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得快，我那些假想的优越感化为乌有了。由于太受宠爱，我不肯否定自己；虽然由衷地佩服同学们，但不羡慕他们，心想等到我五十岁的时候，也会露一手的。总之，我晕头转向了，但并不苦恼。突如其来的慌乱使我十分卖力，但交的作业却一塌糊涂。外祖父为此大皱眉头，母亲赶紧求见我的班主任奥利维埃先生。他在自己的独身套间里接见我们，母亲运用了她悦耳的嗓音。我靠着她坐的椅子，一边听她说话，一边瞧着穿过窗玻璃上的灰尘透入的阳光。她竭力证明我的实际水平比作业要强，说我已经学会独立看书，开始写小说。等到讲不出别的论据，她便泄露我在胎里待满十个月才出世，因此比别的孩子成熟，好似烘炉里的面包，烤的时间较长，格外金黄松脆。奥利维埃先生专心听着，心软了下来。这主要多亏她的妩媚，而不是我的长处。他是一个瘦骨嶙峋的高个儿，秃头脑袋光得十分彻底，一双深凹的眼睛，蜡黄的皮肤，长长的鹰钩鼻下长着几根红棕色的毛。他拒绝给我单独授课，但答应“关照”我，我本无更多的要求。上课时我窥视他的眼色，他只针对我上课，这一点我十分肯定。我好像感到他喜欢我，我也喜欢他。几句好话，把什么都安排得妥妥当当的，我不费劲地成了一个较好的学生。外祖父看到我季考成绩单咕哝了几句，但不再想把我从学校领出来。五年级的时候，换了别的老师，我失去了优待，但我对民主已经习惯了。
第五部分：文字生涯游戏使我们“过度兴奋”
学校的功课很多，我没有时间从事写作，再说跟新朋友们交往后连写作的欲望也没有了。我终于有了伙伴。先前我一直被束缚在集体乐园之外，进去之后第一天就受到非常自然的接待，从此我不再离开。说实在的，我的新朋友们跟我比较近似，不像帕达扬那帮小伙子，尽叫我伤心，他们是走读生，宝贝儿子，用功的学生。不管怎么说，我兴高采烈。我过着两种生活：在家里我继续模仿大人；而孩子们待在一起的时候却又讨厌孩子气，这可真是些男子汉啦。我是这些人中的一个，每天放学我们结伴回家，马拉坎三兄弟，若望，雷内，安德烈，还有保尔，诺贝·梅尔，布兰，马克斯·贝科，格雷瓜，我们在先贤祠广场又跑又叫，这是最幸福的时刻：我脱下了家庭喜剧的伪装。我丝毫没有想到出风头，只是一股劲地应声嬉笑，重复那些口令和俏皮话。我不表现自己，而是顺从别人，仿效伙伴们的神情举止。总之，我只有一个强烈的愿望：跟他们打成一片。干脆，倔强，快活，我感到自己坚强如钢，解脱了生之多余的思想负担。我们在伟人旅馆和让—雅克·卢梭雕像之间的广场上玩球，the right man in the right place英文：各就各位。，真是各得其所，我成了不可缺少的了。不再羡慕西蒙诺先生了：我此时此刻守在我的位置上，梅尔向格雷瓜做传球的假动作时，会想到我以外的另一个人吗？这种迅如闪电的直觉使我发现了我的不可缺少性。相比之下，我以前那种奢求荣耀的梦想是多么乏味和丧气啊。
不幸，这种直觉来得快，去得更快。如我们的母亲们所说，我们的游戏使我们“过度兴奋”，有时把我们各组混成一个统一的小群体，把我整个吞没了。不过，我们忘记父母的时间不长，他们无形的影响使我们很快重新陷入动物群那种共同的孤独感中。我们的团体没有目的，没有终点，没有等级，在完全融合和并列之间游移不定。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彼此坦诚相待，但不能抵制外界使我们产生的相互看法，毕竟各自属于某些狭窄的、强大的和原始的群体。这些群体创造出蛊惑人心的神话，以讹传讹，硬要我们接受。我们这些孩子娇生惯养，思想正统，感觉灵敏，好动脑筋，害怕混乱，厌恶暴力与非正义。在一起也罢，分散开也罢，反正我们心照不宣地确信世界是为我们服务而创造的，我们的父母皆是世界之精华，所以我们切记不冒犯任何人，甚至游戏的时候也保持彬彬有礼。冷嘲热讽是严格禁止的。如有人发火，大伙儿立即围上去劝他平静下来，迫使他道歉，让—马拉坎或者诺贝·梅尔代表他的母亲训斥他。所有这些夫人互相都认识，而且互相毫不容情：她们互相转告我们的话、我们的批评、我们每个人对其他人的看法，但我们这些做儿子的却对她们的反应闭口不谈。有一天，我母亲看望马拉坎夫人回来后非常生气，因为马拉坎夫人直截了当地对她说：“安德烈觉得普卢尽找麻烦。”我对这个说法没有介意，这是母亲们之间的闲谈而已。我对安德烈没有记恨，对他只字未提。总之，我们尊重所有的人，富人和穷人，士兵和百姓，人类和畜生。我们只瞧不起包饭的走读生和寄宿生：准是他们作恶多端，他们家才对他们弃置不顾：或许他们的父母不好吧，但这个理由站不住，因为父亲是按儿子的品行区别对待的。傍晚四点，自由的走读生放学之后，公立中学便成了为非作歹之地。
