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的老年人，没有父母，无家可归，几乎连姓名都没有。我在一幢熊熊燃烧的房顶上行走，手中抱着一位昏迷不醒的妇女。在我的下面，人群高喊着，楼房眼看快倒塌了。此时我用预言家的口吻脱口而出：“请听下回分解。”母亲问道：“你说什么？”我谨慎地回答：“我暂停一下。”事实上我已经睡着了，在危如累卵的气氛中睡着了。这种不安全感挺有趣儿。第二天晚上，我很守约，又跑到屋顶上，又是熊熊烈火，这一回是死定了。不料，我突然发现一条承溜，前一天晚上却没有注意到。我的上帝，我们得救了！但我怎么样才能抓住竖管往下滑而又不松开我珍贵的负荷呢？有了，这位年轻的妇女苏醒了过来，我把她扛在背上，她的双臂紧搂着我的脖子。不，不好，经过考虑，我还是让她重新昏迷不醒，哪怕她对自己被救稍微做出一点点贡献，我的功劳就等于减少了。巧得很，我脚边有一根绳子。我把受难者牢牢缚在我这个营救者的身上，剩下的事便很简单了。高贵的先生们——市长、警察局长、消防队长——热烈接待我，拥抱我，亲吻我，给我颁发勋章。我失去了自信，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这些地位很高的人物抱吻起来太像我外祖父了。于是我把全部故事抹去，重新开始：事情发生在夜里，一个姑娘喊救命，我冲入混乱之中……请听下回分解。我冒着生命危险，迎接英雄壮观的时刻，使我这只偶然降到人间的动物变成荣膺天命的过客。但我感到胜利之后反倒活不下去似的，我太幸福了，等第二天再来一次吧。
第五部分：文字生涯和安娜—玛丽去电影院
一个大有希望成为神职人员的无知小学生居然做起冒失鬼的梦来，人们不免感到惊讶吧。儿童身心不宁是因想像而引起的，平息这种身心不宁并不需要流血。难道我从来没有希望成为一名英勇的医生，拯救深受鼠疫或霍乱之害的同胞吗？没有，我承认从来没有过。但我既不残忍也不好战，如果本世纪初的年代使我成为“史诗诗人”，这并不是我的过错呀。吃了败仗的法国，全国上下充塞着假想的英雄，他们假想的丰功伟绩安抚着法国人的自尊心。在我出生前八年，西哈诺·德贝拉克爱德蒙·罗斯唐（1868—1918）的五幕诗体喜剧《西哈诺·德贝拉克》是十九世纪末法国最流行的戏剧作品之一，主人公西哈诺·德贝拉克爱吵架，好动武，夸夸其谈，假充好汉。“像红裤军乐队那样大吹大擂”。不久，自负而被害的小鹰爱德蒙·罗斯唐的五幕诗体剧《小鹰》（1900）的主人公是拿破仑的儿子小鹰，他青年时代奢望光宗耀祖，但被德军俘虏。他企图越狱逃脱梅特涅的控制，结果事败身亡。问世，很快就使人们忘记法绍达事件法绍达是旧城市名，今称科多克，位于苏丹上尼罗省。一八九八年该城的归属问题引起一场英法外交风波。法军从刚果出发，走旱路先占该城，自六月十日插上法国国旗，英军走尼罗河水路，九月十八日才到达。开始法国拒绝撤军，一八九九年三月二十一日英国向法国发出最后通牒，法国屈服，整个尼罗河盆地从此割让给英国。。一九一二年，我对这些上层人物一无所知，但和他们的模仿者倒是经常打交道的。非常喜欢黑社会的西拉诺，即阿塞纳·吕班阿塞纳·吕班是法国小说家莫里斯·勒布朗笔下的人物，神出鬼没的小偷典型，外表极有绅士风度。在勒布朗的很多小说中出现过。