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这样或那样，反正都一样。歌声就是这样诞生的，它挑选了这个眉毛如炭的犹太人精力衰竭的身体来诞生。他有气无力地拿着铅笔，汗珠从戴着戒指的手指上落到纸上。为什么不是我呢？为什么恰恰要通过这个装满了脏啤酒和烧酒的笨伯来完成这个奇迹呢？
“玛德莱娜，您能再放一次吗？就一次，然后我就走了。”
第二部分：安托万·罗冈丹的日记黑女人的歌声
玛德莱娜笑了起来，她摇动手柄，于是又开始了。但是我不再想到我，我想到远方的那个人，他在七月的一天，在炎热阴暗的房间里写出了这个乐曲。我试图通过旋律，通过萨克管平直而微带尖酸的声音去想念他。他写了这个。他曾有过烦恼，对他来说，一切并不是应该的那样，他要付账单，某处还有一个女人，她并不如他所希望的那样思念他，此外还有这个可怕的热浪，它使人化成一摊脂肪。这一切谈不上美丽，也谈不上光荣。但是当我听见这支歌，当我想到正是这个人写的，我便觉得他的痛苦和汗水……很动人。他运气好。他大概还意识不到。他大概想：要是有点运气，这东西会给我带来五十美金。多年以来我这是头一次为别人激动。我想知道他的事，我想知道他有过什么样的烦恼，他有妻子还是独身。绝不是出于人道主义，恰恰相反，是因为他写了这个。我不想结识他，何况他也许已经死了。我只是想了解他的情况，以便在听唱片时可以常常想到他。就是这么回事。我猜想，如果有人告诉他，在法国第七大城市的火车站旁有人在想他，他会无动于衷，但是换了我，我会高兴的。我羡慕他。我得走了。我站起来，犹豫地待了一小会儿，我想听那个黑女人的歌声，听最后一次。
她在唱。这两个人获救了：犹太人和黑女人。获救了。他们也许以为自己彻底完了，被淹没在存在里，然而我此刻如此温情地想念他们，谁也不会这样想念我的。谁也不会，连安妮也不会。对我来说，他们有点像死人，像小说人物。他们已经洗去了存在这个罪孽，当然并不彻底，但做到了人所能做到的一切。突然间，这个念头使我不知所措，因为我已对此不抱希望。我感到有什么东西在畏畏缩缩地擦过我，我不敢动弹，惟恐它消失。某个我原先不再体会的东西：一种欢乐。
黑女人在唱。那么我们可以证明她存在的价值？稍稍一点？我感到自己出奇地胆怯，不是因为我抱很大的希望。我像一个在雪地行走、完全冻僵的旅行者，突然走进一个暖和的房间。我想他会在门边一动不动地待着，一直发冷，全身轻轻地打着冷战。
Some of these days
Youll miss me honey。
难道我不能试一试……当然不是乐曲，但我不能试试另一种类型吗？……肯定是写书，因为我不会干别的。但不是历史书——历史讲的是已存在过的事，而任何一个存在物都永远不能证明另一个存在物存在的价值。我的错误在于想使德·罗尔邦先生死而复生——而是另一种书。我不太清楚是哪一种，但是，在印刷的文字后面，在书页后面，应该有某个东西，它不存在，它超越存在。比方说一个故事，一个不会发生的故事，一件奇遇。它必须美丽，像钢一样坚硬，使人们为自己的存在而羞愧。
我走了，自觉茫然。我不敢做出决定。如果我确知自己有才能……但是我从来……从来没有写过这类东西；写过历史文章，不错，还有别的。可是一本书，一本小说，从来没有。有人会读我的小说，会说：“这是安托万·罗冈丹写的，就是那个泡咖啡馆的红头发家伙。”于是他们会想到我的生活，就像我想到黑女人的生活一样，仿佛这是一个珍贵的、半传奇性的东西。一本书。首先当然会是令人厌烦的、劳累的工作，它不会阻止我存在，也不会阻止我感觉我存在。但是，到了一定的时间，书将会写成，它将在我后面，它的些微光亮会照着我的过去。那时，通过它，我也许会回忆自己的生活而不感到厌恶。也许有一天，当我想到此时此刻，想到我弓着背等着上火车的这个郁闷时刻，我会感到心跳加速，我会对自己说：“正是那一天，正是在那一刻，一切都开始了。”于是我终于会接受自己——过去时，仅仅是过去时。
黑夜降临。普兰塔尼亚旅馆的两扇窗子刚刚亮了。新车站工地发出湿木头浓浓的气味。明天布维尔会下雨。