如此小心谨慎的友谊总间隔着冷却的时期。假期我们分手时，并无遗憾。不过，我很喜欢贝科。他也是寡妇的儿子，有如我的兄弟。他漂亮、脆弱和温存。我不厌其烦地欣赏他梳成贞德式的黑色长发，但主要因为我们俩有着共同的骄傲。我们无书不读，躲在学校风雨操场指雨天可以活动的带顶棚的操场。的一角谈论文学，就是说无数次津津有味地列举我们所摸过的著作。有一天，他古怪地瞧着我，推心置腹地对我说他想写作。后来我们俩到修辞班当时法国公立中学中仅次于哲学班（即毕业班）的最高班。时又分在一起，他仍旧很漂亮，但得了肺病，十八岁上死了。
所有的孩子，包括文静的贝科，我们大家都非常喜欢贝纳尔。这是一个胖胖的、怕冷的男孩，活像只小鸡。他的好名声一直传到我们母亲的耳朵里。她们略有不快。由于无法使我们讨厌他，她们干脆不厌其烦地让我们以他为榜样。请看我们不公正的程度吧。他也是包饭生，我们却喜欢他，在我们看来，他是名誉走读生。傍晚在家灯下，我们惦记这位传教士，有他在丛林里教化这帮寄宿野人，我们感到宽慰。话说回来，寄宿生也十分敬重他。我现在已记不清这种一致的赞赏出自什么原因。反正他温存，和气，灵敏，除此之外，主要因为他是班上第一名。再则，为了他就学，他母亲节衣缩食。我们的母亲不跟这位女裁缝来往，但她们对我们说起她，往往为的是让我们掂量母爱的伟大，可我们想到的却是贝纳尔，他是这位不幸妇女的温暖和快乐。末了，大家对这样善良的穷人同情备至。不过，这还不足以说明问题。另外一个原因是，贝纳尔跟我们若即若离，他总戴着一块羊毛大围巾，和蔼可亲地向我们微笑，但很少说话。我记得有人不许他加入我们的游戏。在我，他由于身体虚弱不能跟我们玩，更引起我的敬意。他好似被置身于玻璃柜里，隔着玻璃窗向我打招呼致意。但我们不接近他，我们之所以喜欢他，是因为他生前已像一个象征符号一样隐退了。儿童是遵守习俗的，我们看他十全十美到了无个性的程度而对他十分感激。他跟我们聊天的时候，语言浅显，很合我们的口味，让人高兴。我们从未见他发过火，也没有过度兴奋。上课的时候，他从不举手，但要是问到他，他言必有理，既不犹豫，也不卖力，恰如其分地吐出真言。他使我们这帮得天独厚的孩子惊讶不已。因为他是最优秀而不是得天独厚的。那年月，我们大家都是不同程度的丧父孤儿，这些父亲先生不是死了就是上了前线，至于留下的男人，都已精疲力衰，丧失了男子气，竭力让儿子们忘却他们。那是母亲统治的时代，而贝纳尔恰恰为我们体现了母权制消极的美德。
那年冬天，贝纳尔死了。孩子和士兵是不关心死人的，但我们足有四十个人聚集在他的棺材前哭泣。我们的母亲们参加了守灵，坟墓上铺满了鲜花，鲜花之多，使我们把这起死亡看成是那年颁发的超优奖。再说贝纳尔平时不声不响，好像没有真死，仍活在我们的周围，我们隐隐感到他神圣的存在，我们的品德起了一个飞跃。我们热爱自己的死者，低声谈论他，这是一种带伤感的乐事。或许我们也会像他那样过早地死去。我们设想着母亲的眼泪。感受到自己的珍贵。我在说当年的梦话吗？反正我模糊地记得这是一件难以忍受的事。明摆着，这个女裁缝，这个寡妇，失去了一切。想到这一层，当时我是否感到恐怖呢？是否隐约看到邪恶呢？是否觉得上帝不存在呢？是否猜到世道艰难呢？我认为是的。要知道我对自己的童年采取否定和遗忘的态度，并认为我丧失了童年，所以，我肯定上述的感受，否则为什么贝纳尔的形象会引起我如此清晰的痛苦的回忆呢？
第五部分：文字生涯新交中断了我的苦思冥想