，但我不知道他之所以力大无穷，敢于冷嘲热讽，表现出十足的法国聪明才智，正是由于我们在一八七○年惨败丢脸的缘故。民族的好斗性和报复思想使所有的孩子都变成复仇者。我也跟大家一样成了一个复仇者。爱开玩笑和喜欢摆军人威风，这些战败者不可容忍的缺点吸引了我，我把流氓无赖先嘲笑一番才打断他们的脊梁骨。但战争使我厌倦了，我喜爱经常到我外祖父家来的温和的德国人，只对个人之间不公正的事情发生兴趣。在我没有怨恨的心中，集体力量起了变化，我运用集体力量来培养我的个人英雄主义。管它呢！反正我已被打上烙印了。在这动刀动枪的时代，我之所以荒谬绝伦地把生活看做史诗，因为我是失败国的子孙。作为彻底的无神论者，在我死亡之前，我将用史诗般的理想主义来补偿我本人没有遭受过的侮辱，补偿我本人没有忍受过的耻辱，补偿早已归还给我们的两省的失陷。
上个世纪的资产阶级永远忘不了他们观看的第一场戏，代表他们的作家自告奋勇记述当时的情景。幕布一拉开，孩子们以为身临宫廷之中，但见一派金碧辉煌，大红绛紫，炉火熊熊，浓脂厚粉，夸夸其谈，尔虞我诈，这一切使犯罪也显得颇为神圣。孩子们从舞台上看到贵族复活了，而贵族恰恰是由他们的祖父们杀害的，幕间休息时，层层楼座的观众给他们提供了社会的形象，人们把包厢里袒胸露臂的女人和活着的贵族指给他们看。孩子们回到家里，直着眼发愣，精神萎靡不振，但心中暗暗盘算着将来有朝一日也能主持隆重的场面，成为儒尔·法弗尔、儒尔·费里、儒尔·格雷维式的人物。儒尔·法弗尔（1809—1880），法国律师、政治家、国防政府成员（1870）。儒尔·费里（1832—1893），法国政治家，曾对小学教育做出过贡献，但他是法国殖民扩张的积极鼓吹者和组织者。儒尔·格雷维（1807—1891），曾任法兰西共和国总统（1879—1887）。我看我的同代人不一定讲得出首次看电影的日期，因为我们稀里糊涂地进入了一个与传统隔绝的世纪。这个世纪以它粗俗的举止与以往的世纪形成鲜明的对照，而新艺术，即庶民艺术，预示着我们的野蛮这种诞生在盗贼巢穴之中的艺术却被政府部门列入市集娱乐，以下等人的举止出现，使道貌岸然的人感到愤慨，这是娘儿们和孩儿们的娱乐。母亲和我是电影迷，但我们很少想到这种艺术，从来也不谈起：当人们不缺面包的时候，难道会谈论面包吗？当我们觉察到它的存在时，它早已成为我们生活的必需了。
下雨的日子，安娜—玛丽问我想干什么，我们久久犹豫不决，马戏场，夏特莱剧场，电力公司俱乐部，蜡人馆，不知去哪儿好，最后我们装出随便去一个地方的样子，决定到一家电影院去。我们打开房门，外祖父已出现在他办公室的门口，问道：“孩子们，你们上哪儿去啊？”我母亲回答：“去电影院。”他皱起眉头，母亲赶紧补充道：“去先贤祠电影院，很近嘛，只穿过苏弗洛街就行啦。”他放我们走了，但耸了耸肩膀。第二个星期四他对西蒙诺先生说：“您瞧瞧，西蒙诺，您是一个庄重的人，请您想想，我女儿居然带着我外孙去看电影，您理解吗？”西蒙诺先生用随和的语气回答道：“我从来不去电影院，但我的妻子有时倒是去的。”