第三部分：墙第一次审判
我们被推进一个白晃晃的大厅，光线刺眼，叫人难受，我不得不把眼睛眯了起来。这样，我就看清了厅里有张桌子，在它后面坐着四个家伙，他们都是文职人员，正在看阅文件材料。另一些囚犯都已被集中在大厅深处，我们得穿过大厅去与他们会合在一起。他们之中有几个是我认识的，其余的大概都是外国人。排在我前面的两个，都是圆圆的脑袋上长着金黄色的头发，颇为相像，我猜想他们都是法国人。矮小的那一个，不停地把自己的裤子往上提，他显然很焦躁紧张。
就这样耗了将近三个小时之久；我被搞得昏昏沉沉，脑子里一片麻木，空白；不过，大厅里很暖和，使我感到很舒服，因为一天二十四个钟头以来，我们一直冷得在打哆嗦。看守们领着囚犯一个个来到那张桌子面前。那四个家伙就讯问囚徒的姓名与职业。对大多数人的提问仅止于这两点，有时，他们也东问一句，西问一句，如：“你是否参加过破坏军需品的活动？”“九日那天上午你在干什么？”他们并不听回答，至少表面上是如此：他们不时一言不发，眼睛直瞪着前方，然而又开始写写画画。他们问汤姆他是否确实在国际卫队里服役过；汤姆不能否认，因为曾经从他上衣里搜出过有关的证件。对余安，他们什么也没有问，但是，他说出了自己的姓名之后，他们在纸上写写画画了好久。
“我的兄弟若塞才是无政府主义者，”余安这样对他们说，“你们知道他已经跑了，至于我，我不属于任何党派，我从来都不过问政治。”
那几个家伙不作回答。余安又说：
“我没有犯任何事，我不愿意代替别人受罚。”
他的嘴唇哆嗦起来，一个看守制止他说下去，把他带走了。于是，轮到了我：
“你名叫马普罗·伊比埃达？”
我回答说：“是的。”
其中一个家伙瞧了瞧卷宗，向我发问：
“拉蒙·格里躲在哪里？”
“我不知道。”
“从六日到十九日，你一直把他藏在你的家里。”
“没有的事。”
他们写了记了一阵，看守们叫我出去。在走廊里，汤姆与余安在等着我，他们两旁各站有一名看守。我们一起往前走，汤姆问其中的一个看守：
“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看守反问他。
“这是一次讯问还是一次审判？”
“这是审判。”看守回答说。
“是吗？他们会把我们怎么办？”
看守冷冷地回答他：
“判决会在你们的牢房向你们宣布。”
用来当牢房关押我们的，实际上是医院的一间地下室。由于穿堂风，那里面冷得很厉害。整个夜里，我们都冷得发抖，在白天，也好不了多少。前五天，我是在总主教府的一间牢房里度过的，那是一个地牢，大概是在中世纪时期造的，由于囚犯很多，关押的地方太少，他们就把犯人随处安置，顾不得是什么地方。离开那个地牢，我并不觉得可惜，因为我在那虽未受冷挨冻，但单独囚禁时间长了，简直就叫人精神上难以忍受。关在医院的地下室里，我毕竟有同伴。余安沉默寡言，因为他一直陷于恐惧之中，何况，他年纪太轻，没有多少话可说。汤姆倒是一个健谈的人，而且，他精通西班牙语。
在地下室里，有一条长凳，四只草垫。看守们一把我们带回来，我们就坐下来，一言不发地干等着。过了一会儿，汤姆开口了：
“我们完蛋了。”
“我也这么想，但我认为他们对小家伙是不会怎么的。”我说。
“他们没有任何东西可向小家伙问罪，他只不过有一个当了战士的兄弟，仅此而已。”汤姆说。
我瞧了余安一眼，他那样子就像没有听见我们的谈话。汤姆继续说下去：
“你知道他们在萨拉哥斯是怎么干的吗？叫犯人躺在公路上，用卡车在犯人身上开过去。这是一个摩洛哥籍的逃兵告诉我们的，他们说用这个办法可以节省子弹。”
“这可不省汽油。”我说。
我对汤姆有些恼火，他不该讲这种事。
他可偏要继续讲下去：“一些军官在公路上走来走去，监督执行，两手插在口袋里，嘴上叼着烟。你以为他们会帮那些被压的人早点断气？甭想！他们把那些人扔在那里叫喊，有时要叫喊个把钟头才死。那个摩洛哥人说，头一次见到的时候，他恶心得差一点要呕吐。”
“我不相信他们在这里也那么干，”我说，“除非他们真的缺子弹。”