几个星期之后，五年级A甲班A班是拉丁文班，偏重文史哲。甲班即优秀生班。发生了一件奇特的事情。我们正在上拉丁文课，门突然打开，贝纳尔在门房的陪同下进来向我们的老师迪里先生致敬，然后坐下听课。从他的铁架眼镜和围巾，从他略钩的鼻子和小鸡似的怕冷的样子，我们大家断定他是贝纳尔。我心想，莫非上帝把他还给了我们不成？迪里先生好像跟我们一样，不胜诧异。他停止讲课，喘着气问：“你的姓名？身份？父母职业？”他回答道，包饭生，工程师的儿子，姓尼赞，名保尔—伊夫。我最为吃惊。课间休息时，我主动接近他，他也作了反应，从此我们结下友情。一个细节使我感到这个人不是贝纳尔本人，他比贝纳尔丑陋：尼赞患斜视症。但注意到这一点为时已晚，我已经喜爱上尼赞的外貌所体现的善良，以致喜爱上他本人了。我上了圈套，崇尚美德的习性导致我喜爱丑八怪。说真的，假贝纳尔并不坏呀；他代替真贝纳尔活着；所有真贝纳尔的长处他都有，不过已衰退。贝纳尔的矜持，到他身上变成掩饰。当他被强烈而消极的冲动压倒时，他不喊叫，只是气得脸色煞白，结结巴巴语不成章。这不，我们视为温存的情感只是暂时的麻醉。他嘴里吐出的不是真知灼见，而是愤世的、轻率的客观言论。我们听起来不顺耳，因为我们很不习惯。他跟我们一样，自然敬重他的父母，但惟有他，谈起父母时带讽刺的口吻。在课堂上，他不如贝纳尔那样才智横溢，但读过许多书，并渴望写作。总之，这是一个全面发展的人，在我看来，把他跟贝纳尔相提并论不足为怪。尼赞跟贝纳尔的酷似使我着迷，我弄不清是应该赞扬他提供了美德的外表，还是责备他只有美德的外表。我总是要么盲目地信任，要么莫名地怀疑。我和尼赞成为真正的好朋友只是后来的事，中间相隔了很长的时间。
这两年发生的事情和结识的新交中断了我的苦思冥想，但没有根除。其实在骨子里没有起任何变化。成人在我身上所寄托的重任，我虽不去想它了，但继续存在，并侵蚀了我的身心。九岁那年，哪怕在最放纵胡闹的时候，我还能自我检点。十岁上，我已经忘形了。我跟布兰跑跑跳跳，跟贝科、尼赞促膝谈心，在这种时刻我的假想使命自流了，自成一体躲到我的阴面，不让我看见，却操纵着我，对一切的一切施加影响，越过我，使树木低头，使墙壁让路，使天空弯腰。我视自己为大王，竟疯狂地信以为真。我的一个分析学家朋友说，这是性格性神经症。他说得对，一九一四年夏至一九一六年秋，我的使命左右了我的性格，我的妄想离开了我的大脑，注入了我的骨髓。
在我身上没有发生任何新的变化。我发现我原先扮演的和预言的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惟一的区别是我不知不觉地、不声不响地盲目行事。先前，我通过形象想像一生，从死亡看到我的出生，我的出生把我推向死亡，自从抛弃生死转化的看法后，我自身成了生死交替的实体，在两极之间颠簸，每一次心脏跳动就是一次死亡和再生。我未来的永存变成我具体的未来，每个瞬间跟永存相比都显得微不足道，因此在我最专心致志的时候，对永恒的想念使我分心，使充实变得空虚，使现实变得轻浮。永存从遥远的将来驱散我嘴中的甜腻，消除我心头的忧和乐，但挽救了最无所作为的时刻，因为这个时刻来得最晚，使我进一步接近永存。永存给我赖以生活的耐心，我再也不想一下子跨过二十年，然后草草越过第二个二十年，再也不设想我遥远的登峰造极的日子，我等待着。我一分钟一分钟地等待，因为每一分钟引来另一个一分钟。我泰然自若地生活在刻不容缓的时间列车上，时间推我一直向前，把我整个几卷走，势如破竹，锐不可当。真是如释重负！以前我的日子天天一个样，有时不禁生疑，我是否注定要过千篇一律的倒退日子。现在，日子本身没有起多大的变化，还是照旧哆哆嗦嗦地消逝。但是我，日子在我身上的反映起了变化，不再是时间朝我静止的童年倒流，而是我，好似奉命射出的箭，穿破时间，直飞目的。
一九四八年在乌特勒支乌特勒支，荷兰历史名城。三十年战争结束后，曾在此签订《乌特勒支和约》。，冯·列纳教授让我做投射测验。一张图引起了我的注意，上面画着一匹奔驰的马，一个行走的人，一只高飞的鹰，一艘前进的艇；受测验者应指出哪个画面给予他最强烈的快速感。我说：“小艇。”然后，我好奇地观察这个我突然选中的画：小艇仿佛腾空而起，霎时间凌驾在停滞的湖水之上。我很快明白了这个选择的理由：十岁的时候，我好像感到自己如艏柱似的冲破现时的束缚，腾空而起，从此我开始奔跑，现在仍在奔跑。在我看来，决定速度快慢的不是在一定时间内跑过的路程，而是起跑突破的力量。
二十多年前的一个晚上，吉亚科梅蒂吉亚科梅蒂（1901—1966）