点小名气，附近街区的人也来找我。但真正让人放松的是情书：一位55岁的妇女，相信找到了她18岁时的未婚夫，请我用华丽的语言表达她激动的心情。我认真地完成了任务。信应该写得很成功，因为又有很多人要我写，于是我调整了策略，后来大获成功。我负责给遭到拒绝的情人、分离的夫妻和不幸的求婚者写信，强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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