电影已经开场了。我们跟着女引座员，跌跌撞撞摸着走，我感到自己像个偷渡者。在我们的头顶上方，一束白光穿过大厅，白光中灰尘在欢蹦乱跳，烟雾在翩翩起舞，空中鸣响着一架钢琴的声音二十世纪初的电影是无声片，放映时带有钢琴伴奏。，紫色的梨指太平门上的梨形灯。在墙上闪闪发亮，消毒剂的气味直冲我的嗓子眼。在这挤满人的夜晚，这些梨和气味弄得我迷迷糊糊，我仿佛在吞食那些太平灯，全身都充满了它们的酸甜味儿。我的背蹭过一双双膝盖，坐到一张吱嘎作响的椅子上，母亲往我屁股底下塞一条折叠起来的毯子，把座位垫得高高的。我终于集中注意力望着银幕，看见一片白垩般的荧光，密密实实的光线好似暴雨蒙住了闪烁的风景，自始至终不断下着大雨，甚至在大太阳下或在屋里室内也是大雨滂沱，不时一颗小行星似的火球穿过一位男爵夫人的客厅，而她却若无其事。我很喜欢这种大雨，喜欢这种在墙上发生的忐忑不安。钢琴师弹起了《芬格尔洞》序曲门德尔松所作的著名序曲之一，又名《赫布里底岛》。，观众都懂得罪犯快出现了。男爵夫人害怕得要命，她美丽的容貌变成炭黑色，最后让位于淡紫色的字牌：“上集完”。立刻一切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我在哪儿？在一所学校里？在一个机关里？一点儿装饰也没有，只见一排排折叠式座椅，座位下露出弹簧，四周的墙壁涂着赭石颜料，地板上到处是烟头和唾沫。大厅里乱哄哄的，人声嘈杂，观众大声说话，女引座员叫卖英国糖果。母亲给我买了一些，我把糖果放到口袋里，因为我还在咂摸太平灯的滋味。人们揉着眼睛，个个头昏眼花的样子，士兵是这样，本区的女佣人也是这样。一个瘦骨嶙峋的老头嚼着烟草，披散着头发的女工大声笑着，所有这些人都不属于我们的阶层，幸亏在这片黑压压的人头中不时出现令人欣慰的高筒礼帽，这才使人放下心来。
第五部分：文字生涯我讨厌繁文缛节
我已故的父亲和外祖父是剧院三楼楼厅的常客。他们对剧院中划分等级的繁文缛节兴致颇浓：当很多人聚集在一起时，应该按三六九等把他们分开，要不然就会鱼龙混杂，面目不清了。电影院则相反，观众混杂在一起，好像不是为了娱乐欢庆而是发生了一场灾难才聚集在一起的。在电影院里礼节被取消了，这反倒显露出人们之间真正的关系，即依附关系。我讨厌繁文缛节，喜欢聚集的人群。我看见过各种各样的人群聚集，但这样毫无掩饰，这样摩肩擦背不分彼此，这样如梦后初醒的状态，这样暗自意识到做人的危险，后来只有一九四○年在D区十二号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德国，D区集中营关押战俘中的下级军官和士兵。萨特被俘后曾被关押在那里。才重新感受到。
我母亲索性大着胆子带我去通俗喜剧院，例如基内拉马剧场，戏剧游乐园，滑稽歌舞剧院，戈蒙大剧院——当时人们称跑马场。我看过《小丑》、《幽灵》、《马西斯特的功绩》、《纽约的秘密》这四种均为根据侦探小说或惊险故事拍摄的无声电影，其中苏韦斯特（1874—1914）写的侦探小说《幽灵》最为著名。，但这些地方的金碧辉煌很令我扫兴。滑稽歌舞剧院，这个由剧院改建的电影院，硬是保留着原先庄严隆重的气派：直到最后一分钟金穗帷幕还挡着银幕，等重重敲三下地板方始开场，乐队演奏序曲，幕布升起，灯光熄灭。我很厌烦这种不伦不类的繁文缛节，这种发霉过时的排场，这一套讲究必然使剧中人物更加远离观众。在楼厅里，在顶层楼座上，我们的父辈受到刺眼的吊灯和刺鼻的天花板油漆的侵袭，绝不可能也决不愿意相信戏剧是属于他们的，他们只在剧院受到接待而已。