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点差十分。我突然想到图书馆七点钟关门。我又将再次被赶到街上。上哪里去呢？干什么呢？
老头看完了小说，但是不走，用指头敲着桌子，一下一下，干脆而均匀。
“先生们，”科西嘉人说，“马上就闭馆了。”
青年一惊，飞快地瞟了我一眼。年轻女人转身看着科西嘉人，接着又拿起书，似乎沉入阅读之中。
“闭馆了。”五分钟后科西嘉人又说。
老头迟疑地点点头。年轻女人推开书，但不站起来。
科西嘉人很吃惊，犹豫不决地走了几步，摁下了开关。阅览桌上的台灯熄灭了，只有室中央的那盏灯还亮着。
“该走了？”老头轻声问道。
青年恋恋不舍地慢慢站起来。每个人穿大衣时都慢慢吞吞。当我走出去时，那女人仍然坐着，一只手平放在书上。
下面，大门开向黑夜。青年走在最前面，他回头看看，慢步下楼，穿过门厅，在门口停留片刻，然后投入黑暗中，消失了。
我下了楼梯，抬起头。过了一会儿，小老头一边扣大衣纽扣，一边走出阅览室。当他走下三级阶梯时，我闭上眼睛，冲到外面。
我脸上感到一阵微弱清新的抚摸。远处有人在吹口哨。我抬起眼皮，在下雨。轻柔安静的雨。四盏路灯宁静地照着广场，雨中的外省广场。青年大步走远了，是他在吹口哨。我真想对那两个不知道的人大喊，告诉他们可以大胆地出来，威胁已经过去了。
小老头出现在门口，局促地搔搔嘴腮，然后大度地微微笑着，撑开了雨伞。
第二部分：安托万·罗冈丹的日记参观布维尔博物馆
星期六上午
可爱的阳光。薄雾预示今天是个大晴天。我去马布利咖啡馆吃早饭。
收款员弗洛朗夫人对我嫣然一笑。我从座位上大声问道：
“法斯盖尔先生病了？”
“是的，先生，重感冒，得在床上躺几天。他女儿今天从敦刻尔克来了，住在这里照顾他。”
自从收到安妮的信后，我这是头一次真正高兴能再见到她。六年以来她干了些什么？我们见面时会感到局促吗？安妮从不局促。她接待我时仿佛我们昨天才分别。但愿我别一上来就犯傻，别使她不快。好好记住，见面时别伸出手去，她最讨厌握手。
我们在一起待几天呢？也许我带她来布维尔？只要她在这里生活几小时，在普兰塔尼亚旅馆过一夜，就够了。然后，一切将改变，我不会再害怕了。
下午
去年我头一次参观布维尔博物馆时，奥利维埃·布莱维涅的肖像令我吃惊。是比例失调还是透视法有问题？我也说不上来，但是我感到别扭。这位议员在画布上并不自在。
后来我又去过好几次，仍然感到别扭。我不愿意相信博尔迪兰——罗马奖得主，六次获奖者——会有败笔。
今天下午，我翻阅《布维尔讽刺报》的老合订本——这是一份进行敲诈的报纸，老板在战争期间被控有叛国罪——隐隐约约明白了真相，我立即走出图书馆，去博物馆转转。
我快步穿过幽暗的门厅。我的脚步在黑白两色的石砖上没有任何声音。在我周围是一大群扭着手臂的石膏像。我从两个大入口处门前经过时，看见里面有碎纹瓷瓶、盘子、立在底座上的一个蓝色和黄色的森林之神的像。这是贝尔纳·帕利西贝尔纳·帕利西（约1510—1589），法国画家，陶瓷玻璃工艺家，农学家，古生物学家和作家。陈列室，专门陈列陶瓷制品和小工艺品。我不喜欢陶瓷制品。一位先生和一位戴孝的女士正毕恭毕敬地欣赏那些烧制品。
在大厅——或称博尔迪兰—雷诺达厅——入口的上方，有一幅大画，大概是前不久挂上去的，我没有见过。它叫《独身者之死》，署名理查·塞弗朗。这是国家赠品。
独身者躺在一张零乱的床上，上身赤裸着，像死人一样微微发绿。紊乱不堪的褥单表明临终阶段为时很长。我微笑着想起了法斯盖尔先生。他可不是孤独一人，他的女儿在照料他。在画幅上，一个女仆——满脸邪恶的女管家——已经打开了柜子的抽屉，在那里数钱。从另一扇开着的门，可以看到在阴暗中有一个头戴鸭舌帽的男人，他下唇叼着烟，正在等待。靠墙边，一只猫在漠然地舔牛奶吃。
