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了一个泛泛的动作想站起来，去找我在梅克内斯拍的照片。它们放在推到桌子下面的一个纸箱里。其实何必呢？这些刺激性欲的东西对我的记忆力不再起什么作用了。那天我在吸墨纸下面找到一张发白的照片，上面有一个女人站在水池旁微笑。我端详了一会儿没认出她来。照片反面写着：“安妮，朴次茅斯，二七年四月七日”。
我从未像今天这样强烈地感到自己缺乏深度，我被我的身体及从它那里像气泡般轻盈升起的思想所限制。我用现在来构筑回忆。我被抛弃，被丢弃在现在中。我努力要和过去会合，但是枉然，我逃不掉。
有人敲门，这是自学者，我把他忘了。我答应过让他来看我的旅行照片。真见他的鬼。
他在椅子上坐下。屁股紧张地挨着椅背，僵直的上半身向前倾斜。我跳下床，开灯。
“怎么，先生，刚才不是很好吗？”
“看照片太暗了。”
他不知怎样处置帽子，我接了过来。
“真的吗，先生？您真想让我看照片？”
“那当然。”
这是策略。我希望他看照片时会闭上嘴。我钻到桌子下面，将纸箱推到他的漆皮鞋旁边，抱出一堆明信片和照片放到他膝上：西班牙和西属摩洛哥。
从他那副笑吟吟的开心神气，我明白要让他闭嘴谈何容易。他看了一眼那张从伊格尔多山俯瞰圣塞巴斯蒂安的风景照片，小心翼翼地将它放在桌子上，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叹口气说：
“啊，先生，您真走运，俗话说旅行是最好的学校。您同意这个观点吗，先生？”
我做了一个泛泛的手势。幸好他没有讲完。
“那该是多么巨大的变化呀。哪一天我能去旅行，出发以前一定要用文字记下我的性格，详详细细，这样，当我回来时，便可以把从前的我和后来的我作一番比较。书上说，有些人旅行以后身体和精神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连他们最亲的亲人都认不出他们了。”
他心不在焉地摆弄一大包照片，取出一张放在桌上，但是不看，接着又死死盯住下一张照片，那是布尔戈斯大教堂讲道台上的雕刻——圣热罗姆像。
“您见过布尔戈斯的那个动物形状的基督雕像吗？有一本奇怪的书，先生，专讲那些动物形状，甚至人形的雕像。还有黑圣母？它不在布尔戈斯，是在萨拉戈斯吧？不过布尔戈斯也有一座？朝圣者都亲吻它，对吧？我是指萨拉戈斯的黑圣母。一块石砖上还有她的脚印？是在一个洞里？母亲们把孩子推下去了？”
他直挺挺地，双手将幻想中的孩子往前推，仿佛在拒绝阿尔塔薛西斯大约指阿尔塔薛西斯一世，薛西斯一世之子，公元前五世纪的波斯国王。的礼物。
“啊，习俗，可真……真奇怪，先生。”
他稍稍气喘，对我扬起驴一般的大下颌。他身上有烟草和腐水的气味。那双美丽而迷惘的眼睛像火球一样闪光，几根稀疏的头发给头部蒙上雾气。在这个脑袋里，萨莫泽德人、尼亚姆—尼亚姆人、马达加斯加人、火地岛人都有极其怪异的庆典，他们吞食自己的老父亲和孩子；他们随着鼓声旋转，直至昏倒在地；他们是杀人犯，焚烧死人，将死人晾在屋顶上，或者将死人放在点着火把的船上，任它随波漂流；他们随意交媾——母与子、父与女，兄弟姊妹之间；他们毁伤自己的肢体，阉割自己，将托盘吊在嘴唇上，在腰部刻上凶恶的动物形象。
“我们能不能像帕斯卡尔帕斯卡尔（1623—1662），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哲学家和作家。那样说：习俗是第二天性呢？”
他那双黑眼睛紧盯着我的眼睛，他在乞求回答。
“那要看情况。”我说。
他舒了一口气。
“我也是这样想的，先生。但我怀疑自己，得读过所有的书才行。”
他看到下一张照片，激奋起来，高兴地喊着：
“塞戈维亚！塞戈维亚！我读过一本关于塞戈维亚的书。”
他带着几分高贵神气又说：
“我记不起作者是谁了，先生，我有时爱忘。是讷……诺……诺德。”
“这不可能，”我立刻说，“您刚刚读到拉韦尔尼。”
话一出口我便后悔。毕竟他从未谈起他的阅读方法，这种狂热应该是秘密。果然，他不知所措，撅起嘴唇好像要哭，接着他低下头，一言不发地翻看十几张明信片。
但是，三十秒钟以后，一种强烈的热情使他膨胀，他再不说话就会爆炸了。
