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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怀孕的女人倚在一个模样粗鲁的金发青年身上。
“那儿，那儿，你瞧。”她说道。
“什么？”
“那儿，那儿，是海鸥。”
他耸耸肩，哪里有海鸥呢。天空几乎纯净如洗，天际露出淡淡的粉红色。
“我听见它们叫了。你听听，它们在叫。”
“那是什么东西在吱吱响。”他说。
一盏路灯在闪光。我以为是点灯的人来过了。孩子们等着他，因为这是回家的信号。其实这只是太阳的最后一缕反光。天空仍然明亮，但大地已进入阴暗中。人群越来越稀疏，海涛声清晰可闻。一个年轻女人双手抓住栏杆，仰面望天，她的脸呈蓝色，有一条由唇膏形成的黑道。刹那间我想我也许会爱人们，但星期日毕竟是他们的，不是我的。
首先亮起的是卡伊博特灯塔。一个小男孩在我身边站住，醉心地低声说：“啊！灯塔！”
于是我心中充满了奇遇的强烈感觉。
第二部分：安托万·罗冈丹的日记小普拉多大道
我向左转，经过帆船街到达小普拉多大道。橱窗都拉下了铁帘。绕绳街明亮，但行人稀少，已失去上午那短暂的繁华，此刻与周围的街道毫无区别。刮起了相当强劲的风，总主教的铁皮帽子在吱嘎作响。
我独自一人。人们大都回到了家，一边听广播一边看晚报。逝去的星期日给他们留下逝者如斯的感觉，他们的思想已经转向了星期一。但对我来说，既没有星期日也没有星期一，只有在混乱中相互推挤的日子，以及像这次一样突如其来的闪电。
什么也没有变，然而一切又都以另一种方式存在。我不知如何描写，它仿佛是恶心，但又与恶心正相反。总之我碰到了奇遇，我询问自己，我看出来我是我，我在这里。穿破黑夜的是我，我像小说主人公一样高兴。
什么事即将发生。在阴暗的老下街上，有什么东西在等我。在这里，在这条安静街道的拐角上，我的生活将要开始。我怀着宿命的感觉看着自己朝前走。在街的拐角处有一块白色界石。从远处看，它似乎很黑，但我每走近一步，它就变白一点。这个逐渐变白的黑色物体给我一种异样的感觉。当它完全明亮，完全变白时，我会停下来，恰好在它旁边，于是奇遇便将开始。黑暗中露出的这个白色灯塔现在近在咫尺，以致我几乎害怕起来，有一刻甚至想退回去。然而要打破魔力已不可能，我朝前走，伸出手，摸到了界石。
这是老下街和庞大无比的圣塞西尔教堂。教堂蹲在黑暗中，彩画玻璃窗闪着光。铁皮帽子在吱嘎作响。我不知道是世界突然缩小了，还是我使声音与形状达到了高度一致，我甚至无法想像周围的一切会与现状有什么不同。
我停下片刻，等待，我感到心跳。我用眼睛搜索荒寂的广场，什么也没有见到。刮起了相当强劲的风。我弄错了，老下街只是一个驿站，那东西在迪科通广场尽头等我。
我不急于继续往前走。我仿佛触摸到幸福的顶峰。我曾在马赛、上海、梅克内斯多方寻找这种饱满的感觉，今天我不再抱任何希望，我在这个空空的星期日傍晚回家，它却在这里。
我又走了起来。风吹来船的汽笛声。我独自一人，却像攻克城池的军队一样前进。就在此刻，轮船上的音乐在海上鸣响，欧洲城市都亮起了灯，共产党人和纳粹分子在柏林街头交火，失业者在纽约流落街头，女人们在温暖的房间里，在梳妆台前涂眼睫膏，而我，我在这里，在这条荒凉的街上。但是，从新科隆的窗口射出的每一枪，被抬走的血淋淋伤员的每一声抽噎，女人化妆时的每一个精确而细微的动作，它们都与我的每个脚步，我心脏的每次跳动相呼应。
我来到吉耶小巷，不知该怎么办，不是有人在巷尾等我吗？可是，在绕绳街尽头的迪科通广场，也有点什么东西在等我，等我去它才能诞生。我焦虑不安，因为一个小小的动作就会使我承担后果。我猜不出人们要求我做什么，但是必须做出选择，我放弃了吉耶小巷，它为我准备了什么，我将永远不得而知。
迪科通广场空无一人。难道我弄错了？我似乎无法接受这一点。真的什么事也不会发生？我走近亮着灯光的马布利咖啡馆。我犹豫不决，不知该不该进去。我从蒙着水气的大玻璃窗往里面看了一眼。
