矮小，我长得像父亲，仅此而已。她情愿在我八岁的时候还抱着我走，这样携带方便；我岁数长了，个儿仍旧矮小，但在她看来，也没有什么不合适的。然而当她看到谁都不邀请我玩时，她真心疼我，生怕我发现自己矮小而自惭形秽，其实我不尽然如此。为了挽救我失望的情绪，她装出不耐烦的样子说：“大傻瓜，你等什么呀？问问他们愿不愿意跟你一起玩。”我宁愿干最卑贱的事，也不愿丧失自尊去求他们。一些妇女坐在铁长椅上打毛线，她指着他们说：“你要我去跟他们的母亲说说吗？”我求她千万不要这样。她抓着我的手，我们离开了，从一棵树走到另一棵树，从一个人群走到另一个人群，始终是哀求的样子，但总是被排斥在外。黄昏，我回到自己的窝，回到精灵出没的圣地，沉浸在遐想中：我用咒骂和残杀一百个大兵来为我沮丧的情绪报仇雪恨。管他呢，反正事情进展得不顺利。
我的外祖父拯救了我：他无意中把我抛入了一场新的骗局，从而改变了我的一生。
二写作
夏尔·施韦泽从来不把自己视为作家。但到了七十高龄，仍对法语爱不忍释，因为他费了很大的劲才学会，而且还不能运用自如。他喜欢舞文弄墨雕词琢句，不喜欢吟哦咏诵，而他那不争气的语音语调却处处使他露怯。一有空，他便挥笔成章，很乐意为我们家和学校增添光彩，每逢佳日良辰写些应时作品：新年祝辞，生日祝愿，婚宴贺词，圣查理曼节献诗；独幕剧，猜字谜，限韵诗，顺口溜；开代表会时，即席赋四行诗，德文和法文同时并举。
初夏，没等外祖父结束课程，两位妇人和我，我们便出发去了阿卡雄。他一星期给我们写三次信，每次给路易丝写两页，给安娜—玛丽写一个附言，给我写一整篇韵文。为了让我更好地领略我的幸福，母亲边学边教我诗律。有一次她们发现我在乱写韵文回信，于是赶紧催我写完，并助我一臂之力。两位妇人发信的时候，想到收信人会惊奇得目瞪口呆，不禁笑得流眼泪。回程邮班给我送来一首赞美我的诗，我再以一首诗相答。这个习惯使外祖父和外孙之间结成了一条新的纽带，两人犹如印第安人或蒙马特区为妓女拉客的人，用妇女不懂的语言狼狈为奸。家人送我一本音韵词典，我便成了打油诗人。我给薇薇写情诗，这是一个金发小姑娘，总坐在她的长椅子上，几年以后死了。小姑娘对我的情诗满不在乎：她是一个天使；但公众广泛的赞美为我补偿了她的无动于衷。我后来还找到过几首这样的诗。一九五五年科克多让—科克多（1889—1963），法国著名多体裁作家：小说家，剧作家，诗人，文艺评论家。说过，除了米奴·德鲁埃，所有的孩子都有天赋米奴·德鲁埃是本世纪初一个不出名的女诗人，因早熟而没有得到正确的指导，天赋很快衰竭。显然，这里是科克多一句俏皮的反话。。一九二一年除了我，所有的孩子都有天赋，我写作纯粹是装腔作势，搞虚礼俗套，冒充大人的样子；我之所以写作，因为我是夏尔·施韦泽的外孙嘛。家人让我念拉封丹寓言，我不喜欢。拉封丹的韵文写得松松散散，我决定用十二音节诗重写他的寓言。这个创举超出了我的能力，我好像受到嘲弄，从此不再赋诗。但我已是离弦之箭，干脆放弃韵文，改写散文。我不费吹灰之力就把从《唧唧叫》中读到的引人入胜的奇遇进行再创造，笔录下来。该是我从虚无缥缈的幻想中走出来的时候了。在神奇的遨游中，我想达到的却是现实。母亲经常一边目不转睛地看着乐谱，一边问我：“普卢，你在干什么？”我有时打破沉默回答：“我在演电影呢。”确实，我千方百计想像出种种镜头，让这些镜头在真的家具和真的墙壁之间再现，如同银幕上荧荧闪烁的镜头那样明晰可见，结果白费了力气。我不能无视我的双重虚假：我假装一个假装英雄的演员。
我乍学创作，下笔成文时，真是欣喜无穷。依然是冒名顶替，但我说过，我把文字看做是事物的精髓。看到我细小而潦草的字像萤火虫似的在黯淡无光的物体上闪烁爬行时，我兴奋得无以复加：想像的事物成了现实。一只狮子，一名第二帝国的上尉，一个贝督因人贝督因人，居住在北非和西亚的一个游牧民族。，他们稀里糊涂地被命名后进入餐厅，从此永远受禁，化为文字符号。我自以为用钢笔尖把我的梦想铭刻在人间了。我要来一个本子，一瓶紫色墨水，在封皮上写道：“小说簿”。我把第一个写完的本子定名为《寻蝶记》。一个学者和一个强壮的年轻探险家以及学者的女儿逆亚马逊河而上，寻找一种珍贵的蝴蝶。