光线从四个气窗与一个圆洞里射进来，那个圆洞开在地下室的顶上，朝向左边，可以直接望见天空。上面的洞口平时有一个圆盖封着，正是从这个洞口，人们把木炭往地下室里倒。在洞口的下面，还残留着一大堆炭屑；这燃料本来是给医院取暖用的，但是，战事一起，病人全都撤走，这堆没有用过的炭就留在那里。下雨时，如果上面没有把圆盖盖上，雨水就直接落在炭堆上。
汤姆开始颤抖起来。
“真见鬼，我打起哆嗦来了，”他说，“你看，停了一下又打起来了。”
他站了起来，开始做做体操，每做一个动作，衬衣都张了开来，露出他雪白而多毛的胸膛。他又躺在地上，举起两腿，在空中作剪刀式的动作，这使我看到了他肥大的屁股在发抖。汤姆是一条结实的汉子，但他脂肪过多。我想像着，枪弹或者刺刀不久就要穿进这一大堆软乎乎的肉里，就像穿进一大块黄油里一样。如果他身材干瘦，我就不会有此想像。
我并不确切地感到寒冷，但我的肩膀与胳臂都失去了知觉。我不时觉得自己少了一点什么东西，于是，我开始在周围找我那件上衣，这时我突然记起他们没有把上衣还给我。这更叫人心里感到窝囊、痛苦。他们经常拿走我们犯人的衣服，分给他们的士兵，只让我们穿着衬衣，而给我们穿的裤子，则是住院病人在炎热盛夏穿的那种布裤。过了一会儿，汤姆从地上爬起来，气喘吁吁地坐在我的身边：
“你暖过来了吧？”
“真见鬼，还没有暖过来，但是我已经累得喘不过气来了。”
将近晚上八点的时候，一个军官带着两个长枪党西班牙法西斯主义的政党。的家伙走了进来。他手里拿着一张纸，他问看守：
“这三个人名叫什么？”
“斯丹波克，伊比埃达，米尔巴。”看守回答。
军官戴上他的夹鼻眼镜，看着他的名单说：
“斯丹波克……斯丹波克，在这里，你被判处死刑，明天早晨枪毙。”
他又继续看他的名单。
“其他两人也判处死刑。”他说。
“这不可能，”余安说，“决不会有我。”
军官以惊讶的神情瞧着他：
“你叫什么名字？”
“余安·米尔巴。”
“没错，你的名字就在上面，你被判处死刑。”军官这样说。
“我没有犯任何的事。”余安说。
军官耸了耸肩膀，转过身来对着汤姆与我。
“你们是巴斯克人西班牙的比利牛斯山区的居民。吗？”
“谁都不是巴斯克人。”
他露出不耐烦的神情：
“他们告诉我，这里有三个巴斯克人。我才不浪费时间去找他们。那么，你们当然是不愿意要神父的罗？”
我们根本没有搭理。他又说：
“有一个比利时医生待会儿就来，他被批准来跟你们一起度过今夜。”
他行了个军礼，走了。
第三部分：墙理解死亡
“我刚才跟你是怎么说的，咱们全齐啦。”汤姆说。
“是的，”我说，“这对小家伙，未免太狠了。”
我这么说是为了表示我的公正，其实，我并不喜欢那个小家伙。他的脸面特别嫩，恐惧与痛苦却使那张脸变了形，毁了他面孔原有的轮廓。三天前，他还是一个娇弱型的小男孩，颇能讨人喜爱；而现在，他的样子却像一个年老的男妓，我想，即使他被释放，他永远也不可能再变得年轻。对他表示一点怜悯，那倒并不是一件坏事。但是，我讨厌怜悯，而他又一直使我反感。他听了判决后，什么也没有说，但他变成了死灰色，他的脸、他的手都变成了死灰色。他又坐了下来，圆睁着两眼，盯着地面。汤姆是个好心肠的人，他想去挽小家伙的手臂，但他满脸厌烦，猛然把汤姆甩开。
“随他去吧，”我低声地说，“你瞧，他马上就要哭了。”
汤姆勉强地听从了我的话；他本来很想去安慰小家伙；这样可以使他为别人的事操心，而不至于想到他自己。但这却正造成我的烦恼：我之所以从未想到过死，是因为我没有遇见过这样的情况，而现在，这样的情况已经摆在面前，此时此地，除了想到死以外，别无他事可做。
汤姆又说话了：
“你杀过人吗？”他问我。
我没有答话。他就告诉我，从八月初以来，他杀过六个人；他并不了解我们面临的处境，我看得很清楚，他是故意不去了解的。我自己也完全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我寻思着，惨遭此难，是不是会很痛苦，我想到了子弹，想像着他们一阵滚烫的弹雨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