“等我完成学业以后（大概还需要六年），要是可能，我就参加大学师生们每年组织的近东旅行。我想对某些知识进行确认，”他热情地说，“我还希望遇到意外的事，新鲜事，总之，奇遇。”
他降低了声音，一副调皮的神气。
“什么样的奇遇？”我吃惊地问。
“各种各样的，先生。坐错了火车，下错了站，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丢了钱包，误遭逮捕，在牢房里过了一夜。先生，我看可以给奇遇下个定义：一件反常的、但并不一定是非凡的事情。有人谈到奇遇的魔力。您觉得这种说法对吗？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先生。”
“什么问题？”
他脸红了，笑着说：
“也许冒昧……”
“说吧。”
他朝我俯下身，半闭着眼睛说：
“您有过许多次奇遇吗？”
我本能地回答说：“有几次吧。”我的身体往后缩，避开他的口臭。是的，我这样说是出于本能，未经思考。一般说来，我为奇遇而自豪。但是今天，话刚出口，我便对自己愤愤不满，觉得自己在撒谎。我这一生没有任何奇遇，或者说我甚至不知何谓奇遇。与此同时，我肩上感到重负：气馁，这气馁与四年前在河内感到的一样，那时梅尔西埃催促我与他同行，而我闭口不答，只是盯住一尊高棉雕像。思想，这个使我十分厌恶的白色大物，就在这里，我有四年没有见到它了。
“我能问您……”自学者说。
当然啦！给他讲一件事，一件出名的奇遇。但是，关于这个我一个字也不想说。
“这里，”我俯在他窄窄的肩头上，指着一张照片说，“这里，这就是桑蒂亚纳，西班牙最美的村庄。”
“吉尔·布拉斯的桑蒂亚纳指法国作家勒萨日（1668—1747）的小说《桑蒂亚纳的吉尔·布拉斯》中的桑蒂亚纳。？我以为它是虚构的呢。啊，先生，您的谈话真使我长见识。显然您去过不少地方。”
第二部分：安托万·罗冈丹的日记女人怀中度过的最后一刻
我往自学者口袋里塞满了明信片、画片、照片，然后就把他赶出了门。他高高兴兴地走了。我灭了灯。现在我独自一人，不完全独自一人。还有那个思想，它在我面前，它在等待。它缩成一团，像只大猫待在那里。它什么也不解释，一动不动，只说不。不，我没有过奇遇。
我往烟斗里装烟丝，点燃烟斗，倒在床上，用大衣盖住腿。令我惊奇的是，我竟如此忧愁、如此烦闷。即使我的确没有过奇遇，那又怎样呢？首先，这似乎仅仅是语言问题。譬如我刚才想到的梅克内斯的那件事：一个摩洛哥人扑到我身上，想用一把大折刀扎我，但我给了他一拳，打在他的太阳穴下方……他用阿拉伯语喊了起来，于是来了一大群肮脏的人，他们追赶我们，一直追到阿塔兰市场。这件事，你管它叫什么都行，总之，它是我遇到的一件大事。
天完全黑了，我不知道烟头是否熄灭。一辆有轨电车驶过，天花板上闪过红光，接着又驶过一辆笨重的汽车，连房屋也在震颤。现在大概是六点钟。
我不曾有过奇遇。我有过麻烦事、事件、事故，你叫什么都行。但是没有奇遇。这不是语言问题，我开始明白了。我一直珍视某个东西胜于一切，但我自己并未意识到。那不是爱情，不是，也不是荣誉，也不是钱财，而是……总之我想像自己的生活在某些时刻会具有珍贵罕见的品质，那并不需要非凡的条件，我只要求一点点严格性。我目前的生活没有多少光泽，但是时不时地，例如当咖啡馆里响起音乐时，我便沉入往昔，心里想：从前，在伦敦，在梅克内斯，在东京，我也有过美好的时光，有过奇遇。但是现在，我连这一点也被夺去了。突然间，莫名其妙地，我明白十年来我在欺骗自己。奇遇是在书本里。当然，书本讲的事也可能在现实中发生，但方式不同，而我重视的正是这种发生的方式。
首先，开始应该是真正的开始。唉！我现在明白我想要什么了。真正的开始，像一声号角，像爵士乐的第一个音符，它突然切断了烦闷，加固了瞬间。它属于那样的黄昏，你事后说：“那是一个五月的黄昏，我在散步。”你散步，月亮刚刚升起，你很清闲，无所事事，甚至有点空荡荡的，但突然间，你想道：“有点什么事发生了。”不论是什么事：黑影里轻轻的爆裂声或是穿过街道的隐约人影。但这件小事与别的事不同，你立刻就看出它只是隐在朦胧中的一个大形态的前部；于是你暗想：“有点什么事开始了。”