内容，人物，探险的细节，甚至故事的标题，全部是从上一期季刊的一篇连环画借用的，这是肆无忌惮的抄袭，却替我解除了一切不安：既然我没有作任何杜撰，那么我写的一切必然是真实的。我并不奢望出版，但竭力使自己相信已出版的正是我要写的作品，我不写楷模以外的东西。我认为自己是抄袭者吗？不，我认为自己是独创一格的作者：我做了加工和润色呀。譬如，我想到了改动人物的姓名。这些细微的改变使我有权混淆记忆和想像。现存的句子以崭新的面貌在我头脑里重新组合，稳稳当当，井井有条，这就是所谓的灵感。我把这些句子誊写下来，在我眼前展现出密密匝匝的东西。如果人们普遍相信，作者灵感来临时已在内心深处变成另一个人，那么我七八岁的时候就认识灵感了。
我从来不完全相信“自动写作”超现实主义初期的写作方法，即快速地、不假思索地写作，以抒写“潜意识”。，但非常喜欢这种写作游戏，我是独生子嘛，可以自个儿玩耍。我不时搁下笔，装作犹豫不决的样子，双眉紧锁，目光恍惚，竭力使自己感觉到是一个作家。再说，出于赶时髦，我醉心于抄袭，甚至有意走极端，下例可资印证。
布斯纳路易·布斯纳（1847—1910），法国小说家，以写惊险小说著称。和儒勒·凡尔纳总是不失时机地给人传授知识。他们在最关键的时刻中断故事，着重描写一株毒草，一座土著人居所。作为读者，我跳过这些专题技术性描写；作为作者，我的小说充斥了这类东西，我认为要向我的同代人灌输所有我不知道的东西：富埃吉富埃吉是南美火地岛南部的一个地名。人的风俗，非洲的植物，沙漠的气候。蝴蝶采集者和他的女儿遭到意外，不幸分离了，后来意外地乘坐一条船，一起在海上遇难，他们紧紧抓住同一个救生圈，不约而同地抬起头，喜出望外，一个喊“爸爸”，一个喊“黛西”。不幸，一条角鲨在周围转来转去，寻找鲜肉，越来越靠近父女俩，鲨肚在浪花间闪闪发亮。遇难者能死里逃生吗？我去找《拉罗斯大词典》Pr—Z卷，吃力地搬到书桌上，熟练地打开所需要的那一页，逐字逐句地一行行抄袭：“鲨鱼遍及热带大西洋，这种大海鱼嗜食，长达十三米，重达八吨……”我慢条斯理地抄写，懒洋洋而津津有味，感到高雅的程序已跟布斯纳相等；由于还未找到办法拯救我的主人公，我乐于沉浸在惴惴不安之中。
这种新活动注定也是一场滑稽戏。母亲对我鼓励有加，领着人到餐厅观看少年创作者伏案写作。我装作聚精会神，全然未注意到欣赏者在场。他们一边踮着脚退出去，一边轻声说我可爱、迷人至极。爱弥尔舅舅送给我一架小打字机，但我不曾使用过；皮卡尔夫人给我买了一个地球仪，供我环球旅行，不至于搞错路线；安娜—玛丽把我的第二部小说《香蕉商人》誊抄在铜版纸上，传播了出去。甚至妈咪也鼓励我，她说：“至少他乖了，不吵闹了。”幸而这种认可因受到外祖父的反对而被推迟了。
第五部分：文字生涯“养尊处优”的年代
卡尔从来不允许我看他所谓的“低劣的读物”。母亲向他禀报我已开始写作，起先他非常高兴。我猜他希望我写的是我们家的编年史，一定是妙趣横生，幼稚可爱。他拿起我写的本子，翻阅了一番，撅撅嘴，离开餐厅，对我热衷抄袭报刊上无聊的东西大为恼火。自此之后，他对我的作品漠不关心了。母亲十分伤心，但执著地在他不防备的时候让他读《香蕉商人》。她等到他换上便鞋，在安乐椅上坐下，当他双手扶膝，眼睛冷冷凝视前方，静静养神的时候，她抢走我的手稿，漫不经心地翻阅，突然受到感染，自个儿格格发笑，最后情不自禁地把手稿递给我外祖父：“爸爸，你看看嘛！有趣极了。”但外祖父用手推开本子，或者看上一眼，没好气地挑剔我的书写错误。母亲慢慢害怕起来，既不敢赞扬我，又恐怕我难过，干脆不再读我的作品，闭口不谈了事。
我的文学活动虽然得到许可，但已受到冷落，处于半地下状态。然而我仍旧兢兢业业，无论课间休息、星期四当时法国小学星期四不上学，现在是星期三下午放假。、假期，或者有幸得病躺在床上，从不间断写作，记得病后初愈是我美好的时刻。我用的是一个红边黑皮本，像织挂毯一样不断地拿起又放下。我不怎么演电影了，小说代替了一切。总之，我写作是为了取乐。