这个人一生都为了自己。他受到了应得的、严厉的惩罚，临终时，没有任何人来帮他合上眼睛。这幅画给了我最后的警告：我还来得及往回走。而如果我继续往前，那就必须清楚这一点：在我即将走进的大厅里，墙上挂着一百五十多幅肖像。除了几位过早夭折的年轻人和一位孤儿院院长以外，画上的人物去世时都不是独身，都有儿女在场，都立有遗嘱，都接受临终圣事。这一天像别的日子一样，无论是对上帝还是对尘世，他们都合乎礼仪；他们慢慢地滑入死亡，去索取他们有权享受的那一份永恒。
他们曾有权享受一切：生活、工作、财富、权力、尊敬，最后是不朽。
我冥想片刻，便走了进去。一位看守在窗边打盹。从玻璃窗泻下的淡黄色光线在画面上留下了斑点。在这个长方形的大展厅里，除了一只见我来就吓跑了的猫以外，没有任何有生命的东西，但我却感到有一百五十双眼睛在注视我。
布维尔城在一八七五至一九一○年间的全部精英都在这里，其中有男有女。这是雷诺达和博尔迪兰精心绘制的。
这些男人们修建了海滨圣塞西尔教堂。一八八二年他们成立了布维尔船主和商人联合会，“以便将一切善良的人们组成有力的束棒束棒，古罗马执法官的权力标志，束棒中捆有一柄突出的斧头，意大利法西斯（fascio）借用了这个字。，重振国家，挫败无秩序党派……”他们使布维尔成为设备最好的法国商港——煤炭和木材。扩建码头是他们的功绩。他们充分扩大了泊船站，并且不懈地挖泥，使低潮时的抛锚水深达十点七米。由于有了他们，渔船的吨位从一八六九年的五千吨上升到一万八千吨。他们不惜为培养劳动阶级中的优秀代表而主动创办各种技术和职业教育中心，这些中心在他们的大力扶持下十分兴旺。一八九八年，他们瓦解了著名的码头工人罢工，一九一四年，他们为祖国献出了儿子。
女人们——这些斗士可尊敬的伴侣——创建了大部分教养院、托儿所和缝纫工厂，但她们首先是贤妻良母。她们抚育了漂亮的儿女，教他们懂得自己的责任和权利、信仰宗教和尊重法兰西赖以生存的传统。
肖像画的总体颜色近乎深棕色。由于考虑到庄重，画家们排除了鲜艳的颜色。雷诺达喜欢画老头，在他的画中，雪白的须发与黑色背景形成反差，他擅长画手。博尔迪兰的画技不如雷诺达丰富，他对手有所忽略，但是他画中的硬领像白色大理石一样闪光。
室内很热，看守在轻轻打鼾。我环视四周的墙壁，看见了手和眼睛；这里或那里，有一张面孔被光影吞食了。我朝奥利维埃·布莱维涅走去时，被什么东西拦住了，因为从墙壁的葱形饰上，商人帕科姆朝我投来明亮的目光。
他站在那里，头稍稍后仰，一只手臂贴着珠灰色长裤，手里拿着高礼帽和手套。我不禁有几分赞叹，因为在他身上我看不到一丝庸俗，简直无懈可击；细小的脚，纤细的手，角斗士的宽肩，含蓄的高雅，再加上几分花哨。他礼貌地向参观者显露那明晰、整洁、没有皱纹的面孔，唇上甚至漾着几分笑意，但他那双灰色的眼睛没有笑。他可能有五十岁了，但像三十岁的人那样年轻、精神。他很美。
我不对他吹毛求疵，但他却不放过我。我在他眼中看到一种平静而不留情的评价。
于是我明白我们之间相距遥远。我对他的看法根本不能触及他，这只是心理学，和小说中一样。但是，他对我的评价却像一把利剑刺穿了我，使我的生存权也成了问题。这是真的，我始终意识到自己没有权利生存。我的出现纯属偶然，我像石头、植物、细菌一样存在。我的生命胡乱地向四面八方生长。有时它给我一些模糊的信号，有时我仅仅感到一种无足轻重的嗡嗡声。
然而，对于冉·帕科姆这位死去的、毫无瑕疵的美男子——他是国防部的帕科姆的儿子——来说，情况却完全不同。他的心跳，他的器官发出的沉闷的声音，都像小小的权利，瞬间的、纯净的权利。在六十年间，他始终一贯地使用生存权。多么美丽的灰色眼睛！它们从未闪过一丝怀疑。帕科姆从未弄错。
他一贯履行责任，全部责任，作为儿子、丈夫、父亲、领袖的责任。他也理直气壮地要求他的权利：作为孩子，要求受良好教育，要求家庭和睦，继承清白的名声和兴旺的家业；作为丈夫，要求受到照料和爱的关怀；作为父亲，要求受到尊敬；作为领袖，要求得到任劳任怨的服从。其实，权利始终只是责任的另一面。他的巨大成就（帕科姆一家今天是布维乐最富有的家族）大概从未使他本人吃惊。他从不对自己说他很高兴，而当他高兴时，他便很有节制地说：“我在消除疲劳。”这样一来，高兴转换为权利，便不再是刺激性的无聊事了。在左面，在他那发蓝的灰白头发上方，书架上有书。漂亮的精装本，显然是经典著作。每晚睡觉以前，帕科姆大概重读几页“我的老蒙田”或者拉丁文版的几首贺拉斯的颂歌。有时他大概也读一本当代作品以了解世事。因此他读巴雷斯和布尔热。阅读片刻以后，他微笑着放下书，目光失去了值得赞赏的警惕性，几乎充满遐想。他说：“尽责任是多么简单，又是多么困难呀。”