开始是为了结束。奇遇是不能加延长线的。它的意义来自它的死亡。我被永不复返地引向这个死亡——它也可能是我的死亡。每一时刻的存在似乎只是为了引来后面的时刻。我全心全意地珍惜每一时刻，我知道它是独一无二的、不可替代的，但我绝不阻止它的死亡。我在萍水相逢——在柏林和伦敦——的女人怀中度过的最后一刻——我热爱那一刻，我几乎爱上了那个女人——会结束的，这我知道。不久我就要去另一个国家。我再也见不到这个女人，再也见不到这一夜。我细察每一时刻，将它汲尽，无论是美丽眼睛里短暂的柔情，还是街上的嘈杂、黎明的微光，我都一一捕捉，并且永远将它固定在我身上。然而，那一刻在流逝，我不挽留它，我喜欢它流逝。
突然间有什么东西断裂了。奇遇结束了，时间又恢复它通常的惰性。我向后转头，身后那个富有旋律的美好形态完全沉没于往昔中。它越来越小，收缩成一团，现在，结尾与开端合而为一了。我瞧着这个金点在缩小，心想我愿意在同样条件下，从头到尾再生活一次，哪怕因此几乎丧命，哪怕因此而失去财富、朋友。然而，奇遇是不能重新开始的，也不能延长。
对，这就是我以前想要的——唉，也是我仍然想要的。当黑女人唱歌时，我是多么快活。如果我自己的生活成为旋律，又有什么高峰我达不到呢？
思想一直在那里，无以名之。它静静地等待。现在它似乎在说：
“是吗？你想要的就是这个？可这正是你从未得到过的（你想想，你一直用字词欺骗自己，将华而不实的旅行、女人的情爱、殴斗、玻璃首饰，称为奇遇），而且将来也永远得不到——任何人也得不到。”
但这是为什么？为什么？
第二部分：安托万·罗冈丹的日记不可能一劳永逸地离开一切
星期六，中午十二时
自学者没有看见我走进阅览室。他坐在最里边那张桌子尽头。他面前放着一本书，但他不在看书，而是微笑地看着右邻，那是常来图书馆的一位很脏的中学生。那青年最初任凭他看，后来突然伸舌头扮了一个可怕的鬼脸。自学者脸红了，赶紧将脸藏在书里，埋头看书。
我改变了昨天的想法。昨天我太生硬了，觉得有没有奇遇都无所谓，只想弄清楚是否可能有奇遇。
现在我是这样想的：要使一件平庸无奇的事成为奇遇，必须也只需讲述它。人们会上当的。一个人永远是讲故事者，他生活在自己的故事和别人的故事之中，他通过故事来看他所遭遇的一切，而且他努力像他讲的那样去生活。
然而必须做出选择：或是生活或是讲述。例如我在汉堡与埃尔娜相处的日子，我不信任她，她也害怕我，我过着一种古怪的生活，但是既然我在生活里面，我就不去想它。后来有一天晚上，在圣保利的一家咖啡馆里，埃尔娜离我去盥洗室。我独自待着，留声机里放出音乐Blue Sky英文：蓝天。。我开始向自己讲述来汉堡以后发生的事。我对自己说：“第三天晚上，我走进一家叫蓝洞的舞厅，注意到一位半醉的高大女人。那女人就是此刻我一面听Blue Sky一面等待的女人，她即将回来坐在我右边，用双臂搂住我。”于是我强烈感到这是奇遇。埃尔娜回来了，在我身边坐下，用手臂搂着我，但我却莫名其妙地憎恶她。我现在明白：当你必须重新开始生活时，奇遇的印象便消失了。
当你生活时，什么事也不会发生。环境在变化，人们进进出出，如此而已。从来不会有开始。日子一天接着一天，无缘无故地。这是一种没有止境的、单调乏味的加法。时不时地你会作部分小结，你说：我已经旅行三年了。我在布维尔已经住了三年了。但是也不会有结尾，你不可能一劳永逸地离开一个女人、一位朋友、一座城市。再说，一切都很相似。两星期以后，上海、莫斯科、阿尔及尔，都是一回事。有时——这种时候罕见——你检查自己的位置，发现你和一个女人粘上了，你被卷入一件不光彩的事，但这个念头转瞬即逝。一长串的日子又开始了，你又开始做加法：小时、天。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四月、五月、六月，一九二四、一九二五、一九二六。
这，这就是生活。可是当你讲述生活时，一切都变了，只不过这种变化不为人们所注意罢了。证据便是你说你讲的是真实的故事，仿佛世上确有真实的故事。事件朝某个方向产生，而我们从反方向来讲述。你似乎从头说起：“那是一九二二年秋天的一个傍晚，我在马罗姆当公证人的书记。”实际上，你是从结尾开始的。结尾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