至于我，我宁愿就近看电影。在本区放映场那种虽不舒适却人人平等的条件下，我悟出这种新艺术是属于我的，也是属于大家的。从思想上来说，我和电影艺术是同时代的产物：我七岁时，已经会念书；电影诞生已十二年，却还不会说话。听人说，电影方兴未艾，前程远大，我心想我们可以共同成长喽。我没有忘记我们共同度过的童年。当人们给我一粒英国糖果时，当一位妇女在我身边抹指甲油时，当我在外省旅馆厕所里闻到某种消毒剂的气味时，当夜间乘火车我仰望着车厢顶上的紫色照明灯时，我仿佛在眼里，在鼻中，在舌上重新感觉到这些早已消失的放映室里的灯光和香味。四年前，我经过芬格尔洞穴附近的海面，正遇上狂风大作，我仿佛听到了钢琴声。
既然无法接近神道，我便崇拜起魔法来：电影。电影的表象变化无常，我却反常地喜欢这种变幻莫测。这种涓涓细流似的连续不断，既是整体又是零星，由整化为零。我观看从一堵墙上掠过瞬息万变的幻景，万物的立体形状消失了，扰乱着我身心的一块块庞然大物的形状消失了。作为幼稚的唯心主义者，我为万物能这样无止无休地缩小而高兴。后来每当看到立体的东西发生移动和旋转时，我便想起银幕上图像的移动和变幻。我实在喜欢电影，连它平面几何的图像都喜欢。从黑白两色，我可想像出黑白本身所包含的其他五光十色，而且只肯跟内行的人略谈一二。我为看到了平日人们不愿让人看见的事物而欣喜若狂。更使我喜欢的是，我的英雄们自始至终一声不吭，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们并非哑巴，因为他们能使人明白自己的意图。我与他们通过音乐来沟通思想，音乐是他们内心世界的声音。被迫害的无辜女子通过音乐表达的痛苦比诉说或表演更为感人。她通过旋律深深打动了我，犹如道出她的肺腑之言。我通过银幕上的字母读到人物之间的对话，了解到她的希望和辛酸，但通过耳朵突然发现了她强忍着的悲痛。我受到了感染，这位在银幕上哭泣的年轻寡妇虽然不是我，但她和我，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灵魂：肖邦的葬礼进行曲足以使她的眼泪润湿我的眼睛。我仿佛成了预言家，却又什么也不能预言：叛徒出卖以前，他的滔天罪行我已经感觉出来了；当宫殿里还是一派宁静的时候，阴森森的和弦已经预示凶手快出场了。这些骑士、火枪手、警察，他们是多么幸福啊，音乐预告他们前程似锦，他们主宰着局势。一支连绵不断的乐曲水乳交融地陪伴着他们的一生，引着他们走向胜利或走向死亡，随后乐曲也逐渐消失。众人期待着英雄，他们是遇难的姑娘，将领，埋伏在森林中的叛徒，被捆绑在炸药桶旁的伙伴——他忧心如焚地眼看着引爆线在燃烧。引爆线在迅速燃烧，处女向劫持者绝望地反抗，英雄在大草原上骑马飞驰。所有这一切形象纵横交错，迅速异常，台下演奏着根据《浮士德的沉沦》改编的钢琴曲《沉沦》《沉沦》，指法国作曲家柏辽兹（1803—1869）所作的四章传奇剧乐曲。，琴声阴森凄凉，形象与音乐浑然一体，表现着一个东西：命运。英雄下马着地，熄灭了引爆线，叛徒向他扑去，于是展开短刀搏斗。决斗的波折紧密配合着音乐的铺展，其实都是一些假风波，掩盖不了人世间既定的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