我把故事情节写得复杂起来，加进了错综复杂的插曲，把我所读的东西倾箱倒箧，好的赖的，一股脑儿塞进去。故事的进展虽然受到影响，但这对我倒是一个收获，因为不得不在情节之间外加衔接。这样一来，我抄袭的程度反而减少了一些。再说，我已具备两重性。前一年我“演电影”的时候，扮演我自己，把整个身心投入想像，不止一次真以为自己全部陷进去了。当上作者，主人公仍旧是我，即在他身上倾注了我史诗般的梦幻。同时，我和他又是两个人：他不叫我的名字，我讲到他时只用第三人称。我不再借给他举止，而用文字替他塑造一个身子，如见其人。这种“间隔”的结果有可能使我胆战心惊，其实不然，反倒使我十分高兴：我乐于是他，但又不完全是他。他是我的玩偶，我高兴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对他严加考验，在他的胁部捅一长枪，然后照料他犹如母亲照料我，医治他犹如母亲医治我。我所喜爱的作者们多少还知道羞耻，一般中途适可而止，不走极端，甚至泽瓦科米歇尔·泽瓦科是前面提到过的《帕达扬一家》的作者。书中的勇士也从来不跟二十个以上的恶棍对垒。我却把惊险小说写得更加惊险，干脆抛开真实性，把敌人增加十倍，把危险增加十分。《寻蝶记》中的年轻探险者为拯救他的未婚妻和未来的岳父，跟鲨鱼群浴血奋战了三天三夜，最后大海变得一片血红。还是这个勇士，受伤后，逃出一个强盗所围困的大农场，双手捂着肠子，穿过沙漠，在向将军当面禀报之前，决不肯让人家缝合他的肚子。稍晚些时候，还是这个勇士，改名叫格茨·冯·贝里欣根，单枪匹马打败了一支军队。一个人对抗所有的人，这是我的准则。我这种阴郁而崇高的幻想来源于我清教徒似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生活环境。
作为英雄，我向暴君作斗争；作为造物主，我使自己成为暴君。我从无害变成伤人。有什么东西能阻止我挖掉黛西的眼睛呢？我可以像拔去一只苍蝇的翅膀那样挖掉她的眼睛。我的心怦怦直跳，一边写道：“黛西用手捂住眼睛：她瞎了双眼。”我感到恐惧，把笔搁下：我制造了一个不可挽回的小事件，使我的名誉颇受影响。我其实并不残忍，这不，我反常的乐趣立即变成恐惧。我吊销了所有的政令，用笔大涂特涂，使人无法认清，于是姑娘双眼复明，或干脆让她从未失明，但这个反复久久留在我的记忆里：我当真不安起来了。
小说中的世界也使我不安。有时候，我对写给孩子们看的冲淡了的屠杀场面感到厌倦，索性信笔写去，便在焦虑中发现各种恐怖事情都有可能出现。我发现一个面貌狰狞的世界，它恰恰否定了我强大无比的王国。我心想，一切都可能发生啊！这就是说，我能够想像一切。我哆嗦着，时刻准备撕掉自己的稿纸：我写下了不可思议的暴行。如果我母亲碰巧在我背后读到了，她一定会像抓到什么似的惊恐地大叫起来：“多么可怕的想像啊！”她会轻轻咬着嘴唇，想说话而又不知道说什么，最后突然逃走了之：她的逃跑只能加剧我的焦虑。但是这跟想像没有关系。十恶不赦的暴行不是我发明创造的，而是像其他事情一样，在我记忆中发现的。
那个时代，西方世界死气沉沉，正是人们称之为“养尊处优”的年代。资产阶级没有明显可见的敌人，于是乎乐于疑神疑鬼，风声鹤唳，有意寻找某种忧虑，聊以解闷儿。譬如招魂术，降神术。勒高夫街二号，即我们对面的那幢楼里，有人转桌子。外祖母说，对面五楼占星师家干这事。有时她叫我们观看，我们赶巧看到几双手摁着独脚圆桌面，但有人走近窗口，拉上了窗帘。路易丝断言，这个占星师每天接待像我这种年龄的孩子，不过都是由母亲领去的。她说：“我亲眼看见他给他们做按手礼。”外祖父直摇头，尽管他反对这类名堂，但不敢嘲笑；母亲诚惶诚恐；外祖母破例地显得惊讶，不再抱怀疑态度。但最后他们达成了一致：“千万别介入，不会有好下场的！”当时流行神怪故事。持正统观点的报纸每周发表二三则神怪故事，以飨抛弃基督教信仰的读者，因为这些读者依然留恋着信仰的高雅。叙述者非常客观地报道某件令人惶惑的事情。这给实证主义提供了机会：事情不管怎样离奇，总包含着某种合理的解释吧。作者探求这种解释，发现后，忠实地向我们介绍，但立即巧妙地使我们意识到不足和浅薄。故事无非以疑问告终，让人寻味，但已足够说明阴间是存在的，这比直言阴间存在更令人生畏。
一天我打开《晨报》，不禁毛骨悚然。一则故事使我震惊，现在还记得标题：《树欲静而风不止》。夏日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