店堂里挤满了人。香烟的烟雾与湿衣服散发的水汽使空气变成了蓝色。女收款员坐在柜台后面。我很熟悉她，她和我一样，长着棕红头发。她肠胃有病，忧郁地微笑着，下半身慢慢地腐烂，就像腐烂物体发出的那种堇菜气味。我从头到脚打了一个寒战，这是……等我的就是她。她在那里，上半身一动不动地露出柜台，她在微笑。从这个咖啡馆的深处，有什么东西向后倒转，回到这个星期日的散乱的瞬间，将瞬间一一串连起来，赋予它们含意。我穿越了这整整一天，最后来到这里，额头靠在玻璃窗上，端详这张在石榴红窗帘前微笑的清秀面孔。一切都停止了，我的生命停止了。这扇大玻璃窗，这像水一样蓝的浊重空气，这株在水底的又肥又白的植物，还有我自己，我们形成一动不动的、完整的整体，我很快活。
当我回到棱堡大街时，心中只剩下辛酸的遗憾。我心中想：“这种奇遇感也许是我在世上最珍惜的东西了，但它来得突然，去得匆忙，它去以后我又是何等的干瘪！难道它这种短暂的来访只是为了挖苦我，说我错过了生活？”
在我身后，在城市里，在发出冷冷的路灯光的笔直的大街上，一件重要的社会事件正寿终正寝，这是星期日的结束。
第二部分：安托万·罗冈丹的日记短暂的布维尔之行
星期一
昨天我怎会写出这种荒唐和浮夸的句子呢？
“我独自一人，却像攻克城池的军队一样前进。”
我不需要华丽的词藻。我写作是为了弄清某些情景。应该避免漂亮的空话，应该信手写来，不雕琢字句。
总之，昨晚我自觉崇高，这一点使我恶心。我二十岁时曾醉过，后来我解释说自己属于笛卡儿笛卡儿（1596—1650），法国哲学家。那个类型。我很清楚英雄主义使我膨胀，但我听之任之，甚觉有趣。在这以后我感到恶心，仿佛躺在一张满是呕吐物的床上。我酒醉时从不呕吐，但呕吐也许更好。昨天我甚至没有酒醉的借口。我像傻瓜一样兴奋，现在我需要用清水一般透明的、抽象的思想来洗涤。
这种奇遇感肯定并非来自事件，这已得到证明。它多半是瞬间相连的方式。事实大概是这样：你突然感到时间在流逝，每个瞬间导致另一个瞬间，另一个瞬间又导致下一个瞬间，就这样继续下去；每个瞬间都消失，用不着挽留它，如此等等。于是人们把这种特性赋予在瞬间出现的事件，把属于形式的东西转移到内容上。总之，人们对著名的时间流逝谈得很多，却很少见到。人们看见一个女人，心想她会衰老，但是看不见她衰老，而另一些时候，人们似乎看见她衰老，并且感到与她一同衰老，这便是奇遇感。
如果我记得不错，人们称它为时间的不可逆转性。那么，奇遇感仅仅是对时间不可逆转性的感觉了。但为什么并不永远有这种感觉呢？难道时间并不永远是不可逆转的？有时候，人们感到可以为所欲为，前进或后退都无所谓，但在另一些时候，网眼仿佛收紧了，因此不能错过机会，因为不可能再一次从头开始。
安妮使时间恢复了它的作用。有一段时间，她在吉布提，我在亚丁，我常常去看她，共度二十四小时。她千方百计地增加我们之间的误解，直到最后离我走只剩下六十分钟了，确确切切的六十分钟。六十分钟正好使你感到时间在一秒钟一秒钟地流逝。我还记得一个可怕的晚上。我应该在午夜动身回亚丁。我们坐在露天电影院里，心情沮丧，她和我一样，只不过她是策划者。到了十一点钟正片开始时，她拉过我的一只手，双手紧紧握住，一言不发。我感到一种刺激性的欢乐，不用看表，我知道现在是十一点钟。从这时起，我们开始感到时间在一分钟一分钟地流逝。这一次我们要分别三个月。银幕上有一次出现了全白的图像，冲淡了黑暗，我看见安妮在流泪。后来，到了午夜，她使劲握握我的手便放开了。我站起身，没有说一句话便走了。圆满的工作。
晚上七点钟
工作了一天，进展不错。我写了六页，感受到几分乐趣，何况这是对保罗一世统治的抽象论述。在昨天的狂喜以后，今天一整天我都正襟危坐。我真不该动情。不过，我在揭露俄国专制政体的手段时，感到十分自在。
但是这个罗尔邦令我很恼火。他在细小的事情上十分诡秘。一八○四年八月他在乌克兰到底干了些什么？他隐晦地谈到这次旅行：
后代将做出判断：我的努力——未能成功——是否该受到粗暴的背叛和侮辱，我默默地忍受它们，而我心中的秘密足以使嘲讽者闭嘴和无比恐惧。
我受骗过一次。在谈到一七九○年短暂的布维尔之行时，他的文字充满了浮夸和隐晦。我浪费了一个月去核实他的言行。最终，他使一个佃户的女儿怀了孕。也许他只是一个华而不实的人？