他从来没有反躬自问，因为他是领袖。
墙上挂的还有其他领袖。甚至只有领袖。这个坐在安乐椅上的、灰绿色的大个子老头，是领袖。他的白坎肩与银发十分相配。（这些肖像主要是为了道德感化而绘制的，其精确性真达到一丝不苟，艺术性也有所考虑。）他将细长的手搭在一个小男孩头上。他的两膝裹着毯子，上面放着一本打开的书，但他的目光游移在远方。他看见年轻人看不见的一切。在肖像下面的一块菱形金色木牌上写着他的姓名，他大概姓帕科姆，或者帕罗坦，或者谢尼奥，我无意走近去看。对他的亲朋好友，对这个孩子，对他自己而言，他仅仅是祖父。等一会儿，如果他认为时机成熟，应该用未来的诸多责任来开导孩子的话，他将用第三人称来谈论自己：
“答应祖父你要好好听话，小乖乖。明年要好好学习，明年祖父就可能不在人世了。”
第二部分：安托万·罗冈丹的日记生命的黄昏
在生命的黄昏，他将宽容的关怀分给每个人。如果他看得见我——在他的目光下我是透明的——我也会得到他的好感，他会想到我也曾有过祖父母。他不再要求任何东西，这个岁数的人不再有欲望了。他只要求在他进来时人们稍稍压低声音；只要求当他经过时人们对他露出温柔而尊敬的微笑；只要求儿媳妇有时说：“父亲可真了不起，比我们大家都年轻”；只要求当孙儿生气时，惟有自己能用手摸着他的头使他冷静下来，然后说：“这些伤心事，只有祖父能安慰他”；只要求儿子每年就棘手的问题多次请教于他；最后，只要求自己感到安详、泰然、睿智。老先生的手仅仅碰着孩子的鬈发，仿佛是祝福。他会想到什么呢？想到他光荣的过去，正是这个过去使他有权谈论一切，而且在一切事情上有最后决定权。这是我以前没有想到的，因为经验不仅仅是对死亡的抵御，它也是权利，老年人的权利。
挂在菱形饰上的奥布里将军佩着长军刀，他是领袖。埃贝尔院长也是领袖，他是敏锐精细的文人，是安佩特拉兹的朋友。他的脸长长的，和其长无比的下巴很对称。嘴唇正下方有一小绺胡须。他的下颌微微前伸，像是在打嗝，那副得意的神态仿佛在做精细的剖析，在提出不同的原则。他手执鹅毛笔遐想，他也在消除疲劳，用写诗来消除疲劳。但他具有领袖的深邃目光。
那么，士兵们呢？我站在展室中央，成为所有这些严肃目光的靶子。我不是祖父，不是父亲，甚至也不是丈夫。我不参加投票，只是交点捐税。我不能夸口说我有纳税人的权利，或者选民的权利，我甚至没有受人敬重的小小权利——这是顺从了二十年的职员所获得的权利。我开始对自己的存在真正地感到吃惊。莫非我仅仅是个表象？
“嘿，”我突然对自己说，“士兵就是我！”我毫无愤懑地笑了起来。
一位五十多岁的胖乎乎的人有礼貌地回我一个漂亮的微笑。雷诺达是怀着爱来绘制这幅肖像的，他的笔触十分柔和：小小的、厚厚的、精雕细琢的耳朵，尤其是两只手，修长而有力，十指尖尖的。这的确是学者或艺术家的手。他的面孔对我是陌生的，我大概经常从它面前走过而未加留意。我走近这幅画：“雷米·帕罗坦，一八四九年出生于布维尔，巴黎医学院教授”。
帕罗坦·瓦克菲尔德医生和我谈起过他：“我一生只遇见过一位大人物，就是雷米·帕罗坦。一九○四年冬天我听过他的课（您知道我在巴黎学过两年产科）。他使我明白了什么叫领袖人物。我向您发誓，他真有领袖气质。他使我们激奋，我们会跟随他到天涯海角。此外，他还是位绅士，他家财万贯，并且拿出一大部分去资助穷学生。”
就是这样，当我头一次听人谈起这位科学王子时，我便有了强烈的印象。现在我来到他面前，他对我微笑。多么机智聪明、多么和蔼可亲的微笑！他那胖胖的身体舒适地坐在一只大皮安乐椅上。这位不装模作样的学者立刻使人不再拘束。如果没有他那充满灵性的目光，你甚至会把他当做一位好好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