我对这个自命不凡、满口谎言的人十分气恼，也许这是怨恨吧。他对别人撒谎我很高兴，但是他应该对我破例。我原以为我与他会串通一气，骗过这么多死人，他终究会对我，对我讲真话的！可他什么也没有说，没有说，他对我说的就和对亚历山大或路易十八说的谎话一样。罗尔邦必须是个体面人，这点对我十分重要。机灵鬼，大概吧，谁不是机灵鬼呢？大机灵鬼还是小机灵鬼？我尊重历史研究，但并不因此而在这样的死人身上浪费时间，因为如果他活着，我对他是不屑一顾的。关于他，我知道些什么呢？想像不出会有比他的生活更美好的生活了，但他确实有美好生活吗？如果他的信件不是那么浮夸……啊，应该看到他的目光，他也许有一种迷人的动作：歪着头，调皮地竖起细长的食指放在鼻子旁边，或者，有时在两个彬彬有礼的谎言之间，他突然变得粗暴，但为时不长，他很快就克制住了。然而他死了，留下的只有《论战略》和《对道德的思考》。
如果我随意想去，我想像他是这样的人：他善于讽刺揶揄，伤害过不少人，但是在这个表象下面，他很单纯，近乎幼稚。他很少思考，但是，出于一种深沉的天赋，他在任何场合都举止得体。他的恶作剧是天真的、自发的、慷慨的，与他对道德的爱同样诚挚。他背叛了恩人和朋友，然后便严肃地转向事件以吸取教益。他从不认为自己对他人有任何权利，也不认为他人对他有任何权利。他认为生活对他的赐予是没有道理、毫无理由的。他迷恋一切，但又轻易地摆脱。他的信件和作品从来不是他自己写的，而是由一位写字先生代笔。
如果最终是这样，我还不如写一本关于德·罗尔邦侯爵的小说。
第二部分：安托万·罗冈丹的日记布维尔市普兰塔尼亚旅馆
晚上十一点钟
我在铁路之家吃晚饭。老板娘在那里，我只好和她做爱，这是出于礼貌。我对她有几分厌烦，因为她太白，又有一股新生婴儿的气味。她热情洋溢地把我的头紧紧抱在胸前，认为应该这样做。至于我，我心不在焉地在毯子下面摸玩她的生殖器，弄得手臂发麻。我想到德·罗尔邦先生，为什么不写一本关于他生平的小说呢？我的手臂直直地贴着老板娘的腰。我突然看见一个小花园，那里的树木既矮又粗，毛茸茸的硕大的叶子从树上垂下，四处有蚂蚁在爬，还有蜈蚣和衣蛾。有的动物更可怕，身体是一片烤面包，就像一盘烧鸽里垫底的烤面包。它们像螃蟹一样用脚爪横行。宽大的树叶上有黑黑一层小虫。在仙人掌后面，公园里的韦莱达韦莱达，公元一世纪的日耳曼女祭司，反对罗马人入侵，后成为人们崇拜的偶像。——原编者注用手指着自己的生殖器。“真令人作呕。”我大声叫了起来。
“我本不想弄醒你，”老板娘说，“但是床单压在我屁股下面，再说，我得下楼照料乘火车去巴黎的客人。”
封斋节前的星期二
我揍了莫里斯·巴雷斯莫里斯·巴雷斯（1862—1923），法国作家，曾是民族主义运动的精神领袖。的屁股。我们是三个士兵，其中一人的脸中央有一个洞。莫里斯·巴雷斯走近我们说：“很好！”并且给我们每人一小束堇菜花。脸上有洞的士兵说：“我不知往哪里插。”，莫里斯·巴雷斯说：“插在你头上的洞里。”士兵回答说：“插在你的屁眼里。”我们便把莫里斯·巴雷斯打翻在地，脱下他的裤子，裤子下面有一件主教的红袍，我们掀起红袍，莫里斯·巴雷斯喊了起来：“当心，我的长裤是连鞋套的。”我们揍他的屁股，揍得出血，并且用堇菜花瓣在他臀部上画了一个戴鲁莱德戴鲁莱德（1846—1914），法国作家与政治家，曾参与未遂的军事政变（1899）。的头像。
一段时间以来，我经常想起我的梦。此外，我睡觉大概很不老实，因为每早起来毯子都掉在地上。今天是封斋节前的星期二，但是在布维尔，这并不是什么大事。全城只有一百多人化装打扮。
我走下楼梯时，老板娘叫住了我，
“这里有您一封信。”
一封信，我收到的最后一封信是去年五月份鲁昂图书馆馆长寄来的。老板娘领我去她的办公室，递给我一个鼓鼓的黄色长信封，这是安妮写来的。我有五年没有她的消息了。信是寄到我在巴黎的旧地址的，邮戳是二月一日。
我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